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核的果实自然无法在自然界生存,没有粹的米粒总是扬着无知的头颅。在这个日新月异,传媒声喧杂的年代,你是否也被繁花迷了眼,丢了心?
今天,我们只会坐在草地上用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郭敬明);当简简单单而又通俗的《老鼠爱大米》唱遍大江南北时,谁有能重拾昔日哲人心中那”青青子矜”那般泛黄的感动?无可否认,青春文学可以带来梦幻般的感动,但倘若一个人的精神主体是这些,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在这个众生传媒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些人为了一点点事斤斤计较,谁又能理解”大同世界”的美好呢?谁又能重拾昔日大教育家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度量。
翻开厚重的古典书籍,我们看到的是老子用了五千个字写出的《道德经》,句句短小,却又饱含真理,孔子与弟子言行在《论语》的二十篇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短短八个字,体现出的却是何等的重要。打开《三国演义》,是刘,关,张三人”不在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气;翻开《红楼梦》,是林黛玉“红藕香断有谁怜”的惆怅;翻开《西游记》是孙悟空的神通广大,唐僧的执着;”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司马迁用《史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翻开唐诗,是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怀念,是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放,是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国忧民。
魂兮,归来。
一个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需要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而对于每个炎黄子孙来说,中国的古典文化无疑是经典了。
这位一生刚正不阿、怀才不遇的大诗人,身体每况愈下。他已知自己的时日无多,就把年仅十四岁的朱熹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又请五夫的刘子羽、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父亲撒手人寰,十四岁的朱熹强忍少年丧父之痛,扶持着母亲和妹妹前往五夫,开始新的生活。次年,朱熹葬父于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再葬寂历山。
朱熹幼年时,其父仕途坎坷,一家人漂流于尤溪、建瓯、政和之间。期间,朱熹常随父亲到政和铁山祭扫祖父祖母墓,留宿于父亲创办的云根书院,讲授理学,或数月,或半年。云根书院、韦斋书室对朱熹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薰陶作用。朱松临终时还谆谆教导:汝勿忘父,祖之学志也。
很多人感叹于朱子没有在他的孕育地留下墨宝,但是我们还是从一些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些朱熹当年在政和写下的文字,窥见了少年朱熹的雄心壮志和对政和的情感。
《十月朔旦怀先陇作》诗是少年朱熹在政和祭扫祖坟时,留宿护国寺时写下的。诗末四句写道:“封茔谅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表达了少年朱熹奋发勤学的壮志。
“踏破千林黄叶堆,林间台殿灪崔嵬,谷泉喷薄秋逾响,山势空濛画中垂,一壑秖令藏胜槩,三生畴昔记曾来,解衣正作留连计,未许山灵便即回。”这首《瑞岩诗》诗就是朱熹游览政和锦屏、洞宫等地后所作,诗中对政和迤逦的风光充满了无限感情。
朱熹留给政和的远远不止于这些文字,政和的山山水水留下他的款款足迹,政和的历史文化积淀他的理学渊源。为了祭祀朱文公,明嘉靖时知县俞时歆建“朱子祠”,安设朱子牌位于云根书院,明、清时期多次修缮重建。风雨岁月,故址无存,但是朱子文化却在这里深深的扎根,如政和县政府后朱松当年所植大樟树,枝繁叶茂,葱葱茏茏。
中华传统美德立足于现实的人、立足于你我他组成的社会。中国人从来相信,每个人都要讲道德,道德跟每个人有关;天道与人道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例如,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一方面赋予道德极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将道德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能够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尽心知性”,甚至可以“知天”。这就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增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华传统美德以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承认人不能离开“利”、应当“义利双行”的同时,强调要“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强调守住“以义制利”的红线,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此“重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义为利本”“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一切有道德的人特别是政治家,都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兴天下利”“利济苍生”。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关系,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公私的对立引起的,“善恶生于公私”。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下也体现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所谓“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此外,如何处置公私关系还决定着个人甚至国家事业的成败,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中华传统美德一直认为“公”是最高境界,“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因此,人也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应坚持“破私立公、克己迁善”原则,通过省察克治,做到“公重私轻,公而后私”,达到“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范中,如仁义礼智信、勤俭诚敬和等。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知行合一,在重视道德认知的同时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也就是在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的同时,努力促进道德意识的实践和力行。这不但是因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假对错的标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综上可见,中华传统美德充满了真善美,教会了历代中国人怎样立德做人、怎样治国理政,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如此,中华传统美德还为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不随物流、不为境转、不为名利而动心、不被假象所迷惑?从道德修养的层面来说,需要我们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丰富营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朱熹寓居建阳、武夷山之史事,尽人皆知,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其父朱松来尉政和,群山迤逦千年不老的闽北古城政和,是朱氏家族入闽的第一站。现在大家都这样说,朱熹孕于政和,经过历史考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政和是朱子文化的发祥地更为准确,更能说明政和于朱子文化的关系。目前我们政和遗存的了两座对于研究朱子文化来说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那就是朱熹祖父朱森墓和朱熹祖母程氏夫人墓,朱森墓在铁山护国寺边,程氏夫人墓在星溪富美村。
