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1918年11月7日,自***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梁漱溟亦两度欲自***,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家庭是圃,孩子是苗。家风如雨点,它随风潜入夜,润雨细无声,小苗只有在雨露的滋润下,才能健康成长。孩子只有在优良家风的熏陶下,才能出类拔萃。最近,随着“家风”一词火了起来,脑海中不禁涌现出爸爸妈妈教育我的一幅幅景象。
小时候,每次上学校之前,妈妈总爱叮嘱我几句:“孩子,妈妈生怕我在课堂上走神,老是有事没事给我上“教育课”,讲一些经典的故事,教育我遇事要宽宏大量,在学校要和老师、同学和睦相处,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和其他人发生冲突。在妈妈的谆谆教诲之下,我基本上没有和老师、同学发生过矛盾。
爸爸爱给我讲很多关于他当年上学的`经历,告诉我:“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能坚持下来的。你要从小学会能自力更生,否则不能干成什么大事!”爸爸还教导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有经历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环境,才能造就真正的人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方可出类拔萃。也许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吧,我想。
现在,我已经步入高年级,快成为一名初中生,早已养成了乐于助人、艰苦朴素等好习惯。仔细想想,这些都和我们家的家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妈妈还是在每次去学校之前给我上“教育课”,爸爸还是时不时在饭前饭后给我聊聊关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非常乐于聆听他们的一言一语,因为那正是我们家的好家风。
我一直在想,树立端正的家风,继承优秀的家规和家训,是值得弘扬的民族文化。如今社会一些不良习气已逐渐退出人民的视线,“正能量”得以传递,如再加上优良家风以打造,那么咱们社会的风气将会更加纯洁,人民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国家的未来将会更加繁荣昌盛!
在清末乱世里,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救国路线,并积极努力奔走,反对袁世凯复辟,反对张勋复辟,不惜与老师康有为决裂,力争将中国引向民主共和之路。
虽然他一生都积极参与政治,但他教育子女却十分注重学术营养,其子女们从不参政,个个都在学术领域做出了伟大的成绩。这是最值得如今官二代富二代的父母们参考学习的事。
梁一生都在为救国奔走,正气凛然,坚守原则,绝不只为稻粱谋。可惜不能遵守生活规律,以致才50余岁就患尿毒症,最终因手术失误过早逝世。
梁启超,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导师,政治界引路人,学术界大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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