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决定面相作文【一】
正是由于有了思考，人类的思维方式才会与众不同，但又是由于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与思考角度，才会造就各种哲学流派。因而对于不同的思想，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否定，而应从别人的角度出发，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来看待问题。
中国历史上有一场重大的历史浩劫——焚书坑儒，为了追求所谓的思想统一，用武力让知识分子屈服，在暴力的统治下妄图使文明低头，焚毁了众多文化典籍。对于这场浩劫，我们只能用管中窥豹来略见一斑，或许社会的前进伴随了挫折，正如婴孩的出生伴随着母亲的痛苦一样，但历史的悲剧让中国与当时西欧的差距由二十年变成了一百年，这种饱含泱泱大国血泪的历史悲剧绝不能重演，这种用暴力方式来寻求思想统一的事只能用“可悲”二字来形容。
了解这段历史的外国人都会扼腕叹息，人类对他人思想的驾驭***是恐怖的，文化思想领域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待事物，我们不应轻易下结论，而该用一种冷静思考的方式去对待。
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兴起了一场著名的运动，即伏尔泰领导的启蒙运动，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自由创造了人文领域的繁荣，平等与博爱造就了充满爱意的世界。人世间的关爱会像春日的阳光那样融化冷冻在人们心头上的坚冰，会像烈火那样焚烧横隔在心与心之间的藩篱。
当然，我们说的允许不同的思想存在并非指允许暴力的、非正义的思想存在。像封建思想，自私自利的思想应该为人类所摒弃。希特勒所宣扬的种族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这种思想应该被博爱的思想所取代。
思想的取代并不能用人为的方式进行，而应遵循一个客观规律，先进文化终究会代替腐朽文化，又何必用人力去改变呢？
思想决定面相作文【二】
人们常说：“写文章要思想先行。”我却不以为然。所谓思想先行即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我们常说，我们现在悟出的道理在古代早已被论述完备，其实不完全这样，我们与古代有时空的差异，况且我们以现代人的思维看待问题往往需要创新，即所谓思想并不只是传承，而我们在文章中论述的思想常与前人文章不谋而合，这便是我们称作的英雄所见略同。可是，正是这种英雄所见略同让你失去创新的意念，甚至以自己的思想为荣，而其实是自己将自己带进了一个误区，自己本身的为写作而写作的逻辑思维，让你不仅不能到写作的乐趣而且深陷于这种泥潭中无法自拔。最后就是挖空心思去曲意逢迎。
而我们所谓灵魂者与思想截然不同。灵魂即生命最原始最本质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潜在意识。而释放出灵魂深处的东西才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而这种最高境界往往就只是随心而发之感，常用这种心态写作的人往往不追求任何形式，以自己高度原始的纯洁心境抒发自己真正的所想所感而不拘泥于这种思想是与常人相悖的逻辑思维，也不至于置身于那种本不想要却被强加的怪圈。
灵魂似乎于一般人来看是有美与丑的，其实也不然，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又相互转化，有时善即是恶，恶即是善。所谓善常是“积极”的思想，其实，现代人所谓“积极”的思想有时却是那些“追求理想”的无稽之谈，若人生来便是为追求而追求则不如不生，而有成就的人常常无意间成功，只是我们将他们研究的过程视为一种追求，其实他们最成功的并不是那些我们所认为的追求，他们往往是出于灵魂中的一种潜意识，而所谓拥有“积极”思想的人只是一般人习惯于强加给自己的一种枷锁，有时这个枷锁便是作恶的本源。
比起生来便是恶，我更相信生来的灵魂是纯洁的，而这纯洁的灵魂可能会因站让尘世而留下痕迹，但重要的是受到思想的枷锁而扭曲。
如果能够将灵魂一嘴轻松的姿态释放出来，那么相信会比一成不变的思想更有成效。
思想决定面相作文【三】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而梁启超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梁启超通过其文章著述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史的过渡》一书中，作者将其作为探讨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过程及相关事物的研究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