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多数作文题目【一】
我国有不少兄弟民族，过去由于对许多自然现象不理解，而产生对自然力的崇拜。因此，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自然。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不仅婚丧嫁娶、喜庆节日要举行歌舞活动，就是宗教迷信活动中也离不开音乐歌舞。对少数民族宗教活动中表演的音乐舞蹈，应作具体的调查分析，不分青红皂白将其打入冷宫，未免过于粗暴。
曾在宗教活动中演奏的音乐，直接宣传教规教义的部分属于封建糟粕是无疑的；低有的则是地道的民间音乐。如纳西族地区流行的“洞经音乐”，其中《到春来》、《到夏来》、《小白梅》等乐曲，来自江南丝竹，音乐是优：美健康的，建国以后，已用于民间风俗节日演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听。如果把上述用于道教活动的“洞经音乐”列为宗教音乐而视为糟粕，就会丧失很大一笔音乐财富。
据调查，彝族的"比莫”、布依族的“摩公”，羌族的“端公”，哈尼族、拉祜族的“莫巴”、“尼帕”，基诺族的“莫培”等，既是宗教活动的主持者，又是民间歌手，他们是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是民族中较有知识的人，甚至可称之为高级知识份子，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研究某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很用得着他们。对这些身兼两职（巫师和歌手）的特殊人物，我们必须给予重视。他们掌握保存的民族民间音乐，应及时抢救，决不能因他们曾经从事宗教迷信活动，便把他们唱的传统民歌视为毒草。笔者在哈尼族爱民人中采风时，曾遇到几个这样的“尼帕”，能唱上百首民歌，是寨子里首屈一指的歌手。她们唱的宗教歌，音调与哈尼民歌有密切关系，曲调优美动听，有的运用民歌曲调填词，有些歌词具有浪漫色彩。对这种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复杂现象，要作深入的调査，通过分析鉴别，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能一概加以否定。
另外，在一些民族地区的宗教活动中，也出现一些怪现象。比如，近几年在贵州西北部一些苗族地区，基督教活动十分频繁，青年男女都成了善男善女，在夜间活动时大唱“灵歌”之类的宗教歌，信教者不许看电影，女人不许穿花衣裳，不准唱民歌，原来盛行的芦笙、口弦、竹笛等民族乐器已荡然无存。这种只有信教唱灵歌的自由，不准人们唱民歌、演奏民族乐器的怪现象虽然是局部的，但应当引起政府和有关文化部门的重视。这种宗教活动是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扼***，我们岂能等闲视之？
如何提高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学术研究的水平？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題。为了找到较灌意的答案，最好还是对这一领域往—昔的成败得失作一番回顾，然后再展望它的将来，方可做到有的放矢。
三十多年来，我们在这一领域内作了不少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初步确立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范围、对象及地位。如果要对这一段历史分期的话，那么，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期，七十年代末至今是它的纵深发展期。两个时期之间是由“文革”造成的长达十年的破坏性“断裂”。
无庸讳言，在做出成绩的同时，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某些失误。认识它们，并从中求得反省*也许比谈成绩更有意义。
首先，我认为我们在一开始就缺少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分轻重缓急的收集、整理规划。就蕴藏量而言，我们的对象是一个“富矿”，这是不同历史时期沉淀下来的音乐遗存。但由于我们在“开采”时没有总体设想，你今天在这儿收集一点，他明天在那儿收集一点，有时一哄而上，有时又搁置不问，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某些地区因人力较强而比较重视，另一些地区则可加之参加人员的素质、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致使收集到的资料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同时，有些品种被“轮番”采集，
