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会自己吃饭时,记忆中的一件事,格外深刻,影响我到现在。
那是个周末,妈妈精心地准备了一桌子美味可口的晚餐。看着那些诱人的美味,嘴馋的我垂涎欲滴,觉得肚子饿的更加厉害,‘咕咕’叫得更响了,便忍不住用那刚学会拿筷子的小手伸向盘中的美味。妈妈看见了连忙阻止说:“不能用手拿菜吃啊,手上有细菌的,要用筷子。”眼看着吃不到,我急了,说:“我手洗干净了,我早记住饭前要洗手,不信你看。”我将自己那白白嫩嫩的小手伸给妈妈看。妈妈笑着又说:“那也不行啊,洗得再干净还是会有细菌的,更何况你要是在家里养成了这个习惯,到别人家去做客也这样用手拿菜吃,显得多不文雅,多不礼貌啊。”我一听有道理,便耐心地等着妈妈盛饭拿筷子。终于妈妈给饭和筷子端到我面前,我想这下可以吃了吧,便迫不及待地拿筷子去拣菜,没想到这次妈妈又阻止了我,说:“要等爸爸妈妈上桌后一起吃。”又不能吃,我不高兴了,嘟着嘴问:“为什么呀?”妈妈告诉我:“等爸爸妈妈一起吃,这样才是爱爸爸妈妈,尊重爸爸妈妈的表现,而不是只顾着自己先吃,你说对吗?还有在外面就餐一定要等人都到齐后才能吃,这样才礼貌,表示出对别人的尊敬。”虽然我很不情愿,可还是将妈妈的话牢牢记在心里。终于开饭了,我将盘中的菜一股脑儿地拣到碗里,碗里堆得高高的,都快漫出来了,不一会儿便吃饱,高兴地说:“我吃饱了,下去玩了啊。”妈妈伸长脖子一看,我碗里还有饭没吃完,再一次阻止到:“不行,你碗里的饭还没吃完呢,不能下桌子。”我说:“可我吃饱了呀。”妈妈说:“那也得给碗里的饭吃完,浪费是一种不文明的表现。”我又只好乖乖地给碗里剩饭吃完。
从那以后,我不管是在哪儿吃饭,都会遵循妈妈的教导。和好朋友们一起聚餐,我会礼貌地提醒她们,要等爸爸妈妈们一起吃,不要给碗里拣太多的菜,吃多少拣多少,以免吃不完浪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要尊重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不能浪费粮食。叔叔阿姨听了夸我真懂事。和长辈们一起吃饭,我更是请太婆或爷爷奶奶先吃,给好吃的让给他们吃。可每次他们都心疼我,往我碗里使劲拣菜让我先吃,我就告诉他们:“到处都在讲‘礼让三先’,我在家吃饭也应该让爷爷奶奶先吃后我再吃。”听得爷爷奶奶乐得合不拢嘴来,直夸我有礼貌。看来礼仪不光光是彼此尊重,让社会更和谐,同时也能带给自己快乐和荣誉。
最近比较倒霉。倒霉透了。为什么呢?原因如下:
就在昨天,我在早上去篮球训练,不知道老师的那根经抽到了,让我们跑了整整10圈。10圈,10圈,10圈啊!关键是,在跑10圈之前,老师还叫我们跑了2圈,2圈还好,但是10圈是真的受不了啊!而且,还要在8分钟内跑完。在我跑到大汗淋淋的时候,我想走一下,却听见了老师的声音:“不能走,不能停,走几步,多跑几圈,停多久多跑多少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得继续跑。当跑到第8圈的时候,我快不行了,但一听到老师说:“还有1圈!”我马上来劲了,我以自己目前为止最快的速度向前奔去,但是,一句话,在我的.耳边幽幽地飘来:“我们还有3圈呢。”我当时就傻眼了,还有3圈!3圈是什么概念?就是还要跑450米!我的脚步慢下来了。我在后面慢悠悠的跑着,突然,老师说:“快点,快点,还有40秒。”我又在狂奔下回到了终点。好倒霉啊,大课间结束后就是足球课,要考600米。总的来说,共跑了16圈。
今天早上,我去上篮球课,没想到,竟然换老师了!而且,我的腿好酸啊!555……换了一个不会篮球的教练。那个教练压根就不会篮球,给我们示范却掉了好几次球,而且,还不教新知识。每次都是那几个动作。我想他是不是个313啊?
