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名家写作文【一】
“淡泊、美好、高洁、贤德。”这五个词是在形容谁呢?那就是孔子笔下“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像君子一样的兰花。
中国是兰花大国，兰花在中国的品种就有三万五千余种。常见的就有清新的吊兰，高洁的蝴蝶兰，优美的紫罗兰，大气的君子兰，还有淡泊的报春兰等等，数不胜数的品种。它清新飘逸的幽香、刚柔相济的叶丛、端庄素雅的风韵，历来为人们推崇和钟爱，与梅、菊、竹称为四君子。古往今来，描绘和赞赏兰花的诗篇数不胜数。
兰花曾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至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品种，已有二千多年培栽培历史。根据史记记载：最早的兰花栽培历史是在春秋时期。在古代还有成千上百的诗人、词人在字里行间中赞叹过兰花的美，如：《兰亭序》、《咏兰》……其中有一句就是“气质美如兰”，借以形容人的高雅脱俗，而这一句也正说明了兰花气质的高贵。
兰花是一种极难种植的植物。要种兰花对土壤的要求是高上再高。种的时候还要有十足的把握，多一些，少一些，松一些，紧一些都会影响到兰花的生长。其次兰花还喜欢阴暗的地方，就像新生的婴儿般娇嫩，顶不了熊熊烈日。兰花作用繁多。可以食用，可以药用，还可以拿来清新空气……除了这些这位“花中君子”在古代可是常常进产房呢!说到它为什么常常进产房还要说到它的一个作用，那就是——催生。哈哈，想不到吧。据说妇女若遇到难产，医生就会去那一盆兰花放在妇女旁。产妇闻到了兰花的香气就像刚爬出地狱的虫子一样，奇迹生还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如此钟爱兰花?原来他们喜欢的不仅仅是兰花的清香，而是从兰花身上找到了一种高贵的品质，你看，兰花并不起眼，但它却把幽香奉献给了人们，而当你注意到它时，那股幽香又悄悄而去，它从来不刻意炫耀自己，而是默默地奉献自己，这不正像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吗?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人像兰花一样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像环卫工人，他们的职业非常普通，可是他们却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干着不平凡的事，是他们把干净整洁的城市风貌奉献给了人们。这不正是兰花精神的写照吗?我赞兰花，赞它那幽幽的清香，但我更赞它那不炫耀自己却把清香奉献给人们的精神。一阵花香从鼻尖飘过，它没有荷花的纯净，它没有玫瑰的娇艳，它没有百合的清香，但它在我的心中是最美的。它就是“淡泊、美好、高洁，贤德的花中君子”——兰花!
跟随名家写作文【二】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着。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着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19年，当他1912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20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中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
我们这帮子开会的文人一有空闲就随着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览庐山各个风景点，东林寺、秀峰、锦绣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书院、黄龙潭、五老峰……一一看过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诗。脚下有平整光洁的路，耳边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轻轻便便，顺顺当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全都蜕脱成游人。
就在这种不无疲顿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有一个去处，路遥而景美，连李白都没有去过，一下子把我们全都激动起来了。那便是三叠泉。趁一天休会，结伴上路。
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索，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叠泉真正看仔细又记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请柬，仿佛看到了牯岭更为热闹的街市，山间更为拥挤的人群。凝神片刻，耳边又响起三叠泉的轰鸣。
不久听去了回来的朋友说，文化博览会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举动，所邀学者的名字都张贴成了海报，听课者就是愿意走进来听听的过往游人。
文人以一种更奇特的方式出现在庐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还难于适应。也许庐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许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我们意想之外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跟随名家写作文【三】
无意中，听友人提及“父亲节”，心头不由地一阵悸动……
一向不苟言笑，总是板着脸，难怪村里人送他一个雅号：老板。
尽管母亲时常在我耳边极力渲染我刚出生时父亲对我如何如何的疼爱，但我还是有那么一些不以为然，因为父亲的严厉已足够令我刻骨铭心，唾沫横飞的训斥，雷霆万钧的怒喝，“***气”凌人的巴掌……甚至是不通人意的固执。
记得从我进学校大门的时候起，父亲便开始策划着让我“独立”每到晚上，将我赶到另一间屋子里睡觉。儿时的我也曾想反抗过，可怜懦怯的我生性“享受”他一顿铺天盖地的怒斥。后来，终于有一天我“有幸”着了凉发了高烧，为此，母亲便和父亲大吵了一番，但母亲仍未能拗得过父亲，我依旧“独立”着。
小学毕业后，我本来是可以直升镇办中学的，但在父亲的“照顾”下，我来到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做了一名住宿生，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十二岁。临行前，眼里噙满泪水的母亲瞒着父亲在我的口袋里多揣了十元钱。在校园茫茫人海中渺小得不起眼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到了寒冬腊月，每当自己把冻得通红的小手浸在刺骨的水中搓洗衣服时，我总是痛恨着父亲，想念着母亲。
不知何时，父亲的训斥和怒喝逐渐销声匿迹了，但父亲那“老板”的形象仍然一成未变。如今的我冥冥中发现和同龄人比起来，我似乎更多了一些优势。茫然间，我不禁问自己，这些优势是谁给我带来的呢?我终于忏悔于从前对父亲的埋怨，忏悔于对父亲的挑剔了。
有人说过“母亲总是从情的角度去看事，而父亲更多是从事的角度去看情”今天，我读懂了父亲“老板”下的情。
我爱“老板”父亲!