有些则无人问津，一方面是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另一方面则是自然泯灭，从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其次是思想的干扰。民间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是一种既丰富又复杂的综合体。它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然而，由于思想的影响，在我们还没有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它们的本质之前，。就主观地划定许多框框条条。结果要么将某些品类（如宗教音乐、祭祀音乐以至风俗音乐）变相否定}要么把一些仅有外在的社会学内容、艺术水平并不太髙的作品（如所谓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视若珍宝，而对某些真实池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作品横加挑剔，或者添上一些时兴的唱词，以“强化”它的政治性。结果是，面目全非，真假难辨。总之，在这种有害思潮的干扰之下，很难保证收集、整理中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在体裁、品种的构成型态的描写研究和某一大类的综合性概述的描写研究方面，可以说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但运用纵向的“历史研究法"，则比前者为少，成果也不显著。至于其他学科和国外同类学科广泛采用的“比较研究法”，在第一时期中亦鲜有所见。这显然是我们不能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认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特质和内在规律的原因之一。
第四、选題方面，我们多局限在民族民闻音乐的自然分类的闔圈内。从更广阔的科学领域，例如从社会学、考古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的角度来探讨民族民间音乐规律的选题却非常之少。这种单一的，不注重跨学科、不注意边缘学科的选題倾向，正是研究水平不能较快提高的另一个原因。
进入第二个时期后，我们的民族民间奢究。有些文章是好的，但也有些文章研究目的不明确，常以语言系统和地理环境作为划分标准，而音乐上的色彩据反倒没有说清，最后也不能看出这种民歌色彩划分与音乐上的必然联系何在。当然，一种学术问题的研究要达到高级而完美的程度是要有个过程的。
总之，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已经取得的成绩必须肯定，因为就研究水平而言，美国的一位音乐学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的这些著作和论文，在水平上与世界上任何音乐学的研究都比得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与实际所要求的相距甚远。方法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提高这支理论队伍的素质，特别是音乐基础理论的基本功，以及有关学科理论的广泛素养，再加上采用国内外多种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才能取得更新更大的成果。
少数多数作文题目【二】
最近，经他人推荐我阅读了《沉默的大多数》，每一次都是拿起了放不下，放下了心里又有连丝的默默感。
在仔细阅读王小波写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书中的文字给我清澈的顿悟感和沉默的镇定。这种力量是一种站在生活之上的明确和感悟，我会在读到某段某句文字时突然激动——原来这就是我，我的人性，我的感受，我的理想和信念。他在书中一直强调智慧，知识，尊严，生活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产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
知识本身是多么的诱人。学习本身就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文史知识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学习科学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从现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
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是程朱传下来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个循规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样，做出了乐趣，再去管别人。现在也是这样，先是好好地求学，当了知名理论家或批评家，再去匡正世道人心。当然，这是做人的诀窍。做个知识分子，似乎稍嫌不够；除了把世道人心匡得正正的，还该干点别的。由这样的模式，自然会产生一种学堂式的气氛，先是求学，受教，攒到了一定程度，就来教别人。如此一种学堂开办数千年来，总是同一些知识在其中循环，并未产生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类的文化。
我个人以为，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但我还想指出，到岁数了，过正常人的生活，还是好的。否则把不是生活的事叫做"生活”，这是在巧言掩饰。
