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秋作文【一】
寒假的时间是充足的。这一天，我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图书馆，寻找书看。书架上的书数不胜数，让我看得眼花缭乱。这时，针看到一本《巴金自传》，脚步也随之停下来。我拿着书走向书桌，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
我先看了《文学生活五十年》这一段，使我受益匪浅。它主要讲了巴金五十年来的文学生涯。渐渐地，我看完了这本书，也加深了对巴金的了解。
巴金不是一位文学家，但他写作了五十多年。他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他生在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许多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中间度过了他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他接触了下等人的悲惨生活，在伪善和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他听到年轻的痛苦***。他觉得社会出了毛病，却说不清病在何处，又该怎样医治。他把自己的家庭看作专制的王国，他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死的。巴金离开了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他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救自己的路。他选择写作，是因为他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与恨无法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所以，他要找寻一个心的归宿——写作。
他有着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从他身上我明白：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饭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巴金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
这一本书让我学习到许多做人的道理，我要把巴金竖立成我的榜样，向他学习。
巴金的秋作文【二】
如果说巴金在一生中只有过一次“动情”的经历，那么惟一的对象就是曾经陪伴他走过大半人生旅途的妻子——萧珊。每当有人问起巴老与萧珊的相识经历，他就会回忆说：“我们是1936年第一次见面的。那时我们已经通信半年之久了，萧珊写信给我，说有些事情要找我谈一谈，约我到新雅饭店见面。怕我不认识，会闹出笑话，便在信里附了张照片给我……”曾经的新雅饭店现在已经更名为“南新雅粤菜馆”了，当记者昨天冒雨来到这家三四十年代文人名流们最常光顾的饭店时，发现它已经被改造一新，装修得金碧辉煌了。南新雅粤菜馆的李钰主任特地帮我找出当年茶室的图片，泛黄的照片里，几张铺着纯白桌布的圆形茶桌上各自摆放着一瓶鲜花，擦得锃亮的红木椅子下是打扫得一尘不染的柚木地板，比起如今的豪华，当年的茶室更多一些韵致。李主任介绍说，当时的新雅饭店三层楼，双开间，餐厅高雅洁净，室内装潢考究而不张扬。新雅的这种风格博得了一大批文人墨客的喜爱，不仅是巴金常来，当时蜚声文坛的鲁迅、戴望舒和林徽音等人也是这里的常客。整个饭店布局非常合理：三楼分大、中、小共28间房间；而二楼则专营散座小吃，中间是小圆台，两旁是火车座；底层为三开门面，东侧设立外卖，西侧在扶梯旁设立三张小太子公映苏打方凳。中间进门宽敞的扶梯能够直上二楼。
可以想像，在二楼那间正对着楼梯口的厢房里，33岁的巴金坐在小圆桌旁静静地喝着茶，看着当时的报纸，等着他素未谋面的笔友出现。突然，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从木楼梯那头传来，巴金抬起头，照片上那个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梳着童花头，穿着校服的女生就在眼前出现了。她一眼认出了巴金，快活地笑着，好像见了熟人似的从厢房门口走了过来：“李先生，您早来了！”那一刹那，巴金心里的某根弦被拨动了……后来，那个女生改笔名为“萧珊”。八年后，他们以最普通的方式完成了他们的婚礼。
巴金的秋作文【三】
《寒夜》与从前我读过的巴金先生的作品大不一样，整部小说弥漫着死亡与悲观的气息，叫人透不过气来。作品的背景是抗战期间，地点是重庆，主人公是一对自上海逃难至重庆落脚的一对年轻夫妻：汪文宣与曾树生，还有汪文宣的母亲。文宣与树生结婚14年，儿子小宣13岁;本是有着理想的年轻人，读教育出身，想办教育，办好的学校。抗战期间，背井离乡，逃到重庆，放弃了一切曾经的梦想。文宣在一间半官半商的公司当校对，树生在一家银行上班，以汪母的话来说，是当“花瓶”。小说的主线为文宣在1944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的经历，如果换一句话来说，也是文宣走向死亡的经历，字字句句为录。
小说中的人物皆无望。我曾经读到，有人讲这是另一个“双面胶”的.故事。诚然，小说中的大部分的情节是关于汪母与树生之间的婆媳关系。汪母看不惯媳妇，媳妇也无法讨汪母的欢心，文宣则夹在二人之间，试图两头讨好，却屡屡失败。只是小说开篇不久，文宣就已经怨愤的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 莫说汪母爱自己的儿子，汪母根本不曾了解文宣究竟需要什么;她从来不曾看到过，文宣爱着树生，文宣的大部分快乐来自于树生的陪伴。莫说汪母爱树生，当她用恶毒的言语骂树生的时候，她看到的只是她自己。爱，是成全;汪母根本不会。
