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革命事迹的名家作文【一】
“为何等到错身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数十遍数百遍地写这句话，别人的歌词好像成了我写的。
想你又见不到你的时候，我写了三万字的信给你，远远看见你的时候，那信上就剩下了几句：春天又来了。树多么绿呀，花也开了，那么多的人都去赏春了。走近你的时候，我沉默无言，汹涌的情感把相遇短短的几分钟挤得密密麻麻，竟不能再说出一句话。慌乱之中把语言东拉一片西扯一片，一层又一层地遮着盖着，所有的掩饰全是为了那个等在嘴边多日此刻竟找不到出口的那个字。在你的眼里沉默又沉默，心积痛成麻木。
无数次柔声唤你，只有这样我才能写下去，你的名字成了我的纸和笔。我细细思量，怎样握它，才能尽写我心中的感慨，怎样铺纸，才不至于惊醒沉睡的双眸，写“深情”吧，好像离得太远了，似乎听不太懂，那么我只好借用年幼孩童眼望妈妈的那种神情，对你说：“想，想你。”
唤了千次万次的你的名字，太满太满地挤在心里，实在挤不下了，就从我心里千回百转地走出，堆成了山，你不知道。呼唤怎么可以成山呢?真让人奇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只是常常在推都推不开的寂寞里，拨通千里之外友人的电话，一把抓住友谊的手，泣不成声，只有心中明白那泪水中湿湿地闪过的依旧是你呀!多少次午夜梦回，醒在无眠的黑暗里，无所依靠，唤来你的名字谈心，温暖得如同一首老歌，如同那些与你欢笑与你牵手的日子，但无论如何，我仍然固执地不去找你，我不要痛上你的心。
你近极了，就在我枕边的梦里，夜夜相见，有什么话不能说呢?你远极了，远在我无法触摸的梦里，日日醒来，有什么话又能说呀。
你来了，我只能云淡风轻地扫你一眼，欲言又止，罢罢罢，只道：“天凉好个秋。”你走了，望着你的背影，目光急急地紧紧地追过去，想化成可以跟着你同行的每一种东西，我知道山长水阔，错失的梦难再追寻，我只有痴痴地想，并在想象中握痛你的手……
爱像一粒石子，在沉睡的心底，激起了许多经久回荡的涟漪。岸边碧草如丝，暗夜心事如塘。当爱在我们身边塞满了每个房间，甚至连衣服的缝隙，茂盛的爱的水草开始疯狂生长。时间凝固了。这时，爱成了我们生命中的阳光雨露，没有了爱我们就没有办法生长。可是，愈悄悄开放，就愈不敢倾诉，爱之花的晨露变成了泪水。付出是一种爱，爱也是一种过程，无法放弃对爱之香的眷恋，于是时时牵挂。
写革命事迹的名家作文【二】
近年结识了一位警察朋友，好枪法。不单单在射击场上百发百中，更在解救人质的现场，次次百步穿杨。当然了，这个“杨”不是杨树的杨，而是匪徒的代称。
我向他请教射击的要领。他说，很简单，就是极端的平静。我说这个要领所有打枪的人都知道，可是做不到。他说，记住，你要像烟灰一样松散。只有放松，全部潜在的能量才会释放出来，协同你达到完美。
他的话我似懂非懂，但从此我开始注意以前忽略了的烟灰。烟灰，尤其是那些优质香烟燃烧后的烟灰，非常松散，几乎没有重量和形状，真一个大象无形。它们懒洋洋地趴在那里，好像在冬眠。其实，在烟灰的内部，栖息着高度警觉和机敏的鸟群，任何一阵微风掠过，哪怕只是极轻微的叹息，它们都会不失时机地腾空而起驭风而行。它们的力量来自放松，来自一种飘扬的本能。
松散的反面是紧张。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由于紧张而惨败的经历。比如，的时候，全身肌肉僵直，心跳得好像无数个小炸弹在身体的深浅部位依次爆破。手指发抖头冒虚汗，原本记得滚瓜烂熟的知识，改头换面潜藏起来，原本泾渭分明的答案变得似是而非，泥鳅一样滑走……面试的时候，要么扭扭捏捏不够大方，无法表现自己的真实实力，要么口若悬河躁动不安，拿捏不准问题的实质，只得用不停的述说掩饰自己的紧张，适得其反……相信每个人都储存了一大堆这类不堪回首的往事。在最危急的时刻能保持极端的放松，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修养，是一种长期潜移默化修炼提升的结果。我们常说，某人胜就胜在心理上，或是说某人败就败在心理上。这其中的差池不是指在理性上，而是这种心灵张弛的韧性上。
没事的时候看看烟灰吧。他们曾经是火焰，燃烧过，沸腾过，但它们此刻安静了。它们毫不张扬地聚精会神地等待着下一次的乘风而起，携带着全部的能量，抵达阳光能到的任何地方。
写革命事迹的名家作文【三】
“淡泊、美好、高洁、贤德。”这五个词是在形容谁呢?那就是孔子笔下“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的像君子一样的兰花。
