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科研时光:从60岁到90岁
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他们观测到“类似‘上帝粒子’特性的一颗新粒子”。探测器上的钨酸铅闪烁晶体是严先生带领团队研制的,正是这种晶体,捕捉到了“上帝粒子”的踪迹。
早在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就找到了严先生。当时,丁肇中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持建造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中的L3探测器,准备采用新型锗酸铋(BGO闪烁晶体做探测器中的电磁量能器。然而丁肇中的要求非常“苛刻”,BGO晶体必须长达30厘米,此前从未有人实现。与此同时,美、法、日的科研机构也参与竞争。当时,严先生领导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闪烁晶体领域已有一定积累。他立即组织团队攻关,最终拿下了12000根BGO晶体的供应合同。198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各国的BGO产品进行评比,上海硅酸盐所的产品得到唯一的一个满分。因此,当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决定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寻找希格斯玻色子,需要数以万计新型钨酸铅(PWO闪烁晶体来制造核心部件时,自然第一个想到严先生。2003年底,双方正式合作,这一回条件更加“苛刻”,在4年多时间里就要拿出全部晶体。严先生没有“讨价还价”,再次挂帅。已经85岁高龄的他,不仅可以脱口而出一连串PWO晶体的性能测试数据,还亲自到位于江苏昆山的原料生产车间查看晶体质量。没有拖延一天工期,2008年3月,上海硅酸盐所成功交付了约5000根高质量的大尺寸PWO闪烁晶体,那一年严先生已是90岁高龄。
在7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严先生始终保持着创新精神,当他50岁国际首创了新型陶瓷基复合材料时,没有人想到他会在90岁时站在更高的科学高峰上。严先生曾经说过,他最好的科研时光是从60岁开始的,直到90岁。
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是战略科学家
严先生曾参与1956年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的'制定,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拟定了方向。当时制定《规划》的科研人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年仅38岁的严东生也在受邀之列。
1978年6月,严先生开始担任上海硅酸盐所所长。他前瞻性地部署了所里的五大研究方向,直到今天该所依然保持这个架构。
上世纪80年代,严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他花两三年时间跑遍了全国各省市的15个中科院化学学科研究所。每到一个所,都要住上五六天,一个个实验室去看,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在院党组领导下,他主持制定了中科院第一个科技体制改革方案,启动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引擎。他主持或参与了几项重点工作,如创建开放研究所和开放实验室,破除部门所有制,把科研设施供科学家共同使用,接受流动研究人员,打破近亲繁殖。在他的倡导下,一个以上海硅酸研所为依托,面向全国的中科院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开放实验室于1988年成立。再如建立博士后制度试点,中科院的博士后出站后,半数以上留在了设站单位工作,补充了一批有潜力的青年人才。
严先生还展现了“科学外交家”的风范,推动中科院与国外众多知名科学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使一大批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国门,到发达国家深造。
上世纪90年代初,从中科院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严先生敏锐地发现了纳米材料研究的国际趋势。在他的大力推动下,“纳米材料科学研究”成为国家“攀登计划”首批项目之一,至今仍在继续拓展。
大家风范、有情有义的一位长者
“严先生领导了那么多项目,但在获奖名单里他的名字要么不出现,要么就放在了最后。”上海硅酸盐所研究员施剑林说,先生一直淡泊名利,甘为人梯。
陈航榕研究员至今都保留着严先生10多年来写给她的工作信件和便签纸,上面都是严先生提出的一些学术建议。她到上海硅酸盐所读博士研究生时,严先生已经80岁了,但他基本上每周都把学生叫到他的办公室,了解实验进展。他对学生的论文审阅非常严谨,甚至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都会一一改正。他自费订阅了许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电子版,经常细致地做好,再拿给学生看。
严先生倡导科研创新,但对过程中的失败也很宽容。沈炳孚回忆说,在研发PWO晶体时,经历了无数实验失败。“有一次我给钨酸铅配料,错得很多,我以为肯定要挨批评了,他却说没关系,要吸取教训。”
“严先生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大科学家。”上海硅酸盐所副所长杨建华说,两年前,严先生的夫人在医院里住了3个多月,他每天下午都去医院陪她说话,一直到晚上被医院“劝”回家。严先生和夫人感情非常好,两人经常手搀着手,一起散步一起听音乐。其实,自夫人两年前去世后,严先生就状态不怎么好,没什么胃口。
时间回溯到1935年,严先生中学毕业,他的家人希望他报考税务学校,可以捧个“金饭碗”,但他的第一志愿却填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因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催生了他的梦想,那就是“科学救国”。他做到了。先生,一路走好!
