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为唐代著名道士,著名药学理论家和临诊大家。被人称为“药王”或“药王爷”。《大医精诚》选自其名著《备急千金要方》(即《千金要方》)卷一。作者认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命名其书。该书共计二百三十三门,合方论五千三百首,涉及了妇、儿、内、外等各科疾病诊治的原则和方法,保存了唐代以前不少珍贵的医学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研究价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临床实用百科全书。
《大医精诚》论述了有关医德修养的三个最基本核心的问题及其医学价值,一是“精”,即医技要精湛。孙思邈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告诫学医的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二是“诚”,即品德要高尚。作者从“心”、“体”、“法”三个方面,对医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首先要确立“普救含灵之苦”的志向,其次在诊治上要“纤毫勿失”,同时在作风上不得炫己毁人,谋取财务。三是“戒”(即戒私欲,不谋钱财),作者认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眩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不可耻言之鄙俚也”!
孙思邈的这些看法,对当今医药环境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医生是份无比神圣的职业,选择了这份职业就选择了耐心、仁慈、诚实、审慎、公正、廉洁和敬业我们应站在高度对病人负责任的角度上,做一名“大医”。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所有的医生在拥有精湛的医技、至信至诚的医德之外,还要拥有一颗仁慈之心、无私之心。
《本草纲目》是由明朝杰出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针在继承和总结明代以前本草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多方考证,花了将近30年时间而写成的。它是东方药学巨典,具有“医学之渊海,格物之通典”的美誉。
读了这本书,我惊奇地发现医学界竟是如此神奇,日常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平凡的物体竟可成为治病的良药。比如水部中的露水,书中这样注名著,露是阴气积聚而成的水液,是润泽的夜气,再道旁万物上沾而成的,味甘,性平,无毒,秋露水凛成夜晚的肃***之气,宜用来煎润肺的药,调和治疥、藓、虫癞的各种散剂。想不到吧,平凡的它们,却有不平凡的医疗作用,相信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平凡的物体等着人们去发现它们的价值,那将会带给我们另一个惊奇。从这里我也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生活中注意观察是非常重要的,它会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发现很多东西,同样也可以解决很多疑问。再刚刚露水的例子中,我们发现书中记载的任何药物,他都有有注明有毒或是无毒,这跟人差不多有善恶之分,提醒我们用药要注意,就像我们生活中要小心与人打交道一样。
《本草纲目》里还收集了很多有医疗作用的花草树木的图片,看了这些图片,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它们有些长得很漂亮,有些长得很奇特,也有些长得很渺小……它们还解开了很多疑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生活中,有些我只知道它们的名称,却不知道它们的样子,比如冬虫夏草、海藻等等;而有些,我只知道它们的样子,却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又比如金毛狗脊等。这样一来,我有增长了对植物的见识。在这里我也给自己提了个醒,那就是,对事物的了解和对问题的认识,不可以不清不楚,那样,就会使心中的疑惑越积越多,不知道到哪天才能解开,或许永远都不会解开。
《本草纲目》它又是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书。读完了它,每一次的回味都能让人懂得不同的道理,懂得了这些道理,就让人有方向的前进,把这些道理当作做人的原则,让自己的思想变得更加成熟。
《医学源流论》是一部集中反映徐大椿医学思想的论著,其中有大量篇幅集中反映了徐氏的辩证用药观。有关元气学说的论述、辨病与辩证、病与主症、病与主方、方与主药的关系,亡阴亡阳之分辨,重视药性专能,提倡溯源治学,反对滥用温补等观点对后世颇有影响。
他在《源流论》里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元气和生命以及疾病的关系,并专门写了“元气存亡论”的论文。认为元气在体内首先是一种生理状态和活动支柱,亦即功能表现和物质基础;若机体受到创伤后,它在体内可产生一种免疫功能;若元气受损或衰竭,则表示疾病的预后不良乃至死亡等等。故在治疗一切疾病时,都要以保护元气和挽救元气为根本的前提。他认为元气包括元阴元阳两个方面。肾之真水是元阴,命门之火是为元阳,阴阳相贯,水火既济,生化之机才会永恒不息。“命门为元气之根,真火之宅,一阳居二阴之间,熏育之主,而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在治疗用药时,元阳不足患者定慎升提发散之品;元阴不足患者,慎用辛热香燥伤阴耗津之剂。这一系列论述,增添了医者对元气、命门更深刻的理论研究,长期的临床观察,详尽阐明了命门的实质以及元气和它的关系。
他在《源流论》里强调临床医学的规范化思想,认为“医者必能实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减何药,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论何病,总以阴虚阳虚等笼统之谈概之,而试以笼统不切之药,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轻,适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对症之药,亦奏小效,皆属误治”批评某些医生“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偶尔得效,自以为功。其或无效,或至于死,亦诿于病势之常”徐氏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并未否定灵活性的重要性。“病有经有纬,有常有变,有纯有杂,有整有乱,并有从古医书所无之病,历来无治法者,而其病又实可愈”。在没有陈法可守的情况下,医生应当发挥主观的创造性,运用巧思奇法,“然后天下之病,千绪万端,而我之设法亦千变万化,全在平时于极难极险处参悟通澈,而后能临事不眩”。这种来自个人体悟、高度灵活的技巧,在临床实践中具有独特的价值,是任何规范无法全部包容或完全替代的。
徐氏对于方药的配伍运用也很有见解,他坚决反对那种不顾病人具体病情动辄用猛烈之药截邪气或以峻补之药遏制邪气而取得一时疗效的做法,反对不辨虚实滥用补药,他认为用药之力除考虑其寒热温凉补泻之性外,还要考虑其气、味、色、质、形及所生之地,以其偏性调和脏腑;他还强调方和药有密切的关系,但方和药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因此,他要求医家,在临床制方遣药之时,务必切合病情,作到既守法度,又不拘泥。使所创制之方“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则无方不本于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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