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分类方法本身就是他采取的研究范式的体现,陈望道在《发凡》第一篇的结尾声明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修辞学,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而“内容”本身又常为“立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所决定,任何“内容”都能产生各自的形式,而不是视原先的修辞概念为“有标记”的,而原先的白话概念为“无标记”的零形式,具体到这个分类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陈望道提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两大分野是难能可贵的,“没有修辞就没有任何表达”,在这里他赋予了各种“内容”同样的地位,即使是所谓“粗俗”的市民口语,也没有任何理由比积极修辞低级,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并不需要使用过多的积极修辞,只有所谓“平淡乏味”的修辞能帮助它们很好地适应情境与题旨,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嘲笑它们的语言“低级”呢?
这是与原先的文辞本位相对的,从语义上看,修辞义为修整文辞,陈望道“消极修辞”的提出破除了这一观念,这里有两点积极意义,首先,旧有的纯粹雕琢形式的修辞不再成为少数人所享有的技术手段,而只不过是适应情境与题旨的工具而已,于是修辞学中雕琢词句的“美感”便让步了,语言修辞与表达真正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能力,或许不应有人为自己不加修饰的“低等”语言而遗憾。在第一篇中,陈望道明确提出自己的几个写作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消灭歧视,“将一切歧视文言口语的偏见立时消灭”,同时希望治疗两种病症,一是屑屑模仿病,一是美辞堆砌病,应该说,这在1932年语言新旧更替的中国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其次,这种让步给了言语更广阔的介入社会的空间,言语的目的在于适应情境与题旨,这就至少为语言的使用打开了两条通道,一方面失去修辞学束缚的言语可以径直走向萨特的“介入”,着眼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本身,完全投入对情境与题旨的高度参与,一些原先相对弱势的言语不需要汲汲于用旧“修辞”武装自己,而是可以直接投入战场。另一方面与萨特相对,巴特的零度写作也有了一定的反思基础,各种不同的言语与意识形态直接相连,修辞与否的准绳被打断后,不再有关于优秀语言的单向度的评价标准,反思的矛头便能够直接对准各种话语本身,亦即对准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具有超出修辞学本身的积极意义。
又称激问、反诘、诘问。用疑问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用肯定形式反问表否定,用否定形式反问表肯定,只问不答,答案暗含在反问句中。
作用:加强语气,发人深思,激发读者感情,加深读者印象,增强文中的气势和说服力。
加强语气,突出了什么,表达作者某情感。
我呢,难道没有该责备的地方么?
举例: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秋日的雨,向来绵长,又带有丝丝凉意,预示着冬天的来临,实在不讨人喜欢。不若春雨知时节,润物而细无声,不若冬雪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胜景,带来的,只有恼人的愁思罢了。
我突然想起我家的仙人掌来,它自是不怕这秋天的,连我半月不浇水都忍受得住,怎会怕这小小的秋雨。只是那年它就怕了,秋风挟着秋雨,染得天地都变了色,它本就单薄的身子再也支撑不住,无力地倒下了,倚在花盆沿上,一副垂死的模样,苟延残喘着。
我本就不喜欢它的样子,此后更加厌恶起它来。它拼尽了力在贫瘠的土壤中长成了这么个头大身子小的奇怪模样。可我不喜欢它,一点也不。我常常懒于给它浇水,甚至,索性将它丢在了角落里。
这卑微的植物,你不是满身都长着细细长长的刺吗,怎么,竟妄想以此来保护自己?
过了很久,突然发现,它已不再是当初的颓唐模样,略略有了些生机。暗红的刺,稍大了些的身子多了几分绿意。甚至,还钻出了几个小仙人掌球,嫩嫩的',绿绿的,新生儿一般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比它们的母亲要可爱的多。
不久,小仙人掌球挂的更多了。
“把它们弄下来吧。”妈妈说。
听到这话,我并没有什么行动,只站在阳台上,享受着明媚的阳光。我知道,它们的母亲一定很辛苦,忙着汲取养料,喂养这一群伏在它身上的小宝贝。它大概会有些力不从心吧。但我还是有一些别的打算,不想把它们弄下来,毕竟这样会好看些。
我做了一个令我后悔的决定。
我本知道结果的。
但我还是……
再看时,仙人掌球已是挂了十几个了,一个一个,更加的充满生机,更加的可爱了。只是它们的母亲,已是完全不行了,它再没有开过花,作为一颗会开花的仙人掌,这是一个太大的悲剧。它身上像蒙了一层灰一样,是暗绿色,它病了,或许再也好不了了,它将所有的养分都给了自己的孩子,可它自己呢,它为何不考虑一下自己,它不该如此的。
可它又如何放弃呢,一个一个,都是它的孩子,它的宝贝啊,它怎能放弃?它,是一个母亲啊。
在这绵长又带有丝丝凉意的秋雨中,我想起了那个伟大的母亲,想起了它的美丽与勇敢,柔弱与坚强,想起了我的母亲以及天下所有的母亲:
她们,如春雨一般,润物而细无声,纵秋风秋雨如何的愁煞人,依旧如初,用绵绵爱意,催开孩子的幼小心扉。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