我们现在经历的时代很浮躁，越来越缺少沉得住气的智慧与理智，利益和金钱的诱惑也已早早得开始腐化学生的灵魂。我们外强中干，以为华丽个性的衣饰可以裹住脆弱的内心，于是穿着奇装异服，表情冷漠。内心又常常空洞肤浅，在虚无的网络中寻找虚无的知己，在现实的社会中面对封闭的自我。
少数多数作文题目【三】
作为慕容雪村这样一个善于写生活中的`罪恶与丑陋的文字工作者，和那位想得诺贝尔的莫言是否有相似之处？ 时至今日，我明白一点，慕容君更为纯洁，因为他从未向谁扬言过他将为某一文学奖项奋斗过。同时，我也相信，一个写恶的人，内心再善良不过了。 不大喜欢之前《伊甸樱桃》这个名字，改名为《多数人死于贪婪》
少数多数作文题目【四】
“真理不偏袒任何人。”我们常却以人数的多寡定正谬之判断。对于多数派，常抱以支持及跟从的态度。然对于少数派，我们一面站在舆论的制高点，嗤之以鼻，一面却又对其孤傲之态有莫名的向往。这也就造就了当下的少数派，有人心怀妙论却不敢表达，亦有人一派胡言而自视甚高。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的一席话如黄钟大吕，告诫少数者们，这个时代需要你们的发声，社会观念也只有在一次次的蜕壳重生中才能成长。欧洲形而上学终结于尼采“上帝已死”一声晴天霹雳般的宣告，暴秦的毁灭也由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拉开序幕 。若只因是少数而丧失了发表观点的勇气，又何来蕾切尔在《寂静的春天》中发人深省的呼吁，何来马寅初先生“言人之所不能言”的伟大胸襟？
然而，这个时代的少数者早已不是弱势群体。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谈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话没有说出来，很多人认为他们不存在或很遥远”。但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任何人只要有勇气，便能够做到让自己的观点为众人所知。当下社会对少数派观点的宽容反而成为部分人的.挡箭牌。他们居高临下，凭着所谓的“鄙视链”引发了激烈的站队撕辩，有如在和谐的网络中埋下一颗深水炸弹。
西·史密斯曾说过：“抱有偏见的人乐于受到公众的嘲弄，因为他会因此而认为自己成了一位殉道者。”这正是部分持偏激观点的少数派的真实写照。在“回声屋效应”之下，人们往往获取着自己想要的声音，偏激者能在网络中找到大量的同类，又如何会接受他人理性的建议？ 这便需要少数派有反思的自觉，宽容对待他人的观点，当是双方都应谨记于心的。“我们固然反对多数因为是多数就压制少数，我们也不承认少数因为少数就有鄙视他人的权利。”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布林格在演讲中发表过一席话：“寻求真理是生活和社会的最终目的。为了达成此目的，需要在思想上拥有非凡的宽容以及自我怀疑的能力。”对于少数者而言，勇气与自省的自觉当是必不可少的品质。
少数多数作文题目【五】
前阵子，读王小波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其实读不多懂，只是瞧瞧热闹。读不懂的，自然无法置喙，因此，只是针对有所感触的地方零星地记些札记。多年前读过几天王小波的小说，不管小说还是杂文，我能看懂的其实只占极少数的篇幅，大多数是读不懂的。
奇怪的是，即使不懂，居然没太影响阅读兴致，每天空闲的时候还是会接着前一天的进度读。青少年那会，附庸风雅装深度读鲁迅的时候，读不懂直接就不读了，还反感周先生有话不好好说，非得拐弯抹角的难为人。
当然讨厌鲁迅也是另有理由的，他说得那些拐弯抹角的话经常会出现在考试卷上，被画上波浪线，问，划线部分有什么深层含义，有啥含义，话是他说的，我哪里知道啊。勉为其难揣测一下，写下两句来充个数，运气好了沾点边得个一两分，运气差的话，白忙活。
小波的作品，估计一时上不了教科书的，所以也就有效地避免了被讨厌。当然，即使有那一天，人生单程车，自然无法回头，再也做不成需要做阅读理解的中学生。此话，并无青春不再的感伤，生命的每一段我都很认真在对待，后一段总比前一段更值得珍惜与拥有。不必悔恨过往，也无需对未来期许太多。最好的，必是当下。
还是说回到书上来。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杂文。近来，觉得自己很失职。势力范围内本来有一个年轻人归我负责的，也因为地理范围的不可及而难以负责。对社会负责，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对我而言，也只需对自己负责就够了。巧的很，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公众号。最近因为家里事情较多，竟也懈怠了。
11月，整个月只写了一篇。常想，反正写，对于我自己来说只不过是一件刚刚开了头的事情，坚持与否，与他人无益无害的，毫无压力。没有压力，能坚持做好一件事，才是能力吧。反右后期，许多论战从平等的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好人的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
于今，情况有好转了吗?碗打了说碗，盘子打了说盘子了吗?没有。明明某人在某件事上出了严重的问题，莫名的众人被带领着，虚挖深度，实引其它爆点，吸引目光，转移话题，最后大家都忘记因为什么炖成了现有的一锅浆糊。不管真假，先主观介入，口吐莲花，病毒式传播，蛊惑人心，全民当枪，三人成虎。
套路总于无形中。中国常有人不惜代价，冒了被踩死的危险，挤进体育馆一类的地方，去见见大名人，在里面涕泪直流，出来后又觉得上当。这道理是这样的：用不着花很多钱，受很多罪，跑好远的路，洗耳恭听别人说你是傻×。自己知道就够了。