而文宣呢。文宣怨愤地叫道“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他自己又曾真正的关心过他人。文宣有一条好心肠，毋庸置疑。可是他几乎是个废物。真抱歉，讲出这么重的字眼。在小说记录文宣经历的这段期间，他可曾真正的帮助过一个人?他可曾有勇气试图解决母亲与树生之间的不合?他可曾真正的为了改善家庭的环境而做出些什么?他可曾真正努力为母亲，为妻子，为儿子真正带来过快乐和喜悦?他所有的行为几乎可以概括为：忍耐和哀求。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文宣，通等着别人成全他自个儿。
至于树生，小说的结尾中说道“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不晓得，小说的意思是什么。树生，留下来，只会让那一个不知爱，一个等着别人成全自个儿的人来拖垮自己，然后三人一同在生活中毁灭。只是对于小宣，树生的不负责任，将让小宣成为第二个文宣。
文宣去给钟老上坟的时候，他望着献给钟老的花圈，“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 花圈上面是文宣，是唐柏青，是钟老，是很多很多被毁灭的人的未来。也许巴金先生在为他的三个得肺病去世的哥哥送行的时候，也如文宣一样，将花圈上的名字曾经看错。
巴金的秋作文【四】
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名著，名字十分简短，叫《家》。它的作者是众所周知的大作家李尧堂，笔名巴金。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成都地区封建大家庭走向崩溃的故事，其中有好多人物，给我映像最深的是觉新、觉民和觉慧三兄弟。可是他们家受着高老爷的封建控制，年轻力壮的他们虽说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可是又不敢顶撞长辈，暗恋着梅表姐的觉新只好被迫受父母安排娶了珏。
觉民喜欢着琴，可是高老爷给他订婚，他玩起失踪，最后终于胜利了。觉慧喜欢着鸣凤，冯乐山却要纳鸣凤为妾，鸣凤最终投湖自尽……觉新愤愤离开了家，来到了大城市上海，参加革命。可以说，这本书几乎是写的悲剧故事。
从这本书中，不难发现，巴金用羽笔揭开了封建制度的险恶，也描绘出来在温情的表面下，封建时的家庭存在着无数的勾心斗角，写出了封建大家庭的无耻。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么不好的社会条件下，依然有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少年们在社会上做着一系列有关于宣扬改革开放的活动，在封建家庭中英勇的斗争着，一代代青年逐渐的觉醒，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勇敢地、积极地站起来，封建势力再怎么强大，也敌不过这些年轻人。虽说这本书中那么大的一个家庭衰落了，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惋惜，可是从珏因为祖规而分娩时死亡的各种结果中，我们也可以发觉封建制度的不可取。
在历史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相信，《家》这本名著永远不会被淘汰，因为它鼓励着青年们要追求新时代，做一个新青年，永远的循规蹈矩只会害了自己。
巴金的秋作文【五】
人有人格，文有文品。时下批评家论及近世作家，似乎有过分关注其为文而忽略其为人的倾向。实际上，心胸狭窄精神颓丧者难为旷达之文，胸怀大志气吞星河者始有豪放之辞，人格的高低与文品的优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在中外文学史上也不乏作家的人品与文品相互分裂的现象，但对于像巴金这种主张“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的作家(《谈文学创作》，却是以其崇高的道德人格和高品位的艺术追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在几代读者心中产生巨大影响的。
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
从本质上看，巴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始终生存于崇尚理想、追求光明、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的精神空间里。早在“五四”前后，少年巴金就寻找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并在心灵的祭坛上立下了为理想奋斗终身的誓言。后来随着时光的消逝，巴金所追求，巴金赖以奋斗不息的心灵支柱逐渐从原来具体的信仰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心灵的灯”，转化为抽象的理想、光明与正义。甚至到了晚年，他也还满怀信心地说：“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会永远给我指路”(《“寻找理想”》。
