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岁时,总是惧怕着梦中的妖魔鬼怪。而这天,我又做了一个噩梦。梦醒后,我不由望向窗外,一片漆黑中透着几丝微弱的月光,看着看着,似乎又有些什么要出来,我是怎么也睡不着了。我一路小跑着进了母亲的卧室,蹑手蹑脚的走到母亲床边,轻唤了几声母亲。母亲平日睡得挺沉的,而今日,我轻唤了几声便醒。现在想来,许是因为母亲平日习惯了吧,习惯了我唤一声母亲,她便跑来我的身旁,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母亲没有半分的不高兴,只是担忧地问我怎么了,我详细的叙述了一遍噩梦的经过,母亲有些哭笑不得。我拉着她的手,嗲嗲地撒着娇,恳求母亲陪我一起睡。哪知母亲竟然真的答应了这个无理的要求。我有些认床,母亲便只能蜷缩着和我一起挤在那张小小的床上。她边轻轻地用一只手抚摸着我,边唱着助我入睡的歌谣。另一手枕着我的脑袋,我有些贪婪地闻着母亲身上好闻的气味。看着母亲温柔的脸庞,盯着母亲含着笑意的嘴角,我很快入睡了。那梦是香甜的,梦里,母亲帮我赶走了鬼怪。我心中的恐惧一点一点的被吞噬,因为我知道,只要有母亲,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敢来了,因为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这两个字,可不是个奇妙的词语吗?
那是一个秋天,我考完了一次模拟考。我有些期待,母亲平日里总是忙碌的,今天她会不会放下工作,来问问我的学习情况,并接我放学呢?我匆匆地走出校门,不停地张望着,人海中,并没有我的母亲。我有些失望,泄愤的`用力踩着厚厚的落叶,那落叶,铺满了无限延伸的羊肠小道。我向对面望去,有一人在不停的招手,那人的轮廓很像母亲。我不由得多望了几眼,是母亲!我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欣喜,向对面飞奔过去。母亲脸上也带着欣喜的笑容,嘴上却在责备着我没有小心观察路上的情况。但在责备之中,却满含着关爱与疼惜,金色的夕阳将母亲照得很是闪耀,我们并肩走着,母亲关怀的询问着我的情况。夕阳将我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而我的幸福,也有那么长。
母亲,这两个字是个奇妙的词语。我的母亲,是个平凡的母亲,但这个平凡的人,却给了我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母爱。
常听说:“灵魂之美重于身体之美”,的确如此,外观的美并不真的归属于美,此美不易让人信服,而灵魂之美只是你自身酝酿的美酒,让人在认识你·接触你,了解你的同时,感觉你的'妙处,这正是你自身的风度所散发的魅力。而丛飞正是如此一个人,他在自己的能力下不断资助贫困山区的儿童踏上了读书的旅途,纵使自己生活困苦,也不会忘记他那些正在读书的“儿女”,更令人感动的是,在他身患痛患时,仍不忘他们,宁愿自己受病痛的折磨,也要省下钱来供孩子们读书。此情不正是描绘出他的灵魂之美,他的风度之美吗?这是无可否认的,对而比之,在那些表面风风光光的人,而心内却?逸M,事事计较的人,他的风度可比他们那些人的美多了,你认为呢?
在美好的风度下,让人慕名前来一观的人也不多吧。但是在我国却有一队女子,她们是京沪线上的收费员,她们时刻以微笑迎人,给人以天使般的微笑,在人来人往处执行收费工作,不管是多么顽劣的客人,她们都以微笑迎之。在一个顽劣的缴费者被征费时,她们遭到了破骂,而最后,那个缴费者居然将钱狠狠地往她们脸上摔,她们纵使有多大的痛苦,也强忍着,仍然以笑脸相迎,道一声:“师傅,谢谢您。”就如此的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折射出她们天使般的优雅风度,先人们展示出除非同凡响的风度,由而人们纷纷慕名前来一观,连国外友人也不例外。如此般美好的风度不就令人敬佩,不就令人仰慕?
我很喜欢听汪苏泷的《风度》,每次旋律一响起,总能带动我伤感的小情绪,有时候听着听着会心酸,会心痛。他的初衷是描绘爱情的,但是我对友情的一切回忆总会伴随着音乐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最喜欢歌词中的一句“故事可以重来,时光却已不再,感情需要一点点的空白,来整理遗憾”写得很风度,唱得很风度,唤起了我风度的回忆。我陪着歌词“嘲笑命运这幽默的安排”想起了我跟你被命运捉弄的友情。
刚开学的那天,我们就成了彼此在这个新环境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身高,身材,相貌,家境,成绩都差不多两个人,应该可以相处得很好——至少我一开始是这么认为的。可没想到正是这么多的相似,让我们之间的那层膜在时间的催化下,一点点变得空洞,怎么也修补不了。
今天老师又表扬你了,当着全班表扬的,我很难过,我知道我不该难过,我的好朋友进步了,被表扬了,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可是偏偏老师在一开始就把我们两个认作对手,我不否认在我的心里,比起朋友,我更把你当做对手,跟你攀比一切能比的东西。渐渐地,你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高分都幻化成了一层层仇恨堆积在我的脑海里,像歌词写的那样“看你脸上的酒窝,唱着背叛的情歌,情绪不由我”我开始讨厌你,讨厌这个甚至可以照出我自己影子的你。
我们是如此的相像,以至于连这种嫉妒之心都像是复制的。那次我们被老师叫到讲台上一起改数学作业,我很争气地拿了满分,可是你却没发挥好,我受到了表扬,尤其是在你的难过的衬托下,我感觉天格外晴朗。我的性格直爽,满脸遮不住的春风脚印,你一样的性格,不开心的情绪全写在脸上。课后,我们虽然还是一起出教室,却不像以前那样肩并肩,你刻意地远离我,我顿时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好远,远得我都望不到你,看不到你的心。我知道,我们之间开始出现裂痕,一不小心就会破裂,需要像花瓶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于是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客气,越来越不自然,甚至还不如普通朋友。
想起这些,《风度》的歌词与旋律似乎又在我的脑海过滤了一遍,把快乐的部分都过滤走,只剩下悲凉的情绪,像利剑一样刺痛着我,我们最后还是隔着裂痕相处着,谁也不把它撕破。就像歌词中写的“我知道你的眼泪只是一种无奈,我能给的风度是微笑着默默放开手”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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