中国是兰花大国，兰花在中国的品种就有三万五千余种。常见的就有清新的吊兰，高洁的蝴蝶兰，优美的紫罗兰，大气的君子兰，还有淡泊的报春兰等等，数不胜数的品种。它清新飘逸的幽香、刚柔相济的叶丛、端庄素雅的风韵，历来为人们推崇和钟爱，与梅、菊、竹称为四君子。古往今来，描绘和赞赏兰花的诗篇数不胜数。
兰花曾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至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品种，已有二千多年培栽培历史。根据史记记载：最早的兰花栽培历史是在春秋时期。在古代还有成千上百的诗人、词人在字里行间中赞叹过兰花的美，如：《兰亭序》、《咏兰》……其中有一句就是“气质美如兰”，借以形容人的高雅脱俗，而这一句也正说明了兰花气质的高贵。
兰花是一种极难种植的植物。要种兰花对土壤的要求是高上再高。种的时候还要有十足的把握，多一些，少一些，松一些，紧一些都会影响到兰花的生长。其次兰花还喜欢阴暗的地方，就像新生的婴儿般娇嫩，顶不了熊熊烈日。兰花作用繁多。可以食用，可以药用，还可以拿来清新空气……除了这些这位“花中君子”在古代可是常常进产房呢!说到它为什么常常进产房还要说到它的一个作用，那就是——催生。哈哈，想不到吧。据说妇女若遇到难产，医生就会去那一盆兰花放在妇女旁。产妇闻到了兰花的香气就像刚爬出地狱的虫子一样，奇迹生还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如此钟爱兰花?原来他们喜欢的不仅仅是兰花的清香，而是从兰花身上找到了一种高贵的品质，你看，兰花并不起眼，但它却把幽香奉献给了人们，而当你注意到它时，那股幽香又悄悄而去，它从来不刻意炫耀自己，而是默默地奉献自己，这不正像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吗?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人像兰花一样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像环卫工人，他们的职业非常普通，可是他们却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干着不平凡的事，是他们把干净整洁的城市风貌奉献给了人们。这不正是兰花精神的写照吗?我赞兰花，赞它那幽幽的清香，但我更赞它那不炫耀自己却把清香奉献给人们的精神。一阵花香从鼻尖飘过，它没有荷花的纯净，它没有玫瑰的娇艳，它没有百合的清香，但它在我的心中是最美的。它就是“淡泊、美好、高洁，贤德的花中君子”——兰花!
写革命事迹的名家作文【四】
无意中，听友人提及“父亲节”，心头不由地一阵悸动……
一向不苟言笑，总是板着脸，难怪村里人送他一个雅号：老板。
尽管母亲时常在我耳边极力渲染我刚出生时父亲对我如何如何的疼爱，但我还是有那么一些不以为然，因为父亲的严厉已足够令我刻骨铭心，唾沫横飞的训斥，雷霆万钧的怒喝，“***气”凌人的巴掌……甚至是不通人意的固执。
记得从我进学校大门的时候起，父亲便开始策划着让我“独立”每到晚上，将我赶到另一间屋子里睡觉。儿时的我也曾想反抗过，可怜懦怯的我生性“享受”他一顿铺天盖地的怒斥。后来，终于有一天我“有幸”着了凉发了高烧，为此，母亲便和父亲大吵了一番，但母亲仍未能拗得过父亲，我依旧“独立”着。
小学毕业后，我本来是可以直升镇办中学的，但在父亲的“照顾”下，我来到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做了一名住宿生，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十二岁。临行前，眼里噙满泪水的母亲瞒着父亲在我的口袋里多揣了十元钱。在校园茫茫人海中渺小得不起眼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到了寒冬腊月，每当自己把冻得通红的小手浸在刺骨的水中搓洗衣服时，我总是痛恨着父亲，想念着母亲。
不知何时，父亲的训斥和怒喝逐渐销声匿迹了，但父亲那“老板”的形象仍然一成未变。如今的我冥冥中发现和同龄人比起来，我似乎更多了一些优势。茫然间，我不禁问自己，这些优势是谁给我带来的呢?我终于忏悔于从前对父亲的埋怨，忏悔于对父亲的挑剔了。
有人说过“母亲总是从情的角度去看事，而父亲更多是从事的角度去看情”今天，我读懂了父亲“老板”下的情。
我爱“老板”父亲!
