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丰”比作色彩浓烈、饱满厚重的油彩画,饱满炽烈,娇艳欲滴;那么“简”就是清白明澈、余韵空灵的水墨丹青,洁净清澈,道骨仙风。无论修身还是治国,“丰”与“简”都是相依相生,缺一不可的。
要想修身,必先有“简”的精神,这种“简”绝不是匮乏,而是一种洁净,一种专一,一种摈除诸多杂念后的本真,洁净而纯粹的境界,因简而弥坚,一任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这是佛家“眼观鼻,鼻观心”所提倡的专注,也是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孜孜以求的境界。
有了精神的“简”,才能诞生思想的“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极致的“简”中,可以孕育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绚丽丰满的世界。达摩祖师面壁七年,终于悟出了“禅”,开创了“禅宗”;而老庄那有着扶摇九千里的旋风,洋洋如雷霆奔马的`江海,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和娇娆妩媚的蝴蝶的奇幻瑰丽的世界,也是构筑在“道”这样一个简洁概念的基础上。思想的“丰”越发坚定精神“丰”的本心,“简”又孕育出“丰”,使人向更完善的境界进发。
至于治国,则以物质的“丰”为基础,没有物质的“丰”,一切都是空口说白话。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务农蓄养都“无失其时”,行王道,施仁政,因为欲平天下,必须要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仓廪积实,衣帛食肉,百姓才会心安,百姓安了心,才可能平定天下。
物质的“丰”带来欲念的“简”,丰年足食,凶年维生,家家户户才会各安其身。《吕氏春秋》中说:“古之易财者,为财多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因为人们物质丰足而无贪念,只有欲念“简”,为恶少,才能邻里和睦,社会大同,让君主“王天下”。
欲念的“简”助长了物质的“丰”,物质愈“丰”,欲念愈“简”,使国家日益强盛。
“丰”是简的前提,没有了“丰”,简便不再是简,而是“贫”,真正的“简”是包含着无数“丰”的可能性的事物;“简”是丰的基础,没有了“简”,丰便不再是丰,而是“杂”,真正的“丰”是由无数纯净的“简”的元素组合起来的多姿多彩。
“简”与“丰”缺一不可,只有两者共存,相依相生的时候,无论社会还是个人,才能向前进发。
简约,是质朴无华;丰富,是绚丽多彩。其实,简与丰殊途同归,真正的人生智慧是在简约的生活中追求灵魂的丰富与高贵。
简约不是简单,更不是空洞和苍白的,而是从纷繁中浓缩出的精华,是凝聚于一点的丰富。就如同中国的古典水墨画,不似西方油画那般夺目、张扬,却有一种简约、内敛的唯美与大气,看似再普通不过的一片留白,却给人以最丰富的遐想。
人的生活同样如此,好似那万花筒,外表简约朴素,从那小小的一孔却能窥见别样的乾坤。卢梭曾说过:“只有独自一人时才能更韵味无穷地默思和遐想。”简约的生活不正是在营造这样一种恬静的环境吗?于是梭罗搬进了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与自然对话、共舞,静享生命的蓬勃与丰富。简约的生活带给人们从容的心境,唤起人们
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也正是因此,没有哪个优秀的作家、思想家、哲学家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你看托尔斯泰的墓地,正如他生前抛弃了权贵,投身于平民一般,他去世后选择葬在了简约而朴素的墓地中,陪伴他的是鸟语花香,更是拜谒者敬仰的目光。他选择了简约却并不简单的曲折的人生道路,将宽厚的大爱洒满人间,给予人们心灵的丰富;而人们也在他的带领下回归了简约的生活,将这份爱世代相传。
原来,简约到了极致便能将那浓缩的一点丰富迸发而出,而丰富到了尽头便能看透一切,回归简约,托翁定是深谙这一点,才能够以极简的方式幻化出最丰富的内涵、最高贵的灵魂,能够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如今的我们游走在物质堆砌出的.社会中,步履匆匆,有人为了权力、为了金钱将一个个***压在肩头,用光鲜亮丽的外衣将自己层层包裹,过着喧闹的生活,却忘记了真正的丰富在何处。有人说犬儒主义哲学的摈弃物质与功利太过极端,那么现在的我们是否缺失了这种精神?苏格拉底因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而被阿波罗神评为最智慧的人,而我们也只有认识到了生活的空虚后,才会发现简约与丰富相伴的生活的可贵,才会开始追求灵魂的丰富与高贵。
简约与丰富本就是一体,化丰为简,静享生命的从容与韵味;化简为丰,追寻灵魂的深邃与高贵。
