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素描绘画当中,最关键的当然是结构。
现实中很多画家,由于对人物或物体结构缺乏了解,最后只能走形式的路子,在创作中很难拿出具有深度的力作。虽然我们已经有了方便的照相机(现在都使用数码相机)和扫描仪,可以在电脑中处理图形,能够省却很多造型的麻烦,但是,形是形,结构是结构,并不是一个概念。对绘画的过程而言,形是附着在结构之上的表象,而结构才是对象的支撑;外在形的轮廓无法真正表现对象的内在美。
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的外形,那是一种表象,一种轮廓。当对象一旦变换位置,而我们又缺乏对结构的了解,就很难着手。在初学阶段,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利用稳定的三角形来确定形体的大体位置和构图,然后再用小的虚拟的三角形、方形等分解被画对象局部的位置,这样的方法最后只能是比葫芦画瓢,照相般描绘对象。
就像我们已经走过了充饥的年代一样,我们已经走过了缺图的年代,正跨入一个读图的时代。各种图形、图像、图库层出不穷,再用照相的方法——抄照片去再现对象,倒不如干脆去搞摄影算了,那我们还不如照相机来得客观。对画家来说,最难以接受的便是被人夸奖为:看画得多好,像照片一样。也就是说,那些个作品没有强烈、强调和更深层次的东西,缺少画家对形体结构的理解和对对象的内涵表现的创意,这又怎么能算得上绘画的艺术作品呢?
艺术的真实,并不是纯客观的真实,而是画家通过自己的感官和手,表现画家内心的感受的一种艺术的真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刻画与刻划。
读《国史大纲》的的第二阶段已经告一段落,已经减少了第一阶段看书的那种生涩感,当时看着繁体字相当头大,现在联系着上下文的理解好多了,有可能也是第二阶段所看的内容在朝代上跨度不大,所以没有在借助喜马拉雅了,度娘嘛还是没少用了。看书的速度还是不快,时间调整的不好,这一点还需要好好计划,挤出充足的时间细细读书,但是每年到腊月公司的情况,挤出的时间就想睡觉啊。
这一阶段看的是西汉、东汉、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刚刚一统的中国,又开始四分五裂了。西汉自汉高祖到平帝共经历了二百二十一年,王莽从摄政到建朝灭亡共经历了十八年。汉高祖得天下,“封同姓王,封功臣为侯”,所以政府的组成人员分为四种,第一类人是宗室,第二类人是以军功受封的侯。第三类是富人,这些人选为郎、吏。第四是杂途即文学、儒士。王莽以后,汉宗室光武复兴,成为东汉,一共十三帝,共一百九十六年。
这个时期的政府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一是王室二是政府,王室又分为王室自身、外戚、宦官。东汉诸帝大部分童年即位、或者夭折,以及绝嗣,所以多母后临朝,母后后面是一个大的外戚集团,宦官也在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也得到了地位。没有向心力,只顾自己的集团利益,这样岂能长久。于是三国魏、蜀、吴鼎立。魏,除曹操后追封为魏武帝外,共五帝四十六年。蜀,四十三年共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位皇帝。吴,孙权,共四位大帝五十九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篡位成功,继位十六年后,灭吴完成了一次大统,共五帝五十二年,贵族家庭的腐化,贾南风、八王之乱,西晋气数渐散。晋室迁都南京,史称东晋,共十一帝一百零四年。东迁时,衣冠也跟着南渡,北方的中国便陷入了纷乱中,割据成了五胡十六国,先后共一百三十六年。东晋的日渐萧条,门第的日渐成长,晋室分崩离析,宋、齐、梁、陈合起来称为南朝。此时北方经历了五胡的长期纷扰之后,也找到了复兴的新机运,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合起来是为北朝。一路数下来,心情还是跟着跌宕起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无限感慨。
