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批评、编辑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种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同样对文学进行操控让它在某个社会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这本书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写同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情况、民族的文化导向甚至某个社会的文学体系。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译者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译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译作同目标文化中人们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这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不冲突,那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翻译过程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限制来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会或者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哪些类型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
(二)诗学
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形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观念,即在社会体系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诗学会相互冲突,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诗学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所以为了达到某种诗学要求,译者必须做出让步,因为一种文化中人们广泛认可的诗学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语文化中的叙事方式或者改变原作的结构等等。
改写理论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对照的研究方法,而更关注翻译的“成品”,为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 —.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New York: The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
当欧风美雨席卷亚洲众人争相追捧,当崇洋媚外已成潮流国民日益沉沦,我们的传统文化日益没落。无论是旅游创意园展出高仿真山寨版狮身人面像,还是国内诸多开发商竞相模仿国外特色建筑,无不昭示了我们日渐萧索的传统文化,不禁想问,我们的文化自信都去哪儿了?
中国,一个存在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内涵丰富的中华文化,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别具一格的无价珍宝。我们不是没有享誉世界的建筑,也从未失去倾倒众生的文化内涵,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越来越避讳属于我们自己的灿烂物化遗产反而去追逐他国的历史古迹?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本土文化被遗忘在角落里落满灰尘而外来者却被竞相追捧呢?
正如方哲萱所言:“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却忘了伦理纲常,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能建起高楼大厦,却容不下一块功德牌坊,我们穿着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的确,在标榜西化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西方节日风靡全国气氛浓厚,而传统佳节的风俗却鲜有人能够记起,一座座四合院被强行拆除,尘烟还未散尽之处一栋栋高楼大厦却拔地而起……时代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现代文明,却也冲击着我们悠久而厚重的传统文化。
然而,比起飞速发展的时代,更加强烈侵蚀着传统文化的,是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的我们。受那一点点“拿来主义”思想的驱动,我们忽略了清幽淡雅的案头山水,却迷失在现代主义错综复杂的抽象线条之中;我们很少懂得那一抹江南烟雨的淡淡哀愁,却沉醉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之下不愿醒来……不禁怀疑,在这“冷漠侵蚀心灵,热忱反而被强行流放”的今天,有多少人还保留着一颗赤诚的心,去挽救、去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
那么,在这因文化自信的.缺失而导致了文化创意缺失的今天,我们是否应重拾那散落在时光罅隙里的丝丝情感,不再盲目追捧、不再崇洋媚外,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挖掘、去探索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深厚文化,去感受、去品味那中华韵味的独一份美好?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采取文艺学和语言学两种研究模式,前者视翻译为艺术,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后者视翻译为科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两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对照。70 年代以后,翻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认为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
1972 年,客居荷兰的美国学者Holmes 发表了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Holmes 也成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人。翻译研究在20 世纪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我们从维也纳大学教授、知名学者Snell-Hornby 的论述中能看出其发展轨迹。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译研究无疑是属于未来的学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修订版的前言中已经把翻译研究称为一门发展速度惊人的独立学科了。
很多学者为翻译研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Lefevere 就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然而,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却正在对自己的文化一点一点地丧失了自信力。中国流传千年的文化,能如此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一定有它的价值和优越性,可为什么中国人却开始怀疑它的价值了呢?“崇洋媚外”已成了追逐时尚的主流,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尤让人为之震撼,为之感叹,为之心痛。
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好像是外国的,或是受到过外国人褒扬的,就是好的。甚至于国外的中低档东西到了中国,也比本土产的高档货好,说出去脸上有光。前一段时间,新闻中曾曝光过一些“披着洋皮”的国产品牌。经过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洋品牌”服装,要价很高,只是因为挂了个洋名。而实际上,这些品牌的商标全是在国内注册的,所谓的原产国,意大利、法国等根本就没有这些品牌。以及前不久新闻上曝光的达芬奇家具专卖店出售的所谓“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家具,一件要几十万的天价,在顾客购买后出现了质量问题。再经查证,这个品牌确实是意大利的,而它在当地也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更何况家具店的`这些家具,都是该公司委托给中国家具厂生产的,原料也是中国原产,是地地道道的国产货。这些国产货也并非是劣质产品,只是在中国人看来,国产货比不过进口货。而商家们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从而行骗,从中牟取不正当的暴利。中国人对自身的不自信,也让自己吃尽了苦头。
我们确实应该清醒了。中国文化的优劣性不是靠洋人的简短评价就能确定的。这也许是受了过去一百年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影响,让中国人认为自己仍然被洋人牵着鼻子走。那么是时候走出这个阴影了。我们要找回我们的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雄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我一直将艺术与文化等同看待,同其他活动一样,是整个社会活动中的一部分,是从中分离出来而赋予特殊职能的不同的表现方式。艺术同文化一样,没有一个标准的形式,而其自身发展出的一套体系决定了其复杂又相关联的形式。艺术亦不受其他活动影响,却寄生在各个活动中成为一种意识上的影响因素影响着其他活动。并且,艺术的本身价值是抽象出来的价值,没有一个形象的参照物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又受到时代、地域、创造者与受众的影响,价值评定相差巨大。对于创造者与受众,又受到自身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及艺术层面的与生俱来的审美观的影响,造成艺术价值评定的不稳定性。