1930年,袁隆平出生了。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他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战争的威胁中度过的。那时的他为了活命,和家人一起到处逃难。
年幼的他不懂,为什么我们中国要受欺辱?为什么我要东奔西走?为什么中国要忍受饥饿和贫穷?等到袁隆平高中毕业,一家子的生活算是稳定了,但在他的学业上,大家又一次犯了难。上了大学是好事,可是学啥?父亲的思想比较传统,希望儿子能通过上学走入仕途,升大官,赚大钱。可袁隆平不乐意呀,他不喜欢钱,偏偏喜欢花花草草。在袁隆平的心里,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才是自己的归宿,在别的孩子把赚钱当成理想时,他却对鲜花,绿草,果树有着异常的向往。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1949年,他义无反顾地报考了西南农学院的农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湖南农校任教。在那几年,他边教课边学习,不光给学生提问题,更喜欢给自己提问题。课堂外的他,经常埋头在田野间,去从实践中找答案。到了60年代,自然灾害来了,很多地方都闹起了饥荒,人们有的饿死,有的病死,就连袁隆平的身体也有些撑不住。
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他愁得连觉都睡不好。在当时,杂交水稻可是世界性难题,就连发达国家的专业人员也没有攻克,很多人都觉得袁隆平在痴人说梦,可他偏偏不服输——“外国人成功不了,不代表我们中国人不行!”人民挨饿的景象就是他的动力,他迈开双腿奔走进田野,去寻找那从未有人见过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他头顶着大太阳,脚踩在烂泥里,弯着腰一点点地观察、寻找,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可这仅仅是第一步。实验,观察,整理数据,撰写论文……潜心研究了好几个春秋,他才使杂交水稻成为了可能。
这位“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一生都致力于“米”的研究,他为国家和社会乃至世界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按理说他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自家口袋装有多少“米”都不为过,也不会遭人非议,可他的生活或者说是他的生活态度却仅仅愿意停留在小康水平线上,“身价1008亿,却独爱15元衬衫”,这让多少“聪明人”困惑和摇头!
细细想来,如果先生当初是为了“日进斗金”而搞科研的,他就不可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田间地头忙碌。
先生的身上有着一种强大的信念在支撑,这种信念是孜孜追求人类文明、科技进步的伟大精神,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和无疆大爱,是反哺社会和人民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淡泊名利、艰苦奋斗”的最好诠释,这种信念注定超越了任何物质财富!
“人不能只靠吃米而活着”,袁隆平先生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米问题已让举世惊叹,但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更像一袋袋精神食粮,同样也营养、滋润着我们浮躁的心灵,影响着这个社会!
“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这句话对于现实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社会的物质财富也空前高涨,社会成员萌发了对财富的无限渴望,功利化的思维也开始泛滥。如果任其泛滥,必然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深渊,“小富即安”、奢靡之风盛行,我们的步伐也将停滞不前。
“志当存高远”,一个青年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如此,提倡“不以财富衡量价值”,将引导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一代向更高的层次追求,像我们的祖先一样,艰苦奋斗,持之以恒,创造出超越物质财富更为可贵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才是中华民族的立本之基,强国之道!
袁隆平是值得尊重的科学家。他品德高尚、淡泊名利,生活简朴,不论刮风下雨,天天工作在试验田里,一心只想着造福全体人民。袁隆平是值得让世界尊重的中国科学家。他首创的杂交水稻不仅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也在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推广了3000多万亩,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获得了联合国有关组织和世界许多国家的赞誉。袁隆平在这次世界种子大会上感动了全世界,并不是偶然的。袁隆平的责任、胸襟与贡献,就象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公民、一个科学工作者闪光的精神品格。
很容易想像,有那么大头衔、那么多荣誉的袁隆平,如果想在财富积累上更进一步,如果真正重视“身价几何”,显然不需要费多大周折,做一些广告、或者把他的奖金成立一个可以最大程度赚钱的公司什么的,都是可行的办法。
但袁隆平呢,已经“满足于”自己每个月6000多元的工资,而且,尽管自己尚有一些“积蓄”,但他却会穿15元一件的衬衫,100多块的鞋子,260元的手表……对于如此节俭的“世界级科学家”、“科技明星”,不知道该有多少追求一夜暴富、为金钱不惜一切、对金钱挥霍无度的人们应该为此感到脸红!不仅如此,已经年近八旬的袁隆平老人还给日益功利的社会上了一课,那就是,到100岁他也还想在田里,还想着解决更多的人的吃饭发展问题、为人类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
那么,无数相对于袁隆平老人年龄的“年轻人”,是否该以袁隆平老人为榜样,为着更有意义的人生而不是只考虑更“赚钱”的人生而努力向上、奋斗不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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