正由于始终有着这“心灵的灯”，有执着的理想追求，巴金对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前景又一直是乐观的，他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巴金总是坚信，“春天是不会灭亡的”，“生活里是充满着春天的。秋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秋天里的春天〉译者序》。他“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巴金选集〉后记》。
与这种理想的光环和必胜的信念相映照，巴金的人格精神中还时刻闪现着一种以奋斗为生命，以痛苦为力量，以献身为幸福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确立信仰时，他就立下了“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的座右铭(《家庭的环境》，后来他大多把那些意志坚强、奋斗不息的战士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他歌颂那些为主义而死、为理想献身，为奋斗牺牲的革命党人、民粹派英雄和志愿军战士;他推崇克鲁泡特金、罗曼·罗兰那种以痛苦为力量，在痛苦中净化心灵、寻得欢乐的人生态度。直至耄耋之年，巴金还表示“不敢躺倒，不敢沉默”，仍然要“奋斗到底”的决心(1991年10月15日《致冰心》。
然而巴金又决非个人英雄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人类平等、自由、互助的共同理想，而不是一己私利，他的人格精神中始终包含着自觉的群体意识。巴金认为，应该“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群体的命运上，将个人的希望寄托在群体的繁荣中”。“人对他的同胞必须真诚，必须互助;离开了合作与互助人便不能够生存”(《怎样做人及其它》。他常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与接受;人只有在众人的幸福中才能求得个体的幸福。
总之，理想主义、乐观主义、英雄主义以及群体主义是巴金人格精神中的四块基石，它们代表着巴金最根本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人们从巴金身上所看见的.无私奉献、善良正直、真诚热情等诸多美好品格正是这些人格精髓的具体显现。这一切融入文学创作，也就使巴金的作品显示出一种迥异于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品位。
远大的理想、必胜的信念与奋斗的精神，使巴金的创作带上了鲜明的崇高品格，他总是在作品中叙说信仰的力量，呼唤春天，讴歌理想、赞美未来，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也总是太阳、星光、明灯、圣火等充满光与热，能给人带来信心与力量的意象。在巴金笔下，英雄们的思想境界是最高尚的，美好爱情是高洁的;他时时在传递着一种美好的信息，不合理的制度和罪恶的势力终将退出历史的舞台。他的作品能给与读者一种精神的鼓舞、奋斗的力量，伴随读者去摧毁旧的世界，催化新的萌生。许多读者正是读了巴金的作品而选择抗争、选择奋斗，从而开始不息的追求。
有着远大理想和必胜信念的巴金是幸福的。他向旧势力大胆地喊出“我控诉”，执笔宣布一个垂死制度的死刑，不停地对敌人实施攻击，也可以毫不犹疑地说“春天是我们的”。但是，理想与现实总归是有距离的，在通往理想社会的进程中，到处是崎岖的布满荆棘的山路，时时有先驱者倒下的身影。因此，一旦巴金更为深入地观照和描摹现实，有时也会陷入矛盾与痛苦之中。他笔下的英雄为信仰而献身，但这种献身有时却难免成为无谓的牺牲;也很早就宣判过封建专制制度的死刑，但封建专制的阴魂却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他预告说将会有很多很多的春天，但自己又常常觉得并非真正看到春天的花朵。幸运的巴金只能时时感到心灵的悲痛，只能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奋斗，他的作品也由此而显示出一种执着，几分悲壮。
文学并不是巴金最初的人生选择，但文学上偶然的成功并没使他忘记自己的社会使命;巴金最终选择文学也非为着个人功名或一己私利，群体的精神使他更加坚信文学的目的是为着全人类。他从不把文学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而是把创作当成服务人类报效祖国的工作。面对祖国与人民，面对同样关注着人类前途与命运的读者，巴金不必要隐瞒自己的内心，也没理由不献出他的全部真诚与热情。他从不忸怩作态故作高深，也反对炫耀新奇玩弄读者。读他的作品，人们都可感受到一个真诚自我的存在，小说中的“我”与人物交心，散文中的“我”同读者对话。在七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巴金有过幼稚，有过偏激，也有过轻信，这一切在他作品中留下的印记，正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他创作时的坦然与真诚。或许可以说巴金的创作有过许多的成功，也有过某些闪失，但这种闪失并无损于他坦诚的本色，因为他只不过把一个真实的自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到读者面前，奉献给人类的明天。
执着于理想，呼唤着崇高，带着几分的悲壮，一片的真诚，巴金以他的人格精神和艺术良知，以他相得益彰的人品与文品，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留下一种独特而永恒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