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开心的拿着冰欺凌,把垃圾袋扔进垃圾桶。一边吃一边走,看见了“小布丁”的包装袋,生气的说:“谁呀!这么不讲卫生,把脏垃圾扔在地上,真不环保。”于是准备弯下腰去捡,不料,被高叔叔发现了,他以为垃圾是我扔的,狠狠地批评了我:“你不知道吗?我们清洁工可是很累的,你怎么还这么不讲卫生,要不让你扫地去,看看我们的辛苦。”我委屈地说:“什么呀!这不是我扔的,你误会我了。”可是,高叔叔根本不相信:“小孩的把戏我还不知道吗?你怎么能欺骗大人呢?”“我没有!”我的眼泪“扑哧扑哧”的往下掉,“还不承认?我要告诉***妈,让他看看她的女儿***好事。”这时,高玉玫来了,问:“爸爸,怎么了?姐姐怎么哭了?”高叔叔指着垃圾袋生气的\'说:“看!多不文明,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辛苦吗?”高玉玫仔细的看了看说:“这是珊月姐姐***,不是嘉瑜姐姐。”这时,高叔叔愣住了。
临走前,高叔叔不好意思的说:“对不起,我误会你了。”
人潮起落来往,每日均在受他人恩赐。他人给予的帮助大至身处困局时向濒死的集团内部注入的资金,小到方便兑换的一元硬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每当你在别人给予的福分中感激涕零时,是否察觉到一种寂苦与卑微?
它来自于不被需要的孤单。是否被需要,是否重要,这在与我们相隔久远的古代就已被广泛提起。
那是诗仙“仰天大笑三声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欣喜若狂,是屈原遭贬谪时“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的无奈郁闷,是文天祥为国捐躯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感慨,是辛弃疾“可怜白发生”的沉郁。在他们心中,能够为国效力,哪怕是为国捐躯,都是荣耀。然而心向国家,心系国家生死存亡时却通遭贬谪,都是与国家心生隔阂嫌隙的疲惫,是满腔热血却不被需要的痛楚与孤单。再如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家喻户晓,其中争强好胜的美猴王更是广为流传,他护送唐僧前往西天取经,一路上九九八十一难都奋勇拼斗,保护一行人的生命与安全。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能人,也会在三打白骨精一回中被唐僧“驱逐回花果山”时暗自神伤,深切地了一把不被需要的`黯然。
是否被需要,是否重要,不仅是在古代频繁出现,在现代也同样是一道心灵之门。若说当父母的都有对孩子体贴入微的一颗心,那么在他们离家而去各自发展时,也会产生一种不被需要的微妙感觉。曾有一位母亲在儿子向她请教拿手菜的菜谱时竟痛哭失声。她说,你学到了这菜谱,我是否就不被需要了?那是来自父母的孤单,是被冷落的孤单。如果说妈妈的拿手菜是对家庭亲情的需要,那么犀牛与犀牛鸟是对伙伴情谊的需要。犀牛鸟体型娇小,与硕大的犀牛相比微不足道,但就是其体积过大而导致脖子扭动不灵活,它需要犀牛鸟帮助它啄除身上的害虫,同时这也是犀牛鸟生存的条件。它们互相依存,互相需要。回归现代,我们每天也在需要与被需要中度过,在受到便利的同时,我们也伸出了方便他人之手,惠及他人。
被需要其实等于重要。人生如戏,愿戏里戏外都能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人。
陌生即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危险,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把人际关系搞得如此“戒备森严”,却太过冰冷。《新闻晨报》说,并不是人们不喜欢更好的人际关系,而是因为现实环境中常常“十面埋伏”:广州人都习惯把背包变成腹包,唯一的理由是安全;各个城市的火车站,更是骗子集中的地方。网上对于出入火车站的提醒,比汉口那块提示牌上的内容要触目惊心得多。
信任匮乏,冷漠会逐渐笼罩社会,人们非理性地怀疑和排斥一切。
一些人“误会”了警方的“善意”,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山西晚报》说,这些人的心中早就有了一个心理预设:公力救济无所作为。这种心理预设,也不是凭空而生。一些票贩子,就像割韭菜一样屡禁不止,火车站几乎成了江湖的代名词,成了秩序混乱的风水宝地,这何尝不是公力救济不力甚至纵容的结果?
如果公力救济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守夜人,社会也不会变得如此冷漠,公众也不会在公共空间如此小心翼翼。
目前,慈善法草案中关于罚款的规定是“1万以上、10万以下”,李大进认为,这样的`金额不足以震慑违法者和犯罪之人。他告诉记者,以诈骗的方法诈捐和骗捐的案件,涉案金额少则都在几十万、数百万元,对于这些人,仅罚款1-10万,成本过低,建议可以考虑根据犯罪所得额或者根据受害人的受害情况进行处罚。
此外,“1-10万元的罚款”幅度过广、空间过大,增加了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缺少了法定性。如果法条能对什么情况下适用于多少额度的罚款列得更详细些,将大大增加执法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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