同文化一样,艺术亦要放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本质的认识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一旦某个艺术孕育出一种产物,这种产物便成为一种旧的形态,一种存活在过去某个时间的艺术(虽然可能有相同的空间)。我们只能像记录文化一样记录艺术,且如不能复原抽象的文化一样不能复原死去的艺术。换句话说,我们了解的仅仅是过去的艺术,是已近死去的艺术,其最初的思想只有创造者知道,我们只是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杜撰出一部分思想记录在历史的文献中,供人们评论。
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罗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象愚合作编著的《文化研究读本》是一本集合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论文集,其中摘录的都是在文化理论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批判性观点和论断。通过阅读这本文化研究文献合集一方面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能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从中获得启发。本书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前言、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传媒研究。
前言部分两位作者梳理了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介绍了文化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主体、重要的文化学者和其提出的里程碑式的文化观点和批判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按照类别加以区分,让人对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熟悉这些文化研究者的观点,帮助在后面的论文中更加深入的体会其观点的论述和表达。
第一部分“什么是文化研究”,描述了文化研究的诸多概念和定义。在理查德·约翰生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他主要论述了文化研究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问题,探讨文化研究符码化和一些定义的策略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要提出的论点是,文化研究有三种主要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则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并论述了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尽管结构主义可能比‘文化主义’更为多变,然而它们还是共享了某些共通的立场和方向。”而托尼贝内特的文章“置政策与文化研究之中”则阐述了政府和政策在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霸权与民主。“然而,在此我认为,只有通过使用那些通过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而产生的补救办法,文化研究才能确实摆脱那些庸俗形式……。”
第二部分探究“文化研究的起源”,三大文化研究的奠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E.P.汤普森给出了各自的观点和看法。理查德·霍加特倾向于赞扬早期以工人阶级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以“派格报”连载小说为代表分析其中体现的工人阶级文化选择和审美。“工人阶级特别喜爱那些读物、星期日漫谈类报纸、休闲类报纸,从整个不列颠群岛殚精竭虑的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合适的材料,这对几乎全体成年的工人阶级都有吸引力。”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分析”以文化的`三种定义:“理想式”、“文献式”、“社会式”为中心,分析其中的依据和原理,找到研究和利用价值。“在我看来,上述每一种定义都有价值。因为,不仅在艺术和知性作品中,而且在制度和行为方式中,寻求意义和价值、寻求创造性人类活动记载,看来肯定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篇是摘录E.P.汤普森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研究在工业革命之下出现的英国工人阶级。
第三部分“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主要讲述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内容。科内尔·韦斯特的两篇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展开研究。“新的差异文化政治”从知识、生存和政治三方面的挑战展开论述,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期许,“虽然大多数第一世界知识分子都采取了保护充满危机的现在的回顾性和保守观点,但我们仍然提倡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无限可能性和潜力的语言性幻想,对当下承受社会消耗的人来说则尤其如此。”“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则探讨了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非洲裔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变迁,针对其如何摆脱陷入欧美精英派形式主义的危机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化批评家们应该改进经典构成的类型,使它们在如何更好地回应我们置身的社会和文化的当下未及的战斗中发挥战略武器的作用。”安·杜希尔通过研究“芭比娃娃”这一风靡世界的玩具的跨文化元素和差异销售规则分析其中体现出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芭比娃娃、上面简述的童话故事,乃至我们读给自己孩子的那些看似纯真无染的童话,它们的共性在我看来都是编织在童话符码里的种族和性别神话。”
第四部分“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文化商业化、产业化的相关理论。身为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在“大众经济”中叙述了大众文化经济中的大众性与多样性、抵抗与符号权利、财政经济和文化经济等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经济的意义和快感决定了那笔资本的经济回收的幅度:文化经济以与资本权力相对抗的衣服辩证力量驱动着财经经济。”詹尼斯·拉德维通过”浪漫小说的机构形成“分析了工业文化时代浪漫小说的发展和演变,“……浪漫小说阅读经验的内涵也许同两方面密切相关:一方面是阅读行为符合中产阶级母亲的时间,另一方面使故事本身处理的焦虑、恐惧和心理需求来自于女性的而社会和家庭地位。”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描述了体育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过程,探讨了体育与娱乐、身体健康以及社会地位的关系。“实践不同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在于,每一种运动都不同程度地首先离不开经济资本,其次离不开文化资本和闲暇时间;它也离不开具有阶级或阶层特点的伦理和审美性情与每一种运动包含或似乎包含的伦理或审美的客观潜在力量之间的亲和关系。”
最后是“传媒研究”聚焦在电视、电影和音乐等艺术形态的文化研究。首先是莱恩·昂的“《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通过分析美国电视剧“达拉斯”(即“豪门恩怨”)中体现的众文化意识形态来分析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火遍全球的原因。“然而快感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忽略的范畴。在它的话语里,快感似乎是非存在物。”在“MTV:追逐(后现代)明星”中,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分析了音乐电视中体现出的文化商品化和传播的后现代性,“我们只有理解音乐电视与经济、技术、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关系,才能理解音乐电视。”理查德·奥曼在自己的教师手记中阐述了广告的双重言说及其体现的意识形态话题。“意识形态的话题并不总是等于双重言说,但是它轻易就能成为双重言说。”
这本书与我之前读过的约翰·斯道雷(本书也有他的文章摘录)的《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比较近似,都是对上世纪重要的文化学者及其批判理论的总结和阐述,然而前者主要是分类摘录学者原文,凭借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料让人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文化名家的观点和依据,后者则是第三人称陈述,重点列举出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理论,以自己的理解对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做出总结,而且更多的是解释各种文化定义和概念,与教科书很类似。对我来说,我还是更喜欢阅读《文化研究读本》中收录的原文,虽然不一定能够将作者的写作意图理解的十分透彻,但是我从中能得到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这种体会比任何名家解析都更让我记忆犹新。在这本书中,我既能了解到个人比较喜欢的描述文化现象的文章,也能读到比较抽象的理论描述,有些难懂不过可以使自己的思维得到锻炼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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