这一大期间,中国的士人入仕的途径经历两个阶段,慢慢的正要走向科举制度。首先是察举制,东汉的两大入仕之径一个是地方察举,另一个公府徵辟。地方察举由贤良方正、能言善辩之士到孝廉。文帝时“孝剃、力田、廉吏”是最深得朕心的,徵辟制,皇帝亲自招是“徵”,待遇极高,朝廷设坛席,带若神明,相当重视,官府叫“辟”。九品中正制,就是魏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官人法。朝廷用人委托尚书,尚书根据中正所铨定的等级,委以重任。
州设大中正,中央官兼职,郡设小中正,小中正根据所知给出评价,大中正在根据评价,定品级升迁或者罢免。中正与察举相比较:察举之权在地方官,中正制度下奔集中央;察举制度只为士人入仕的初步,以后官位的升降在于中正之品状,品者履行,状者才能,品可以定,状于入仕之后另有考法,九品中正制上承察制,下衔科举制存在了有四百年之久。其后紧紧衔科举制。每一种纳贤制度在当时都觉得符合当时的社会选材标准,但最终都沦为了党派的工具,结党营私,拉拢自己的关系,挂着纳贤的牌子,赶着利己的勾当。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高祖的一腔豪情壮志,也凸显了这个朝代对文化的重视。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早由贾谊提出了裁抑诸王国、捍御匈奴、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杨文教、转移风俗几大项。汉武帝即位,锐意改革,领军人物董仲舒,重要举措为设立五经博士,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虽不直接参加实际政治,但是还是有自己的见解,也逐渐的在发挥出了作用;为博士设立弟子员,额定五十人,可以入仕;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打破封侯拜相的惯例。民间的儒业普遍发展,博士弟子额日益增添,以此循环,形成门第,后置成“二重君主”的观念。大门第大家族们随晋室东迁以后,随意圈占土地世袭,贵族公子无近忧无远虑,随意肆情放志。北方留下来小门小户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五胡建立关系,靠自己的才能维持生存,保持着清醒与斗志,两者相较,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看了忘,是现在的状态,多亏还有每天的去打卡可以回顾一下,要不然,一轮过后还真就记住了一个书名。加油!加油!
春姑娘迈着轻快的脚步来到人间,迎着旭日的朝晖,我来到了景色秀丽宜人的北坛公园。
走进公园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大巍峨的史公塔。它又名"八大塔"。史公塔共有7层,每一层都有8个塔角。每个塔角上挂着一个小铃铛。当微风轻轻拂过人们的面颊时,总能听到铃铛那清脆悦耳的响声。塔窗上有一个白蓝相间的青瓷佛像。塔顶竟然长着一棵令人称奇的树。
顺着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向东走,一片茂密的小树林便展现在我眼前,刚刚抽出绿芽的小树,宛如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略带羞涩。树枝随风飘荡,好似一位正在梳妆打扮的闺中小姐。
穿过小树林,向北走,就来到了人工湖,湖水微波荡漾。湖底几条小鱼在自由地"玩耍"。湖面上,几条卡通人物小船在行驶着,人们坐在船上聊天、观光,好不逍遥自在。看哪,一座汉白玉石拱桥架在两岸,连接南北,多壮观呀!
公园的西侧是我们儿童的天堂——儿童乐园。这里的娱乐项目很丰富:骑马场啦,碰碰车啦,蹦蹦床啦……这里人很多,欢声笑语不时传了过来。游乐场的老板,周围的小商贩们忙也忙不过来,尽管如此,他们脸上仍然洋溢着欢乐的笑容。
离开北坛公园,我浮想联翩……我很想变成一朵娇艳的花儿,点缀它;也很想变成一只小鸟,用动听的歌喉赞美它。很想很想……
一腔热忱的挑读一本繁体版的国史,还不是白话文,有那么一瞬间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神气儿。其实好多字不认识,没关系度娘来帮忙,好多句子超级干涩不懂,百度度娘劈里啪啦,开始就继续,知道多少算多少吧!