天下父母一般情。母爱较之于父爱。更趋于自然，坦白而热烈;而父爱却多是那么含蓄，含蓄得让子女们有时无法领悟。其实，当你细心而又真诚地去阅读父亲时，你便会发现父亲的脸虽是板着的，心却是炽热的。
写革命事迹的名家作文【五】
李白句：“燕山雪华大如席”。这话靠不住，诗人夸张，犹“白发三千丈”之类。据科学的报导，雪花的结成视当时当地的气温状况而异，最大者直径三至四时。大如席，岂不一片雪花就可以把整个人盖住?雪，是越下得大越好，只要是不成灾。雨雪霏霏，象空中撒盐，象柳絮飞舞，缓缓然下，真是有趣，没有人不喜欢。有人喜雨，有人苦雨，不曾听说谁厌恶雪。就是在冰天雪地的地方，爱斯基摩人也还利用雪块砌成圆顶小屋，住进去暖和得很。
一片雪花含有无数的结晶，一粒结晶又有好多好多的面，每个面都反射着光，所以雪才显着那样的洁白。我年轻时候听说从前有烹雪论茗的故事，一时好奇，便到院里就新降的积雪掬起表面的一层，放在瓶里融成水，煮沸，走七步，用小宜兴壶，沏大红袍，倒在小茶盅里，细细品啜之，举起喝干了的杯子就鼻端猛嗅三两下——我一点也不觉得两腋生风，反而觉得舌本闲强。我再检视那剩余的雪水，好象有用矾打的必要!空气污染，雪亦不能保持其清白。有一年，我在汴洛道上行役，途中车坏，时值大雪，前不巴村后不着店，饥肠辘辘，乃就路边草棚买食，主人飨我以挂面，我大喜过望。但是煮面无水，主人取洗脸盆，舀路旁积雪，以混沌沌的雪水下面。虽说饥者易为食，这样的清汤挂面也不是顶容易下咽的。从此我对于雪，觉得只可远观，不可亵玩。苏武饥吞毡渴饮雪，那另当别论。
雪的可爱处在于它的广被大地，覆盖一切，没有差别。冬夜拥被而眠，觉寒气袭人，蜷缩不敢动，凌晨张开眼皮，窗棂窗帘隙处有强光闪映大异往日，起来推窗一看，——啊!白茫茫一片银世界。竹枝松叶顶着一堆堆的白雪，杈芽老树也都镶了银边。朱门与蓬户同样的蒙受它的沾被，雕栏玉砌与瓮牖桑枢没有差别待遇。地面上的坑穴洼溜，冰面上的枯枝断梗，路面上的残刍败屑，全都罩在天公抛下的一件鹤氅之下。雪就是这样的大公无私，装点了美好的事物，也遮掩了一切的芜秽，虽然不能遮掩太久。
雪最有益于人之处是在农事方面，我们靠天吃饭，自古以来就看上天的脸色，“天上同云，雨雪雰雰。……既沾既足，生我百般。”俗语所说“瑞雪兆丰年”，即今冬积雪，明年将丰之谓。不必“天大雪，至于牛目”，盈尺就可成为足够的宿泽。还有人说雪宜麦而辟蝗，因为蝗遗子于地，雪深一尺则入地一丈，连虫害都包治了。我自我也有过一点类似的经验，堂前有芍药两栏，书房檐下有玉簪一畦，冬日几场大雪扫积起来，堆在花栏花圃上面，不但可以使花根保暖，而且来春雪融成了天然的润溉，大地回苏的时候果然新苗怒发，长得十分茁壮，花团锦簇。我当时觉得比堆雪人更有意义。
据说有一位诗人吟过一首咏雪的诗：“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出门一啊喝，天下大一统。”俗话说“官大好吟诗”，何况一位枭雄在夤缘际会踌躇满志的时候?这首诗不是没有一点巧思，只是趣味粗犷得可笑，这大概和出身与气质有关。相传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写了一首三节聊韵诗，自鸣得意，征求诗人批评家布洼娄的意见，布洼娄说：“陛下无所不能，陛下欲做一首歪诗，果然做成功了。”我们这位枭雄的咏雪，也应该算是很出色的一首歪诗。
写革命事迹的名家作文【六】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着。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着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19年，当他1912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20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中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
我们这帮子开会的文人一有空闲就随着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览庐山各个风景点，东林寺、秀峰、锦绣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书院、黄龙潭、五老峰……一一看过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诗。脚下有平整光洁的路，耳边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轻轻便便，顺顺当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全都蜕脱成游人。
就在这种不无疲顿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有一个去处，路遥而景美，连李白都没有去过，一下子把我们全都激动起来了。那便是三叠泉。趁一天休会，结伴上路。
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索，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叠泉真正看仔细又记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请柬，仿佛看到了牯岭更为热闹的街市，山间更为拥挤的人群。凝神片刻，耳边又响起三叠泉的轰鸣。
不久听去了回来的朋友说，文化博览会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举动，所邀学者的名字都张贴成了海报，听课者就是愿意走进来听听的过往游人。
文人以一种更奇特的方式出现在庐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还难于适应。也许庐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许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我们意想之外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