天下父母一般情。母爱较之于父爱。更趋于自然，坦白而热烈;而父爱却多是那么含蓄，含蓄得让子女们有时无法领悟。其实，当你细心而又真诚地去阅读父亲时，你便会发现父亲的脸虽是板着的，心却是炽热的。
跟随名家写作文【四】
我是一棵树苗，一棵幼小的树苗，当人类把握洒向土壤的时候，就为我以后的人生坐下了一个铺垫。
刚刚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妈妈是棵银杏树，而我就是母亲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我还记得，当时母亲对才出生的我说了一句话：孩子，努力前进，祝你早日找到你自身的作用，让自己的一生开花结果。”
从此，我便踏上了远去的路途，知道被人类洒向泥土，当我刚来到泥土的时候，还有些不太舒服，我努力地舒展着身体，希望能使自己更舒服些，不知不觉，因为长途的跋涉，我早已累得精疲力竭，便在阳光的照射下睡着了，第二日，我是被水浇醒的，我睁开惺忪的双眼一看，原来是一个人类的孩子再给我浇水，他一边浇水还一边自言自语道：“小树啊小树，真希望你能快点长大，好陪我一起去看这世间的繁多变化，以后我天天来给你浇水。”听了这话，我不知是感动还是深受鼓舞，我竟然努力的`朝着太阳的方向开始生长，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我已经长大了不少，从前和我一样高的小花如今已经比不过我了，为此，我对常来给我浇水的小男孩充满了感激，我正想着却没发现他已经站在了我身边，我一看就被吓了一大跳，原来小男孩也已经长高了不少，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刻，他的脸上挂着两行晶莹的泪珠，他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来开始向我诉说，我听了他的诉说却无能为力，只能轻轻地摇晃起来，用自己的语言开始鼓励他。过了许久，他起身要走，轻轻地说了句，“小树再见，谢谢你肯陪着我。”听了这话，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又一年过去了，我又长大了，这天，烈日炎炎，一位老人在路边晕倒了，人们在旁边焦急的帮助老人，却又束手无策，一个年轻女孩急忙说道：也许他是中暑了呢，快把老大爷扶到树下吧!“我看到老人躺在我身上，赶忙把叶子合拢一些，相帮老人遮挡些阳光，救护车来了，医生也来了，一个医生走到树下帮老人看病，嘴中还说道：幸好有这棵树挡着，否则情况就严重了。”我顿时自豪极了。
春去春来，这一年我开始开花结果了，一个小女孩从我身边走过，轻轻摘下了一片叶子，用稚嫩的童声说：“我要把它带回去做书签。”身上的疼痛似乎没有那么严重了，我又一次感到了甜的滋味，一个学者从我身边走过，看到我的果实开心的笑了：“银杏果可以入药，正好摘一些带回家给父亲治病。”又一阵疼痛感袭来，可我却不怕，因为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作用了，真好。
是的，我找到了母亲所说的作用，我也能为别人做贡献了，即使再苦再痛我也不怕，我要用自己的作用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句号，我是一棵树，一棵普通的银杏树，但我却有自己的作用，所以，来生我还要做一棵树，一棵普通的银杏树。
跟随名家写作文【五】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面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亦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人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重轻?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为之。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吾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轻挫抑，则自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