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伤人六月。”是啊!在我们成长的历程中,同学、老师、亲人不经意间所说的一句话能让我们感到温暖,但却也能让我们感到寒冷……
有一次的单元测试我没考好,但我又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回去后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但我发现,妈妈眼里没有一丝的愤怒和生气。只是心平气和的对我说:“你比任何人都聪明百倍,但前提是你得比任何人都要努力才行!”这二十五个字象用火灼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上,怎么也擦不掉。
随着年级的增高,我的课外活动也象小山似的越来越多。学校的一些活动我都得参加主持。有一次植树节要主持,郭老师选我当主持人,我只好答应了。但我一看这次的稿子又长又绕口,很有难度。我害怕出错,就想打“退堂鼓”。我正想说不想主持的时候,妈妈的那句话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把我快出口的话“顶”了回去。
以后,当我每每想要退缩时,那句话就会叫我不要退缩,勇往直前。
16世纪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打算派最亲密的顾问罗伯特·塞西尔去各地巡视。为了保障他的安全,女王决定从王宫众多卫士中挑选出一位最得力的人。
那天,上千名体形剽悍、武艺高强的卫士聚集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前的广场上,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渴望好运能降临到自己头上。伊丽莎白一世环视着大家,走到队伍前面,示意紧随其后的塞西尔自行去挑选。塞西尔走到队伍中,他拍了这个的胸脯强壮有力,拧了那个的胳膊结实有劲,感觉都很满意,半天拿不定主意。
“还是由我来考考他们吧。”伊丽莎白一世略显不耐烦地说道,然后轻咳了一声。
顷刻间,上百匹脱缰的骏马从远处奔腾而来。女王指着它们,大声说:“我的勇士,你们表现的机会到了,快去征服那些发疯的骏马吧!”
没一会儿,上百匹骏马就被一个个奋不顾身的卫士制服了,只是因为人多马少,每匹马的前后左右都被七八名卫士牢牢围着,没有哪个肯远离半步。
女王看到此景,不禁迟疑地说:“马是大家合力拦住的,我该判定谁才是真正的勇士呢?”
她转过身,发现有名卫士一直守护在塞西尔身旁,于是惊讶地问:“你怎么没去拦截马匹?难道你不想当勇士吗?”
那名卫士摇了摇头,严肃地答道:“我保护住了主人的安全,便是真正的勇士。”
女王笑了,对塞西尔说:“他就是你那位最合适的人选!”
真正的能者,并非时时处处都逞强争胜,而是能首先做好自己的分内事。
一句话能让人获得力量,一句话能让人受到启发,一句话能让人得到勇气……我就曾因为老师的一句话而获得自信。
那是三年级的音乐期末考试,对于胆小的我来说,想要达到及格,简直比登天还难。
考试前期,我认真准备着:课堂上专心练唱,吃饭时反复听录音,就连上学路上也在低声吟唱,把考试必唱的歌练了一遍又一遍,歌词背得滚瓜烂熟,音调练得也很准确。
考试那天,当我面对全班44个同学时,心里不由地紧张起来,只觉得头皮发麻,脑中一片空白;双腿发抖,手也不知道该放哪儿好;嘴巴张了好几次却发不出音来。不知所措的我,把目光投向了老师,老师正微笑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鼓励和期待。一咬牙,我唱起来了,那哪里是唱啊,是再念,念得结结巴巴,没有章法,念得没有韵律,苍白无情……
全班同学捧腹大笑,我满脸燥热,恨不得钻进地洞躲藏起来,这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不要笑,要懂得尊重别人,我相信他能行!”——是音乐老师。原来老师对我这么有信心,对,我一定能唱好!有了这样的念头,我再也不颤抖,再也不羞怯,鼓足勇气重新唱了起来。歌声又一次在教室响起,教室里鸦雀无声,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歌声是那样的响亮,那样的甜美。歌唱完了,音乐老师给我的评定是“优”。
“我相信你能行!”这句话铭刻在我心中,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它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使我充满了自信。
我们班可谓是人才济济,强手如云。在这个班级里,我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丑小鸭”了。
我羡慕范潇龙雄辩的口才,老师刚提问他就举手;我羡慕陈燕婷娟秀的字迹;我羡慕陈瑜的文才,写起作文来一挥而就,下笔如有神;我羡慕苏亦昕流利的英语,说起英语来滔滔不决,犹如一个小老外……我羡慕别人也怨自己无能。
或许是渐渐没了信心,在班里,我几乎到了“默默无闻”的地步。有一会,一个同学借我一本书,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对我深有感悟“我愿用自己的努力,编织一片片羽毛,使自己变成一只美丽的天鹅。”是啊,作者能努力使自己成天鹅,那我不能拥有自己的“闪光点”吗?
之后,我开始发现自己的长处。每天我都练习写毛笔字,有时作业一多,时间也往后移,弄得我很晚才能睡,但我始终坚持练习。每回,老师一布置预习的作业,我就在语文书上左标右写,把一本好好的书写得满满的……经过许久的努力,我的字在班上数一数二,上课,老师一提问,我就举手……我发现了自己的“闪光点”,渐渐走出了低谷,下课和同学们嬉戏,打成一片。
但我要感谢那句话,正是那句话,使我学会了争取,努力。即便我这只“丑小鸭”无法在春天变成天鹅,但我愿用自己的努力,让自己飞上蓝天。
感谢那句话,感谢那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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