先理一理年代表“夏商和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列,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其实这些早都记不住了,一点点的看,刚好理一理朝代的顺序。书上每个时期每个朝代都有个帝系表,差不多每一年都有详细的事迹记载,尚书为最早的史书,有缺失,春秋为最早的编年史,然后有春秋,再有左传,以记载列国会盟与战争为主,再接着有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再有汉书,逐渐形成了我国的正史。自己看的最乱的是春秋与战国,一会这个兴起一会那个灭亡一会又是吞并,愣是没理出来个头绪。愚昧的以为春秋有五霸,原来还有那么多的诸侯国。
看到了国家的形成。赶着最后的两个小时去成博看了“秦蜀青铜展”。进入馆里第一眼看到的墙上四个象形文字“宅兹中国",它出自何尊铭文,铭文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之事,而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这个词的最早的来源,是这片华夏大地的名字。“中”字旌旗招展,“国”字长戈护疆,那一刻感叹不已,感叹汉字的如此神奇,也在刹那会想看书时中国是如何凝聚而成的。由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是为了回答问题才正经八本去查了何为“封建”,是分封管理的一种社会制度,我以前理解的就是压迫、残暴的代名词,还有指的旧思想,愚钝“封建老脑筋”“封建迷信”。现在这词在我这里是老词新解,虽然它其实一直在那里。
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历史典故成语特别多,“围魏救赵、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完璧归赵、卧薪尝胆、朝秦暮楚、睚眦必报、烽火戏诸侯。”好多好多,有的是战略部署,有的是隐忍为再次崛起、有的是人物性格、有的也是时局所迫。历史的遗留以各种姿态存在,不止于物,哈哈,呜呼再叹:“中国文化,精深博大,中国成语,乾坤雾里!”没有点历史文化你是听不懂滴,乖乖的好好学习国史吧。
学术在上古时期,仅仅是贵族阶级所特有的,即祭礼。巡狩、封禅都为古帝王的大礼,宗庙的“宰”和掌礼的“相”都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颂词、祈祷文、誓书的保存便形成了历史。宗庙祝史兼掌占星气侯,使民间依时耕稼。随着周天子的衰败,史官流散到诸列国,得以学术的扩散,祭礼带有宗教意味与政治作用,,宗、政、学三者可以说为混为一体。坠落的过程中知礼的、有学问的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居上层(晕,当时这个想把这个不明白的点当作问题问了,结果搞忘了),问什么问这样呢?只能尴尬的理解字面意思,总之,王官之学流散民间,造就了百家学说的开端。最开端无疑是儒学,渐渐百家争鸣。
以前惭愧,啥也不懂,感觉这次看书,只看了小小的小三分之一,在我心中法家地位凸显,不得不说秦统一,商鞅功劳大,“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完成了统治阶层的第一次集权,有了中国第一次版图。真的可以看出中国不愧是文明古国,不陈腐、求突破,当时有先进思想的贤士碰到了伯乐,都得到了重用,公子小白和管仲,秦王和范雎等,战国四公子养门客,有才能的如若毛遂自荐,都可有一番作为的,自古以来乱世出英雄的。
以前读历史,百般不愿意,现在重新学起,兴趣渐浓,看两页,听一天。开车、上班,只要有空闲就喜马拉雅,听春秋、听战国,还怂恿女儿听听山海经。不服老不行,记不住人、记不住时间,但是事情经过还可一,就是谁家谁谁打了另一家谁谁,然后怎么破的僵局,肯定是白话好理解一些。收获颇丰,比如以前只知乐羊子妻剪布劝学,不知乐羊也是魏国一战将,痛饮亲儿子的肉羹汤,含恨攻占中山国。当时战局的残暴,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再想,鉴于自己还认不全字的白痴水平,是不是该改一下学习方法,嗯~好好想想,迎接新一轮的开始!
风和雨总是结伴而来的。早春的,带点儿寒气的风,吹醒了万物,树梢绿了,大地绿了,连高耸的楼房的平台也绿了。宋朝的王安石有诗云:“春风又绿江南岸。”说的多么好啊!但又何止是“绿”?
在风的吹拂下,满山满坡的野花睁开了眼,一朵、两朵,一丛、两丛……连成片,汇成海。人们面对这蓝的、红的、黄的……气势磅礴的色彩的`海洋,烦恼没有了,萎靡没有了。感谢春天的色彩给我们带来向上的力量和信心。
再看看春天的天空吧。怎么天空也是五颜六色,使人眼花缭乱?啊,那是孩子们放的风筝。在蓝天白云映照下,千姿百态的风筝潇洒自如地飘舞着,飞升着,多么使人心旷神怡的景象啊!春天属于孩子们,天空属于孩子们,然而他们不是同时也在努力地打扮着春天,增添着春天的色彩吗?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
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的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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