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动手能力教资作文【一】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能力。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人能力的大小似乎是一个人地位高低的关键。在能力这个巨大的诱惑下，道德似乎变得微不足道。这是因为能力的光环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其实，对于一个人而言，最重要的始终是道德。
有一则引人深思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在法国留学的人。他拥有名牌大学的金字招牌，并多次在重要报刊上发表很有见地的论文。一天他发现了公交系统的.漏洞，于是开始经常性地逃票，期间只是偶尔被人发现而被抓。学业完成后，他开始向一些跨国公司推销自己，却因为有三次公交车逃票记录而遭到拒绝。在这个国家甚至整个欧盟，他都不可能找到雇佣他的公司。一个人才的大好前程，就这样毁在了那被大多数人忽视掉的道德底线——诚信上。
“无诚则有失，无信则招祸”。文中的他正是因为不遵守规则而失去了诚信，得利于一时的省钱，失去了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机会。同样的，那些践踏诚信的人，也许能得利一时，但终将作茧自缚，自食其果。诚信是做人、立业之本，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从自己做起，恪守诚信。只有诚信做人，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如果失去了诚信，你的良心就会受到谴责。
汉斯是个穷学生，中学考试时他没有通过数学和生物，为了能继续上大学，他为自己写了一份合格证书，毁掉了不合格的文本。虽然他后来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十年前作弊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他的中学老师布朗先生为了给他一个惊喜，以汉斯中学考试作弊为由要他补考，实际是参加祝贺他拿到博士学位的聚会。而汉斯却为了保护他的美好前程袭击了布朗先生。结果可想而知，汉斯当年作弊的事情虽然计划得完美无缺，但是最终因为虚心而露出了马脚。
实践与动手能力教资作文【二】
这是为什么呢？
阐述理论，需要见多识广、思辨力强；实践事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能力，但更需要有抛弃既有理论、注重实际、革新理论的勇气与能力。两相比较，我以为做理论家简单得多了。据说康德活了70多岁，一生行踪从未离开出生小城30里以上的。康德的思辨哲学，纯粹是从书本到书本，读万卷书，然后靠自己非凡的思辨力推导出他的“自在之物”理论。伟大的理论家大概基本上都是走的这条道：博览群书后，从概念到概念，从判断到判断，运用超凡的思维能力加以创新组合。
实践家却不同。实践家面对的首先不是书本，而是现实问题。商鞅面对着秦国的穷山恶水，把法家学说用于改革实践时，具体做法完全是根据秦国实际而定，法家理论只是他嵌入实践的一种精神。所谓“徙木立信”，所谓奖励农战，等等，都是根据秦国实际而来，不是从既有的法家理论中搬过来的。大业终成而惨遭分尸，往往也是伟大实践家难以避免的\'命运吧。再如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事时，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廷中层干部，热衷于儒学，注重修身养性。不料朝廷要求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军队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可说是彻底转业了：从一个文职官员，变成一个组织自己军队领导作战的军事统帅了。曾国藩完全抛开儒家修齐治平的概念理论，根据湖南实际，着眼于力戒官场浮靡、空谈的恶习，选拔忠义血性的乡党为军队核心，军事上杜绝空谈，扎扎实实打仗，终于获得巨大成功。有人诟病他擅长权谋，那完全是书生之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实践家都是权谋家。政治要靠人事推动，而人际关系却是无权谋难以搞定的。
再比如，1969年以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家有约70位之多，但都是从模型到模型搞出经济理论的，没有一个有过经济实践。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是货币政策的大实践家，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济原理来。再比如，全球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美国的比尔盖茨、戴尔，中国的马云、任正非，都没有任何管理学大作，却风生水起，俨然已成行业霸主。
我们必须分清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区别。热衷于理论者，可以无限风光，信众无数，但对人类有大贡献者甚少。热衷于实践者，极可能默默无闻，满路荆棘，但无论成功与否，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因为理论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但最可怕的是热衷理论、无视实际的实践家，最后会害人害己，突出的代表就是战国时期的赵括和三国时代的马谡。
实践与动手能力教资作文【三】
原意：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一定要长期观察，不可逐下评论。
新意：人之际遇，有齐有不齐，相观对治，不亦齐乎？
说明：一个组织的工作，可分成例行工作及解决问题的工作。通常是愈富有解决问题性质的工作，工资愈高，但所承受的压力也愈大。有些专做例行性工作的人，却埋怨工资比不上其他人，但他若有机会尝试解决问题性的工作时，就会了解别人是否比他有能力多了。
实践与动手能力教资作文【四】
一九一七年，梁漱溟考北大落榜。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欣赏梁漱溟的才华，特聘梁漱溟为北大讲师。梁漱溟果然没有辜负蔡元培的希望，他刻苦钻研，后来以《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轰动学术界，终成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
试问：如果梁漱溟没有碰上“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蔡元培，碰到的是一个只看分数，不看能力的主考，他还能成为北大讲师吗？想必又要成为“唯分是举”的牺牲品了。
分数等于能力吗？我思索着。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青史留名者极少有高中状元的，连中三元者更是寥寥。也许大家还记得，姑苏城外，寒山寺旁，落榜后的张继彻夜难眠，写下了家喻户晓的《枫桥夜泊》。可是，又有谁会记得那年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状元是谁呢？
“聊斋先生”蒲松龄一生历经无数科举，却屡试不第。然而，这并不妨碍后人对他能力的认可。“写人写鬼技高一筹，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便是后人对他作品最中肯的评价。
由此可见：能力强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分数高的人，那么分数高的人能力就一定强吗？也不尽然。
美院教授陈丹青欲自主出题招考研究生，原因是她发现学校招考的研究生英语水平很高，而绘画水平却平平。面对连一篇文言文都翻译不下来的研究生，上海某大学历史教授惊呼：“我们需要的是能用历史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人才，而不是只会死背历史课本的庸才。”
“高考奇才”张非，曾在四年间两度考上北大，一次考取清华，却因迷恋网络被北大、清华开除。一个能在高考中“叱咤风云”的人，却不能抵挡网络的诱惑，这到底是张非个人的悲哀呢？还是我国人才选拔标准的悲哀呢？
如同“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一样，对当代的中国学生而言，“分数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分数是万万不能的”。然而，分数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能力，怎样使每个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通过分数表现出来，应该成为被一个教育者积极思考的问题。
诚然，能力强不一定分数高，分数高不代表能力强。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部门能够对选拔标准做一些调整，使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在分数上，相信对于人才的选拔还是大有益处的。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新课标改革正在各地进行，高考的命题趋势也正由重知识向重能力转化。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我们的人才选拔标准将逐步变化，我们的人才素质也将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