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可见无论是一沙一木,还是一叶一花,总在细枝末节处隐现端倪。
小小的蜡烛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它改变了整个山洞的环境,迫使那些斑斓的大蝴蝶只能另寻栖所。
一叶零落,便知秋天将至。的确,注重细节需要有如“尘”的心思。这是一门洞察世事的学问,并非机械地观察记录,也不是四处探听偷窥,而是以一种至情至性的眼光来看待万物。这几位朋友,在进洞前只有对大蝴蝶的好奇和探索,全无对生命的尊重,因而他们贸然点燃蜡烛。如“尘”的心思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心灵探索,并不是高等生物对低等生物的征服。“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这是苏轼对于生命的大度。这位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的真男儿,心中也有这种如“尘”的时刻。不过,此情并不令人费解,倘若没有这等如“尘”的心思,又怎能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绵绵无绝的佳句?
心思如“尘”,不仅需要“怜蛾不点灯”的大度与包容,还需要我们有触动事物核心的敏感。
当我们有了触动事物核心的敏感时,才真正明白细节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力量,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看得更多,看得更远。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佛独具慧眼,从一花一叶之中,看到比凡人深得多也远得多的东西。懂得细节的人,往往能占尽先机。但凡有智慧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总会表现出一定的先知性。同为凡人,为何他们会有这种先知性?究其原因,是他们触碰到时代的脉博和神经,从细节出发,观凡人之不能观,悟常人之不能悟。
细节,总是腐朽事物的报丧者、新鲜事物的召唤人。当宗法制度在第一个诸侯国被破坏时,当文字狱兴起、抓起第一个书生时,当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第一个民众时,当中国国门第一次被外国列强打开缝隙时,这些细小的迹象都预示着某种地覆天翻,而有智慧的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见微知著,迎接变化,抓住机遇,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先驱者。
常言道:“细节决定成败。”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但凡心中怀有大爱又能关注细节的人,必能为时代所成就进而成就一个时代。
首先,要写好人物作文,就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只有自己熟悉的人,才能感受得最真切最鲜活,对他(她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才能有最直接的、深刻的印象。如下面例文《我是你爹》(见后文,写的是作者非常熟悉的人,所以全文写来既栩栩如生,又给人非常亲切的感觉。如果你写一个陌生的人,虽然也能够写,但写出来的就可能毫无特色,会是千千万万个中的一个,这样写来不要说感动别人,有时就连自己都觉得别扭、生造。
其次,要凸显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共性的东西人人都有,写得再多作用也是不大的。只有有特色的、独具个性魅力的东西,才能给人以冲击,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才能让人拍案称奇。
第三,不要什么都写,更不要事无巨细地写,要择其一二浓彩重墨地写。这当然是要根据主题需要去择取了,决不能无的放矢。如《我是你爹》中,“爹”的话语很少,前后加起来总共才三四句而已,可一个独特的“爹”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了。
第四,要让人物的言行、心理、个性特征等符合人物的年龄、经历、身份、文化教养等特点。不要让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说六十岁人的话,也不要让一个无文化的老太太专说些理论大话等,否则就是无视人物的年龄、经历、身份、文化教养等特点而乱写人物,是不能写好人物的,更谈不上写出个性特点了。
第五,写人物离不开写事、写细节。要仔细地观察人物的日常行为,挖掘他们的典型事例,而且事例要新颖,因为人物的性格和品质,是通过具体的事例表现出来的。比如我们要写一个热心肠的人,就要写他怎样帮助周围的人,或哪里有困难他就在哪里出现等事例。写事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从细节方面入手。细节描写包括对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和心理活动以及特定的环境等的描写。描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人的每一个能体现人物特点的动作都描写清楚、具体、详细。
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回到教室,大家全都涌到郭枫面前,问:”坏小子,你捐一毛钱怎么能代表我们呢?‘郭枫眨了眨眼,骄傲地说:“其实我捐了100元!说捐一毛钱,那是逗你们玩的!’听了郭枫的话,同学们哭笑不得……”这一段话把细节描写得很好,“眨了眨眼”“骄傲地说”“哭笑不得”等词语把“郭枫”可气又可笑的性格描写得淋漓尽致。
屈原是中华民族心中永远的痛,也是留给世人永远的感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痛定思痛,我们应做的是透过屈原个例,来窥测悲剧的原因。
屈原只是一滴水,但滴水藏海,背后是深广的社会背景和独特的个人性格特征。
屈原有才干,有远见,对楚国忠心耿耿,却被楚怀王流斥,又被顷襄王流放,直到怀石自沉汨罗。悲剧的背后,是朝廷的昏庸。
政治清明的朝廷,应当选贤授能,亲贤臣,远小人。而楚国恰恰相反,君王亲近靳尚、令尹子兰等小人,疏远了忠心耿耿的屈原。上官大夫跟屈原一同在朝为官,想争得楚怀王的宠信,内心嫉妒屈原的才能。上官大夫就在怀王面前讲屈原的坏话:“大王叫屈原起草宪令,大家没有谁不知道的。每当一项法令制度定出来,屈原就夸耀他的功劳,认为‘除了我就没有谁能制定得出来’。”怀王很生气,因而疏远了屈原。偏信小人谗言,疏远赤胆忠臣,这不是昏庸是什么?
当秦国割让汉中一带的地方给楚国来讲和的时候。楚王说:“不愿意的地方,愿意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了说:“用一个张仪抵汉中的地方,请您让我到楚国去。”到了楚国,又用丰厚的礼物贿赂楚国当权的大臣靳尚,让他在怀王的宠姬郑袖的面前编造谎言。怀王居然听信了郑袖的话,又放走了张仪。念私利而不顾大局,纵虎归山,这不是昏庸是什么?
屈原悲剧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自我圣化的道德理想主义。
屈原总是将自己圣化,圣化成一个操守高洁的君子。他确实操守高洁。他总是以圣人的姿态引导楚王,努力使之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王,从而使楚国的政治走入正道;他总是从高悬而无根基的道德层面去评判现实中的楚王。其结果总是发现现实中的楚王与理想之间存在着距离。当然,屈原的自我圣化,并非为了自作圣王,而是为了以圣人的姿态辅助圣王,从而建立一个人间天国——道德理想国。屈原将自己的理想政治称之为“美政”:“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愿意以自相殉这个“美政”,可是,现实却击碎了他的理想乌托邦。这种自我圣化,这种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追逐的道德理想,可以说是他悲剧的重要原因。
滴水藏海看屈原,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也思考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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