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妈妈心血来潮说带我去爬山,我犹豫地答应了,从中我也得到了一则启示。
我和妈妈来到半山腰就爬不动,坐在亭子的椅子上,嘴里不停地唠叨:“太累了,太累了!不爬山了。”妈妈白了我一眼说:“是你说同意来的,现在来反悔了?”
我不高兴地说:“可是真的很累。”
“累?我都不感觉累呀?快走!”妈妈有点儿生气了。我斗不过妈妈,只好跟着妈妈去爬山,过了一会儿,我又走不动了。这次妈妈没有骂我,她叫我在前面亭子那坐一会儿,妈妈对我说:“再粗的铁杆也能磨成针,大诗人李白你知道吧?其实他小时候很淘气,李白的爸爸把他送进一所学习环境非常好的学校,可是这儿还是改不了他那顽皮的本能。”
妈妈给我讲起了李白的故事:这不,李白又逃学了,他逃到了一条小溪边,看见了一位婆婆正在磨一根粗铁杆。”李白好奇地问:“老婆婆你在干什么呢?”“我在磨针呢。”“这么粗的铁杆怎么能磨成针呢?”“我相信总有一天它会磨成针的。”李白似乎明白了什么道理,他回去以后好好学习,再也不淘气了,最后成了著名诗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努力并坚持,什么事情都能完成的。”妈妈讲完这个故事。我似乎有力气了,三步两步上了山顶。在山顶我看见了我家,看见了美丽的新城区,还看见了来来往往的车辆,真美呀!顿时我的疲劳已经消失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真不后悔我来了这里。
这次爬山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
五月八日的早上,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正是爬山的好天气。我和爸爸一起开着车,高高兴兴地向后山出发了。
到了后山,我一眼看去,很多地方都变了样。许多的岩石和路全被挖了啊!“别看了,别看了,快上山吧!”爸爸说。可是我们找不到上山的路,怎么办?突然,我看见了一条通往山上的小路,马上告诉爸爸,我们就从那里上山了。山路弯弯曲曲,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前面又有一个陡陂,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山顶,不过这时,我们已经不是上气不接下气,而是又累又热又渴啊。不过,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战胜了困难,已经把陡坡踩在脚下了。
我们从山上往下看,一座座大山连绵起伏,远处一座横跨灵江的大桥,还有高楼大厦,一些绿色的大树,一辆辆开得飞快的车全都尽收眼底。
下山的时候,我们路过修路的地方,那里有许许多多的大石块。这下可好,我们要走乱石阵了。爸爸告诉我:“要踩在大石头上,小石头会摇,容易摔倒。”
终于下山了,我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圆圆的小石球,把它给爸爸看,说:“这是什么石头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爸爸说:“这是火山岩,非常硬的。如果不信,我把它扔向大石头,你看会不会破。”果然,爸爸说得没错,这石头真的很硬啊!我又学会了一个知识,也许会在生活中有帮助。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读《国史大纲》的的第二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减少了第一阶段看书的那种生涩感,当时看着繁体字相当头大,现在联系着上下文的理解好多了,有可能也是第二阶段所看的内容在朝代上跨度不大,所以没有在借助喜马拉雅了,度娘嘛还是没少用了。看书的速度还是不快,时间调整的不好,这一点还需要好好计划,挤出充足的时间细细读书,但是每年到腊月公司的情况,挤出的时间就想睡觉啊。
这一阶段看的是西汉、东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刚刚一统的中国,又开始四分五裂了。西汉自汉高祖到平帝共经历了二百二十一年,王莽从摄政到建朝灭亡共经历了十八年。汉高祖得天下,“封同姓王,封功臣为侯”,所以政府的组成人员分为四种,第一类人是宗室,第二类人是以军功受封的侯。第三类是富人,这些人选为郎、吏。第四是杂途即文学、儒士。王莽以后,汉宗室光武复兴,成为东汉,一共十三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这个时期的政府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一是王室二是政府,王室又分为王室自身、外戚、宦官。东汉诸帝大部分童年即位、或者夭折,以及绝嗣,所以多母后临朝,母后后面是一个大的外戚集团,宦官也在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也得到了地位。没有向心力,只顾自己的集团利益,这样岂能长久。于是三国魏、蜀、吴鼎立。魏,除曹操后追封为魏武帝外,共五帝四十六年。蜀,四十三年共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位皇帝。吴,孙权,共四位大帝五十九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篡位成功,继位十六年后,灭吴完成了一次大统,共五帝五十二年,贵族家庭的腐化,贾南风、八王之乱,西晋气数渐散。晋室迁都南京,史称东晋,共十一帝一百零四年。东迁时,衣冠也跟着南渡,北方的中国便陷入了纷乱中,割据成了五胡十六国,先后共一百三十六年。东晋的日渐萧条,门第的日渐成长,晋室分崩离析,宋、齐、梁、陈合起来称为南朝。此时北方经历了五胡的长期纷扰之后,也找到了复兴的新机运,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合起来是为北朝。一路数下来,心情还是跟着跌宕起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无限感慨。
这一大期间,中国的士人入仕的途径经历两个阶段,慢慢的正要走向科举制度。首先是察举制,东汉的两大入仕之径一个是地方察举,另一个公府徵辟。地方察举由贤良方正、能言善辩之士到孝廉。文帝时“孝剃、力田、廉吏”是最深得朕心的,徵辟制,皇帝亲自招是“徵”,待遇极高,朝廷设坛席,带若神明,相当重视,官府叫“辟”。九品中正制,就是魏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朝廷用人委托尚书,尚书根据中正所铨定的等级,委以重任。
州设大中正,中央官兼职,郡设小中正,小中正根据所知给出评价,大中正在根据评价,定品级升迁或者罢免。中正与察举相比较:察举之权在地方官,中正制度下奔集中央;察举制度只为士人入仕的初步,以后官位的升降在于中正之品状,品者履行,状者才能,品可以定,状于入仕之后另有考法,九品中正制上承察制,下衔科举制存在了有四百年之久。其后紧紧衔科举制。每一种纳贤制度在当时都觉得符合当时的社会选材标准,但最终都沦为了党派的工具,结党营私,拉拢自己的关系,挂着纳贤的牌子,赶着利己的勾当。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高祖的一腔豪情壮志,也凸显了这个朝代对文化的重视。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早由贾谊提出了裁抑诸王国、捍御匈奴、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杨文教、转移风俗几大项。汉武帝即位,锐意改革,领军人物董仲舒,重要举措为设立五经博士,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虽不直接参加实际政治,但是还是有自己的见解,也逐渐的在发挥出了作用;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可以入仕;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打破封侯拜相的惯例。民间的儒业普遍发展,博士弟子额日益增添,以此循环,形成门第,后置成“二重君主”的观念。大门第大家族们随晋室东迁以后,随意圈占土地世袭,贵族公子无近忧无远虑,随意肆情放志。北方留下来小门小户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五胡建立关系,靠自己的才能维持生存,保持着清醒与斗志,两者相较,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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