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让我清楚的了解到“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但“敬业与乐业”的前提下必须“有业”,没有它,“敬业与乐业”就无从谈起,没有“有业”,“敬业”哪来的“乐业”之说!
在梁启超的这篇演讲中,只要论述的是“敬业”与“乐业”的相互关系。“业”的内容很广泛,不能仅局限于某种职业,他还应该包括生活中我们所从是的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业。成人的工业是“业”,学生的学习是“业”,保卫国家也是“业”,助人为乐还是“业”等等。
其中,“敬业”里边写道:“主一无适便是敬”,那是引用朱熹的话,让我真真正正认识到凡做一件事,将全部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就是所谓的“敬”,那我们作为学生的忠于学习也是所谓“敬”的一种体现?接下来的一句话“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让我联想到这样“天地间第一等人”——清洁工,他们每天起早摸黑,不怕苦,不怕累,总是满怀热枕地认认真真做好自己本分以内的事情,这种脚踏实地,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敬业的背后还隐藏乐业的这种角色,有的人说“做工好苦”,难道不做工就不苦吗?人的一生,还不都是先苦后甜;则有先甜后苦的,多数是无业游民,他们的日子更难过,这也苦。做工苦,不做工也苦,劳苦总是免不掉的,须知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在此,汤做你们问我读书苦不苦,我一定会说苦,但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正所谓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知。”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趣味,生活才有价值。这即是乐业,人类理想的生活。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1918年11月7日,自***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梁漱溟亦两度欲自***,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清末乱世里,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救国路线,并积极努力奔走,反对袁世凯复辟,反对张勋复辟,不惜与老师康有为决裂,力争将中国引向民主共和之路。
虽然他一生都积极参与政治,但他教育子女却十分注重学术营养,其子女们从不参政,个个都在学术领域做出了伟大的成绩。这是最值得如今官二代富二代的父母们参考学习的事。
梁一生都在为救国奔走,正气凛然,坚守原则,绝不只为稻粱谋。可惜不能遵守生活规律,以致才50余岁就患尿毒症,最终因手术失误过早逝世。
梁启超,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导师,政治界引路人,学术界大鳄。
高中时,我是学文科的,其中有一门课程就是历史。也是从历史书上知道了梁启超。知道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历史事迹主要就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以及后来的君主立宪制等,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当然,还有就是语文课本中学到的《少年中国说》,这些都是些零碎的片段,对梁启超这个人根本不了解。总以为他对历史的发展没有起到很重大的作用,特别是他的君主立宪主张,与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比起来,简直就是反面代表。
但今天看了刘老师推荐的凤凰卫视制作的《回望梁启超》,才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才认识到,梁启超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文化、宗教、翻译、文艺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主张开民智、养民力、振民气,铸造新国民、建设新国家的"新民学说"极具前瞻性,对现在的中国仍具有指导意义”。
当然,这还得感谢刘良华老师的教育指导,让我知道了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要学会思考。也让我对历史研究有了一定的兴趣,也不再盲从。
近来读《梁启超家书》,感触颇深。这本书上接《曾国藩家书》,下启《傅雷家书》,是传统家教与现代家教结合的典范。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现在中国人很忙,尤其中国的爸爸更忙,忙什么?忙着赚钱,赚钱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当忙碌的父母以忙碌为借口把孩子推给学校、推给老师,推给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忽略了家庭的教育,孩子慢慢产生问题并堆积到一定程度爆发出来时,忙碌的父母才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要参与对孩子的教育时发现为时已晚,并不是所有的树木能做到“树大自直”的,已经弯曲的树不是花钱就能正过来的。家庭教育的缺席尤其是爸爸在教育上已经缺席了很久,总说自己忙的爸爸们,不妨看看梁启超,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挣钱养家就是合格的爸爸吗?忙不是理由,世界上最忙的工作应该是美国总统,可奥*马也陪孩子吃饭遛狗,管孩子学习起居。所以说,时间不是问题,观念才是问题。
之前对于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仅仅限于近代的变法革新运动“公车上书”,在讲授这课时也仅仅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关注他。慈溪太后戊戌政变后,戊戌六君子被***害,梁启超之后开始流亡日本,之后的事大略了解了一些,对这个人物并不深入了解,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他只是一个政治标签,看了这本书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忧国忧民,勤奋著书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从自己的社会际遇和阅历出发,以独特的教育方法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女上,使九个子女各有所成,堪称中国家庭教育的开楷模。
在9个成年的子女个个成才,其中三人当选院士。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思懿,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这本书中的家书也是节选的一部分,在这些给他孩子的书信中,我看见的是一位对儿女殷殷期盼的'慈祥和蔼的父亲,虽然一年到头天南地北的跑,跟儿女相处时间不长,任教、演讲、著书立说,忙碌异常,但是他从未因为忙碌而放弃对儿女的教育。他不仅仅在金钱方面给孩子以支持,更关注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不仅注重学习,更注重孩子们修身和养性。孩子成绩不理想时他没有打击施压,而是细心开导。如次女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英文有些困难,一次考试在班上得了第十六名,为此极不痛快。梁启超得知后写信鼓励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这些书信是一个教育家爸爸的教子良方,也是一部关于子女修身、养性、齐家的立世箴言。
在政治上,梁启超或许确实不算成功,但他的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却让他成了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梁启超一直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对每个孩子的特点梁启超都会用心揣摩、体察,因材施教,对他们的前途做出周到的考虑和安排,然后,还会反复征求孩子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如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1927年8月,思庄读大学已一年,该选具体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叙说。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梁思礼提起父亲的教育,曾说:“父亲的教育思想及方法对我的哥哥和姐姐影响较深,他一生精心指导子女,细心进行教育,对孩子没有太多的苛求只是鼓励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方向”。面对职业的选择,又有几个父亲能做到梁启超这样。所以梁思成说:“父亲的‘遗传和教训’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与成绩相比,他更关注孩子的的心性、志趣、健康、幸福。梁启超教育子女褒多于贬,以鼓励为主,尤其强调生活的趣味。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写信告诫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事实上,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在梁启超的父爱里,只有子女,没有自己。他对孩子的任何帮扶劝导都是以对方的终身幸福为考虑的,正因如此,在他看来,学业成就,远不如心性、志趣、健康、幸福重要。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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