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暑假了。补课的生活开始了。我规划好了每天补课的地铁线路,走进了轰鸣的地铁。
我的耳畔隐约响起了歌谣的声音,啧啧,又是一个来讨饭的人。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四五岁的孩子,睁大了眼睛,弯着腰,拿着一个崭新的盆子,腰间别着嗡嗡响的播放机,穿着平整的衣裳——那一刻,我怔住了,一时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看起来家里也不算穷,难道要再补贴点家用?我都不敢直视他无邪的眼睛。这个车厢中的大多数人都装作看窗外、玩手机、谈话、整衣服,也有一些好心肠的人给他一些零钱。
忽然,一位身强力壮、一直在睡觉的年轻男子睁开了眼睛,着实吓了一大跳。他的目光锁定了正在讨饭的孩子,站起来一把抓住了他,怒道:“吵死我了!”孩子吓了一跳,一句话也不敢说。列车播音这时播道:“地铁内严禁乞讨、卖艺。。。”这位愤怒的男子一把推开孩子,对孩子说:“听到没有!把音乐赶快关掉!”孩子颤抖着关掉了音乐。到站了,几位老太太闻声赶来掩护这个孩子,说什么孩子不懂一类的话。没想到,真没想到,一个穿着挺周正的人突然摸走了那位愤怒男士的钱包与手机。这个男子刚发觉,那个小偷已经逃之夭夭。这男子一回头,孩子也给老太太们哄下了车。这位男子一拳砸在地铁门上,反而引来了几位警察把他架走了。
我看着这惊人的骗局,就像一部电影。这位男子几乎失去了他携来的一切,可是没有惹事,便没有这样的下场吧?
星期天,爸爸出差,妈妈马上去上班,到晚上才能回来,,哈!太棒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自由了!
“在家里要安静点,不要吵到隔壁邻居,小声点……”我心里祈求妈妈快走,别唠叨了,终于,妈妈把门关上,上班去了。
我把平板打开,放着音乐,把音量调到最响,边吃零食边看电脑,丝毫不理会邻居的抗议。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没劲,便找到住在楼上的同学玩,我和她在屋里玩起了排球,“噼!”“哗!”“咚!”可想而知屋里被糟蹋成什么样了。盘子碎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散落在地板上;水果从桌上滚落到地板上;雪白的衣服被我们留下许多黑脚印。
一直到中午,同学回了家,我想:屋里这么乱,反正妈妈晚上才回来,不急,我坐在上发上看着电视。突然,门开了,妈妈回来了,我的嘴巴能塞下一个鸵鸟蛋,好一会才结结巴巴地说:“妈妈你怎么回来了?”妈妈环视了一下屋子,这时,屋里的平板还在“唱歌”,她脸气得发红。糟了,老虎下山了,快逃。可是老虎才不会放走口中的猎物,像抓一只蜗牛一样,把我轻而易举地抓了起来,我连忙捧着切好的西瓜谢罪才逃过了一劫。
妈妈看我一个人在家不放心,又回了家,看到了这一幕,我在家干活腰酸腿疼,又向邻居道歉,唉,真没想到妈妈会提早回来!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一次意外的好奇,竟使我一步登天,成了椰林文学社的社长!
那是一年以前的事了……
开学初,我又当了一次值日生。便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值日生的苦与乐》。那是上三年级时我投的第一篇稿子,虽然过去快一年了,可当时我好奇地、满怀信心地把稿子投进信箱,寄给《作文报》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半年多过去了,稿子也一直没发表,我的心渐渐灰暗了。从此,我再也没有投过稿。值日的那个星期一,早上才7点钟,我就已经站在大门口值日了,学校的门卫也在大门口站岗,他的鼻子很大,我叫他“大鼻子警察”,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他走到我身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说:“好像有你的信。” 随后我领到信,拆开一看,是一个陌生人写来的。信上说,他在《作文报》上看到了我的作文,觉得写得不错,想跟我交笔友。那一瞬间,我愣住了:难道我的作文真的发表了?我带着疑惑焦急地又等了几天,果然,编辑部给我寄来了四张2003年第一期的《作文报》,第二版就有我的作文,题目是大大的字体,在浅灰的方框背景里写着《值日生的苦与乐》……邵君子,正文用绿色椭圆形的背景衬托着。整个篇幅,那么耀眼,那么显著。我当时的心不是吃了蜜,而是飞上了天,像一只小鸟,带着成功的喜悦,欢快自由地飞上蓝天。听到的不是自己得意忘形的笑声,而是同学们的祝贺和赞叹。
我终于恢复了信心,又开始乐而不疲的写作,继续编辑我自己创办的《椰林》校刊了。而同时,老师提出我们组建一个文学社_椰林文学社,社长就是_我!
我兴奋极了,不顾同学们羡慕的眼光,情不自禁地笑了,笑得很自然、很纯真,不包含一点儿侥幸。
至今回想起那段往事,总觉得好像神话一般,那么快,那么难以忘怀。
真没想到,那一次好奇地投稿,竟使我从一个作文一般的学生,一下子变成了班上出名的“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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