简与丰看似是一对反义词,并无交集,但当物质的简约和精神的丰富相遇时,它们便会很好地融合,成就一个人的高贵,乃至一个民族的不朽。
说到简与丰的融合,最先想到的便是中国的山水画和古典诗词。中国的名山大川,数不胜数,画家却只需一支笔、两三种色彩和几条线、几分浓淡,就可描绘所有的壮阔与秀美,所有的斑斓与静谧,于简处蕴藏着极大的丰。我认为,这源于中国的画家极会用“白”,以最简单的手法勾勒出最丰富的神韵,用精神与想象的丰富填补画面的空白。如此,人的精神与想象也成了画家的一支笔。古典诗词莫不如此,“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山间发红萼,纷纷开且落”……每一个简单的字,拼凑在一起,使得其丰厚的文化气息和优美的意境瞬间便包围了读者的.心。我一直认为,相比于世界上其他文化,中华
文化是简与丰结合得最佳的范例。我们的先贤主张深居简出,主张文章不求辞藻华丽,但要以文载道。我们有“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有梅妻鹤子的林逋,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苏轼……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先贤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特质,即追求物质的简约与精神的丰富。物质的简约不是简陋,精神的丰富也不是白日梦般的异想天开。这些人不因失去物质而追求精神,只因向往精神而追求精神。他们明白自己的目的和追求,目的是精神,因而精神丰富;物质居于其次,因而物质简约。
我们自小学习古诗词,瞻仰先贤的成就,简与丰的清洁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它在中国那充满征战和反抗的厚重历史上增添了一抹清丽的色彩。中华文化中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反驳了简与丰的对立,为他们的完美融合提供了可能,我为这种文化基因深感骄傲。
也许,我们无法复制先贤的成就,但我们可以捕捉他们的生活态度。在物质充盈的今天,选择物质简约精神丰富需要魄力、勇气和高尚的境界,但是,选择了简与丰的统一,或者是向它们的统一靠近,我们身上作为华夏之族的特质就在积累,终究有一天会迸发。这清丽的色彩将在历史中继续闪耀它高贵迷人的气质,历史因此芳香四溢。
有天分就一定成为天才吗?不一定。是天才就一定意味着成功吗?不一定。实际上,从“神童”到有杰出成就的人之间,绝不存在必然联系。然而,我们却习惯于用捧***的方式去看待“神童”,“神童”拥有非凡的成就才算正常,非如此便是失败,非如此便遭受鄙夷。
我并不为魏永康的退学感到惊讶,或者以此感叹“伤仲永”。因为,求知之路无止境,过往的天分和成绩又能说明什么呢?更何况,一个人能否在某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有很多关联因素,并不是每一个“神童”都能在长大后成为“牛人”。
真正让我感到“伤”的是报道中的一些细节,“热了不知道脱衣服,大冬天不知道加衣服,穿着单衣、趿着拖鞋就往外跑……”这些是魏永康硕博连读期间的一些生活细节。他没有成为母亲期望的天才,却连普通人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能掌握。
问题是,凭借“当代伤仲永”就能起到引以为戒的效果吗?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父母们在教育问题上进行着残酷地竞争,并常常感叹身不由己。过分拔高孩子的天分,暗含着这样的心理:我的孩子一定能成为佼佼者。可是,我们哪里需要那么多佼佼者,一个幸福的社会,难道不是更需要有着良好修养,有着一技之长,能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之贡献的普通人?
魏永康母亲曾代劳他生活上的一切甚至喂饭,而今忏悔:“是我害了他”。这样的忏悔,不仅是为他的学业,也为他的生活。我想,其中为生活的因素可能更多些,有哪个母亲不希望已成年的子女成为会生活的'人呢?
只是,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下,如何去劝导一位焦虑的母亲呢?让一位母亲一时改变观念容易,但社会整体的浮躁还是会让越来越多的父母陷入焦虑之中,进而在孩子的教育上继续舍本逐末。要想从根本改变,就需要在定义成功时,少一些功利性,对待天分时,少一些捧***与棒***,多一些自然地呵护。进一步而言,需要缩小贫富差距和不同职业间的收入比,营造更公平的社会环境,让更多的人在平凡岗位做出应有贡献就能获得稳稳的幸福,而不是让争做“人上人”成为生活的标尺。依此而言,“当代伤仲永”显然不只是一位母亲的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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