朱熹一生70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闽北度过,我把朱熹与闽北的关系概括为五句话20个字:朱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长于建殴、学于武夷、老于建阳。
孕于政和:宣和五年(1123年,在政和任县尉五年届满的朱松调任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税。建炎三年(1129年12月,刚要调建州(今建瓯工作的朱松听到金兵自江西突入福建邵武的消息,放弃所摄之职,携带在尤溪的家眷回到政和,寓居铁山护国寺。此时兵荒马乱,烽烟四起,政和也不安全,建炎四年(1130年8月,朱松仓皇买舟携眷避到自己任职的尤溪,时刻都作着避入深山的准备。 离开政和月余后的.9月15日,朱松的第三子沋郎——未来的理学宗师朱熹降生。
朱熹生于尤溪郑氏草堂,7岁以前随父母在政和尤溪一带生活,朱熹7岁下半年,随父亲从尤溪迁往建州(现建瓯暂居,绍兴十年也就是1140年朱熹11岁时,时任朝廷四品承议郎的父亲朱松,因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的排挤,被贬,受任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未赴任,朱松忿然辞官南归,举家正式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从此在家专心教育子女。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春天,正当朱熹勤学苦读之时,年仅四46岁的朱松郁闷成疾去世。
朱松病逝后,朱熹遵从父亲遗命,14岁的朱熹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在五夫里,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五年后,年仅十九岁的朱熹即登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授朱熹为迪功郎,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宁宗、光宗四朝,累官知南康军、知漳州、潭州。朱熹一生宦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46天,任祠官达23年,待职、无职或罢职16年,在朝当官时间很短。
朱熹在武夷山呆的时间最长,14岁到武夷山至64岁迁居建阳,除去外地为官的七年,其他时间都在武夷山,前后达五十年。64岁迁居建阳考亭,1200年4月23日(南宋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朱熹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
从我们祖先的四大发明,到诸子百家盛况,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从现在每年的“感动中国”,到齐心共筑的“中国梦”,无一不体现我们的中华精神,无一不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是啊,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如今传统美德已经深深的植根在我们每个二中人的身上。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校园里,文明礼貌无处不在,它像绵绵细雨,滋润着校园,像阵阵微风,吹进全体师生的心田。同学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团结友爱,尊敬师长,文明之花常开放在我们美丽的校园。
走进我们的校园,浓郁的国学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张贴、悬挂的孔子像,随处可见的国学格言,儒家经典的校本课程……优雅的校园里无处不透着浓浓的儒学气息。“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只要你每天走进校园中,就会立该被校园内传来整齐的诵读声吸引。教室内课前诵读、老师办公室、教学楼前的空地上,我们一边做着整齐划一的动作,一边大声朗诵着《弟子规》。这个最通俗,经典的《弟子规》,无声无息地触动着我们心灵最深处,让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四度春风化绸缪,五番秋雨洗鸿沟。老师,这些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人,从现在开始向你们行“鞠躬礼”,是您教导我们要学会感恩,学会做人。其实,传统美德就在我们身边:向老师、长辈和客人彬彬有礼地问好的时候;向有困难的同学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举手整理教室图书的时候;学会向父母表达自己的一份孝心的'时候;学会珍惜每一粒粮食的时候;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在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吗!
美德在我们心中,美德代代相传,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把文明美德传承下去,让美德之花开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教育之道,尤重童蒙。许多人回忆起人生开学的第一堂课,都津津乐道,因为这是跨入知识之门的第一步,是成功的起点,意义重大。荀子在《劝学》中说:“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先知礼,而后闻道,这是古人的教育观。如今,以一项隆重的仪式来纪念幼学启蒙,何乐不为?不论这项仪式是沿袭传统,还是新造之物,它毕竟传达了一种重教、崇知的积极观念。
但社会上对“开笔礼”的批评,不在它积极的一面,而在它与传统的扞格。
穿汉服、点朱砂、写毛笔字……每一项看似都与传统有关,但捏在一起,塑成一个“开笔礼”,冠之以“继承传统”“发扬传统”之名,就有点装腔作势、不伦不类。这种打着“传统”旗号附庸风雅的情形,在当今社会所在多有。一些人宴席上推杯换盏、酒酣耳热,美其名曰“酒文化”;成书于顺治初年的《弟子规》,在文化商人的推波助澜下,登堂入室,成了与“四书五经”并列的儒学经典……凡此种种似是而非的“伪传统”大行其道,广为传播,对我们传承文化究竟是福是祸?
作家史铁生说:“传统,也许不该把它理解为源,而应该理解为流。”我们的传统文化像一条大河,流到每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人都注入了自己的文化创造,同时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品格。
礼为传统之形,道为传统之核。过于重视传统中形式的、表面的东西,就会流于庸规陋俗,成了装腔作势、言过其实、表过其里的“附庸风雅”,是《儒林外史》中杜慎卿所谓的“雅的这样俗”,是魏禧《与友论文书》中所道的“如市肆之列杂物,非不炫目,正嫌有市井气耳!”传统的表现是延续,延续根源是内在的生命力,正因如此,它就不是某种表层的思想外衣,不是想扔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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