唉,最近比较倒霉。不只是倒霉,是倒霉透了!
这个世界需要比较,理性的比较。
何为理性的比较?在我看来,比较是在清楚自身状况的前提之下,与合理的对象各方面进行对比,以找出优劣,寻求进步。这样比较,才算有意义。这样的比较绝不是攀比,也不会是洪水猛兽,它是加固强者王座的砖,是激励弱者前进的鞭。因此我说:这个世界需要比较。
理性的比较是对自身实力水平评估的重要方式。倘若没有比较,不会比较,便极有可能对自身的水平形成错误的认知,从而使发展停滞不前。清王朝统治者常把清朝与过去的西方国家作比较,得出了“我大天朝无所不有”的谬论;后来又干脆放弃比较,闭关锁国,终于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仲永的父亲总是把仲永与那些普通小孩相比,却未与那同样有天赋却依旧寒窗苦读的书生比较,最终仲永没有通过学习提升自己,泯然于众人矣。
善于比较,则可以总结经验,寻求突破。汉朝一开始的统治者们把汉朝与早亡的秦朝作比,得出了秦暴政亡国的教训,于是修养生息,汉朝也因此国力强盛。鲁迅在阅遍众生百态后,将理想与现实相比,终于醒悟:“国人需要的是精神上的药”,于是执笔为枪,上阵拼***,唤起民族觉醒。***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势相比较,最后推行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助力了中国的腾飞。
由此可见,敢比者勇,善比者兴;惧比者闭,误比者昏。这个世界需要比较,但必须是理性的'比较,正确的比较。“学如逆水行舟”,在学习生活中,我们更要学会比较,这样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那么该如何比较?同谁比较?答案也是见仁见智,人言人殊。有些人喜欢与身边同水平的人作比较,以发现细微处的不足;有些人喜欢与水平更高的人作比较,以志存高远,追求卓越;有些人善于将过去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作比较,以躬身自省,保持初心,自我超越!这几种比较,都是于自身有益的,但要记住前提———对自身有充分的认识以及自信,否则可能在比较中迷失。
比较,是一块试金石,它能试出你的人生格局!唐太宗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他何尝不是时时在保持着清醒而理智的比较,这是一代明君的格局。而我想说:善于比较的人勇敢且有智慧。勇者无惧,智者无忧,此乃大格局也。
“嗨,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呀!”这几天我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你们一听就知道我这一阵子都很倒霉,也不知道是谁把这倒霉运传给了我。
就说前几天吧,我们每天都要默写English课文。在默写的时候,我特别认真,把每个字母都仔仔细细地拼了一遍,我才放心交给了老师。结果批改下来发现email的m被我写成了n,不用说我得了个98分。第二天,我信心满满地写完了,还检查了3遍,自觉这下总没错了。可是老天爷好像在跟我开玩笑,批改下来,又一个句子开头的字母没大写。看着朝我冷笑的98分,我简直欲哭无泪。
好不容易挨到星期五,晚上我完作业,看时间还早,就看起书来,谁知一看就是一本书,什么时候睡得都忘了。第二天早晨,闹钟“叮铃铃”地唱起了起床歌。我还没有睡醒,就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继续睡。结果我一睡就睡到7点40分。看到这个着这个时间,我顿时石化。但是我根本没有时间发呆,飞快穿好衣服,也顾不上吃早餐,直奔学校。在校门外看到空无一人的校园,我才发现今天是星期六,不要上学,只好又气喘吁吁地回了家。
星期六下午是我的happy时间,会跟好朋友张健伟去健身广场打篮球。这次也不例外。我们到了篮球场,发现那里已经人山人海。我们好不容易才挤进去,我们不顾危险,在大人周围打篮球。前几分钟,我们打得很放松,但就在这时,一个大人投球,没中,篮球打在篮筐上,又被弹了回来,“咚”的一声,我被打了一个爆头,痛得我“啊啊”直叫,直到现在我的头还感觉到疼。
倒霉运什么时候才会从我的身上搬家。好让我过上几天“好日子!”
