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梁启超家书》,感触颇深。这本书上接《曾国藩家书》,下启《傅雷家书》,是传统家教与现代家教结合的典范。
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现在中国人很忙,尤其中国的爸爸更忙,忙什么?忙着赚钱,赚钱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当忙碌的父母以忙碌为借口把孩子推给学校、推给老师,推给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忽略了家庭的教育,孩子慢慢产生问题并堆积到一定程度爆发出来时,忙碌的父母才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要参与对孩子的教育时发现为时已晚,并不是所有的树木能做到“树大自直”的,已经弯曲的树不是花钱就能正过来的。家庭教育的缺席尤其是爸爸在教育上已经缺席了很久,总说自己忙的爸爸们,不妨看看梁启超,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挣钱养家就是合格的爸爸吗?忙不是理由,世界上最忙的工作应该是美国总统,可奥巴马也陪孩子吃饭遛狗,管孩子学习起居。所以说,时间不是问题,观念才是问题。
之前对于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仅仅限于近代的变法革新运动“公车上书”,在讲授这课时也仅仅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关注他。慈溪太后戊戌政变后,戊戌六君子被***害,梁启超之后开始流亡日本,之后的事大略了解了一些,对这个人物并不深入了解,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他只是一个政治标签,看了这本书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忧国忧民,勤奋著书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从自己的社会际遇和阅历出发,以独特的教育方法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女上,使九个子女各有所成,堪称中国家庭教育的开楷模。
在9个成年的子女个个成才,其中三人当选院士。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著名经济学家;三女思懿,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这本书中的家书也是节选的一部分,在这些给他孩子的书信中,我看见的是一位对儿女殷殷期盼的慈祥和蔼的父亲,虽然一年到头天南地北的.跑,跟儿女相处时间不长,任教、演讲、著书立说,忙碌异常,但是他从未因为忙碌而放弃对儿女的教育。他不仅仅在金钱方面给孩子以支持,更关注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不仅注重学习,更注重孩子们修身和养性。孩子成绩不理想时他没有打击施压,而是细心开导。如次女思庄初到加拿大留学时,英文有些困难,一次考试在班上得了第十六名,为此极不痛快。梁启超得知后写信鼓励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这些书信是一个教育家爸爸的教子良方,也是一部关于子女修身、养性、齐家的立世箴言。
在政治上,梁启超或许确实不算成功,但他的谦逊、敏锐、自省、坦诚,却让他成了一位与时俱进、勇于认错、既不假道学、也不老顽固的“无代沟”好爸爸。对子女的个性选择和发展意愿,梁启超一直基于平等、尊重的立场,谆谆劝诱,从不让子女以自己的理念判断为圭臬。对每个孩子的特点梁启超都会用心揣摩、体察,因材施教,对他们的前途做出周到的考虑和安排,然后,还会反复征求孩子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如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1927年8月,思庄读大学已一年,该选具体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叙说。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思庄遂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梁思礼提起父亲的教育,曾说:“父亲的教育思想及方法对我的哥哥和姐姐影响较深,他一生精心指导子女,细心进行教育,对孩子没有太多的苛求只是鼓励我们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方向”。面对职业的选择,又有几个父亲能做到梁启超这样。所以梁思成说:“父亲的‘遗传和教训’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与成绩相比,他更关注孩子的的心性、志趣、健康、幸福。梁启超教育子女褒多于贬,以鼓励为主,尤其强调生活的趣味。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写信告诫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事实上,相对学业,梁启超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在梁启超的父爱里,只有子女,没有自己。他对孩子的任何帮扶劝导都是以对方的终身幸福为考虑的,正因如此,在他看来,学业成就,远不如心性、志趣、健康、幸福重要。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我明白什么叫劳动,它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完美事情的源泉——高尔基
在这一册的英语书上,介绍了一个人,史帝芬·霍金,其实,我以前对他也有所了解,他有身体上的严重瘫痪,能动的部位也仅有右手的两根手指而已,而他却是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热爱他的工作,热爱他的“脑力劳动”,对他来说,他所遭到的不幸正是一种挑战,值得他庆幸的是他不必为实验物理而担心,幸好有理论物理适合他去研究,他的困难是大于常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可他为了他的工作而执着、乐业,这就应验了一句话:“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能够创造出来”,这就是敬业的另一个方面:业精于勤。
同时,我也感到,当人奔波于他的工作时,他会随着工作而改变自我,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积累经验知识,不断提高自我,在健康方面,每一天充实的工作使得自我起居有规律,反而使自我健康长寿,又可享受工作中的人际交往,何乐而不为呢?
为乐而业,我认为是重中之重,因为兴趣是一种力量,乐于为工作而奉献,乐于为工作而流汗是最完美的,比起头悬梁、锥刺骨,虽然精神可嘉,其实再傻可是了,真正逼迫自我去干一件事又能得到多少呢?有兴趣作前提,自然不知疲倦,高高兴兴做完的事会愉快地扎根在我们的记忆中,也就是说,仅有从事感兴趣的职业才会发挥最大的才能。
我深信人类合理的工作生活总该如此。
家庭是圃,孩子是苗。家风如雨点,它随风潜入夜,润雨细无声,小苗只有在雨露的滋润下,才能健康成长。孩子只有在优良家风的熏陶下,才能出类拔萃。最近,随着“家风”一词火了起来,脑海中不禁涌现出爸爸妈妈教育我的一幅幅景象。
小时候,每次上学校之前,妈妈总爱叮嘱我几句:“孩子,妈妈生怕我在课堂上走神,老是有事没事给我上“教育课”,讲一些经典的故事,教育我遇事要宽宏大量,在学校要和老师、同学和睦相处,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和其他人发生冲突。在妈妈的谆谆教诲之下,我基本上没有和老师、同学发生过矛盾。
爸爸爱给我讲很多关于他当年上学的`经历,告诉我:“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能坚持下来的。你要从小学会能自力更生,否则不能干成什么大事!”爸爸还教导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有经历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环境,才能造就真正的人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方可出类拔萃。也许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吧,我想。
现在,我已经步入高年级,快成为一名初中生,早已养成了乐于助人、艰苦朴素等好习惯。仔细想想,这些都和我们家的家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妈妈还是在每次去学校之前给我上“教育课”,爸爸还是时不时在饭前饭后给我聊聊关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非常乐于聆听他们的一言一语,因为那正是我们家的好家风。
我一直在想,树立端正的家风,继承优秀的家规和家训,是值得弘扬的民族文化。如今社会一些不良习气已逐渐退出人民的视线,“正能量”得以传递,如再加上优良家风以打造,那么咱们社会的风气将会更加纯洁,人民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国家的未来将会更加繁荣昌盛!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
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
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他是最黑暗地狱底层有血有泪有志气的一位满身创伤的青年,他也屡次想象陈天华那样跳海而死。但他坚决相信中国不会亡,所以他虽然处在全然无望中,却始终在挣扎奋斗。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这为今文经学大师所折服,于是依毅然退出学海堂,从学康三年,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广读西书。1902年创《新民丛报》。
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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