你看，这就是王小波，这就是王小波的变态辣。口感爽脆，大快朵颐。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绝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一语成谶。1997年4月，王小波，45岁，心脏病突发，生命戛然而止。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在创作上最好的年龄，没有任何告别的话，永远离开了。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他的作品一直活跃在出版届。
市场无言，却一直在说话。读者沉默，却一直都在阅读。
少数多数作文题目【六】
众所周知王小波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自认为是小说家，这是他在写作末年开始写的所有杂文总编，编者是他的妻子李银河，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从内容上的连贯性出发而组织的，客观背景大致如此。至今我仍然认为，大多数小说作家并不会写很多杂文其实是一种害羞自卑心理，相比较而言，我倒认为王小波在这方面确实是有斗士的精神。
我们都知道杂文的精髓在于批判，而“胆子”似乎是很关键的一环。本书的开篇《沉默的大多数》，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动机，但看起来更像一杯壮胆的烈酒。他说自己因为“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对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隐喻。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似乎任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们现在经历的时代很浮躁，越来越缺少沉得住气的智慧与理智，利益和金钱的诱惑也已早早得开始腐化学生的灵魂。我们外强中干，以为华丽个性的衣饰可以裹住脆弱的内心，于是穿着奇装异服，表情冷漠。内心又常常空洞肤浅，在虚无的网络中寻找虚无的知己，在现实的社会中面对封闭的自我。不得不承认，我也属于那沉默的大多数，对于生活中很多事都抱着不敢说、不能说、不必说的心态。正如王小波所说的，这似乎是中国人的通病。王小波在此文中写到“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在时隔十多年的今天，这一切似乎颠倒了，在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们的距离似乎拉近了，就表面看来人们似乎更加擅长表现自己，在中西方文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人似乎已经抛弃了沉默是金的观念，但是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现在的人们似乎更擅长在陌生人面前表现自，却不能向最亲近的人说出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对着电脑像不曾见面的陌生人倾诉，却和亲近的人无言相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虚拟世界中人们的只言片语，却无视身边的人的真切关怀。有人说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计算机，它使人类真正的做到了足不出户就能知天下事，但是与此同时，他把人性的优缺点无限的放大了，在当今社会，人类似乎可以更自由的发表言论，于是，我们抱着猎奇的心态在网络上搜索各种自认为新奇的事情，然后，对着不相识甚至没见过的人大加评论，这样的“真相”似乎来得太快，却显得那样的不真实。
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是程朱传下来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个循规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样，做出了乐趣，再去管别人。但当我们还小的时候，从小学到中学，班上都是这样的好同学，背着手听讲，当上了小班长，再去管别人。现在也是这样，先是好好地求学，当了知名理论家或批评家，再去匡正世道人心。当然，这是做人的诀窍。做个知识分子，似乎稍嫌不够；除了把世道人心匡得正正的，还该干点别的。由这样的模式，自然会产生一种学堂式的气氛，先是求学，受教，攒到了一定程度，就来教别人。如此一种学堂开办数千年来，总是同一些知识在其中循环，并未产生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类的文化。
看完之后，最大的感慨还是自己的成长，从一个叛逆偏激的孩子到如今还算客观平衡的成年人。而最欣慰的还是自己一直保持着思考的习惯。对王小波本人的一些思考结论我虽然不再赞同，但对他敢于质疑善于批判的态度是绝对尊敬的，这是一个群体精神进步的源泉。一个群体需要斗士，需要斗士一样的战斗精神，但同时，必须健康的引导这种精神推动力是车轮前进，而不要让这种精神把整个车都给砸烂，就需要还有一个将军，一个理智客观的领导者。至于将军是谁，怎么做，恐怕就不是斗士所能知道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