孙悟空把水帘洞的三分之一给了唐三藏,十八分之五给了自己,九分之二给了八戒,剩下的十八分之三给了沙和尚。
猪八戒听了很不服气,觉得大师兄分得不公平,气冲冲地向师傅告状:“师傅,凭什么猴哥自己得到的地方最大,我的比沙师弟还小,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我们小一点也就算了,分给您的居然是最小的,太不像话了!您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孙悟空听了猪八戒的话,气急败坏:“八戒,你不要血口喷人,我给的`师傅的最大!”
“你骗三岁小孩啊,师傅的才三分之一,而你的却有十八分之五。无论是分母还是分子,你的数字都比师傅大!”八戒很不服气地说。
听了八戒的话,唐三藏和沙和尚都哈哈大笑起来。唐三藏敲了敲猪八戒的头说:“八戒呀,分数大小比较,可不能光看数字的大小,你好好想想,把我们四个人的分数排排队,到底谁的大?”这下可把八戒难住了,他抓耳挠腮,急得团团转转,一时半会答不上来。
沙和尚站了出来:“二师兄,还是我来吧。比较分数大小,不能独立地看分子或者分母,比较分数的大小应该先通分,化成同分母分数,在分母相同的情况下,再根据分子大小来判断这些分数的大小。你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把这些分数的分母都化成18,你会发现三分之一就是十八分之六,九分之二是十八分之四,这下你知道谁的房间大了吧!”
猪八戒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地说:“我明白了,原来师傅住的最大,大师兄第二,我第三,沙师弟最小啊!”
孙悟空走到猪八戒面前,拍拍他的肩膀说:“以后遇到问题,可不要不动脑筋轻易下结论,学学人家沙师弟,少吃一些少睡一点,多腾出时间来来学习学习!”
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 如中国 哲学 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 发展 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 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 问题 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
“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 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
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 —— 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 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 学习 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 艺术 ,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 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
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 应用 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 比如,在 政治 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 现代 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 理学 而没有神学;从 历史 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 教育 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
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 时代 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 理论 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
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 影响 。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 研究 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 科学 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
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 [8] 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第二,如果一定要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和作出优劣判断,也不应当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简单地褒贬弃取,而应当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站在建设当代人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生活观念的立场,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应当有中西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民主、法制的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精神(重视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注重德治的精神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应当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框架中来的。
第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不可兼容的。然而我以为,具有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的文化模式也许是难以照搬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西方的民主体制模式可能难以完全照搬过来,但民主精神显然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如果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民主精神也不愿承认和不肯接受,那就很难谈得上推进当今的民主建设,其他方面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因此,在当今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是仅仅局限于各种文化模式的比较,而是适当超越文化模式的层面,加强文化精神的研究,乃至深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不同文化实现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许是更为必要的。
今天中午,我像往常一走在放学的路上,我一直想着中午吃什么饭,突然爸爸和妈妈开车将我接走了,开车去的方向并不是回家的方向,我奇怪的问:“芭比咱们去哪啊?”爸爸说:“咱们去函谷关的农家乐,和另一家我的老同学一起聚一聚。”我想“我能做点什么呢?”突然我想到我们学校每天中午播放的餐桌上的礼仪,我恍然大悟。
走进农家乐我们就看见爸爸的同学正在向我们招手,我们迎面走去,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四个人,因为板凳不够所以必须有一个人站起来,我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并说:“小孩子腿软,应给多站站。”大家哄堂而笑,我也跟着笑起来。等菜、主食全部上齐后,我们开始吃饭,我发现妈妈并没有动筷子,我想“妈妈为什么不吃呢?哦------对,在餐桌上要等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先夹一口,自己才能吃。”我想到这里拿起筷子的手又放了回去,为了不使场面尴尬我捧起茶杯津津有味的喝着,大家都吃过后,我才开始吃,在我旁边坐的是一个阿姨,为了表示礼貌,我每次吃菜之前都给他或其他人家过一次后再给自己夹;每次喝茶我都会看看别人的杯子里面有没有水,如果没了我会先给他倒然后再给自己倒······这一切我并没有在意,可是对面的叔叔却看得一清二楚,说:“这个孩子真懂事,有一种绅士风度。”我笑着说:“没什么,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会做的。”说实话,我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妈妈也好像被夸了一样,因为我是她培养出来的,所以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这顿饭不仅让我吃出了味道,更让我吃出了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
礼仪没有大小,尽管是问一声好,但是没有礼仪可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希望人人都要有礼仪,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变得更加和平,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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