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逃离的对象是束缚与限制你笔下女孩和女人们的东西——束缚与限制——对那些没怎么读过你小说的人来说,太抽象了,是吗?简单的信息把他们的目光引向那个你成长起来的、只有三千居民的加拿大东南部小镇。的确,小镇和郊区的生活,无法不成为一种局限,就像过分的安静、空旷也会构成一种局限,而休闲方式稀少、改变生活的可能性微小、因社区狭小而无法不接受私人生活暴露在他人的检视之下,这些更构成某种令人窒息的局限。还有这环境中某些关系的常规、他人和社会的期待、身份的限定种种可能更不易察觉的东西。而你的人物,那些聪明、灵巧、精力充沛和善感的女孩子们,她们是那样的渴望生活,渴望理解,渴望获得更丰富的经历,渴望和他人与世界构建一种更强健也更本质的联系,她们无法不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受困扰,经受激烈的内心冲突,并最终满怀激情地做出自己的反抗,哪怕她们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然而该责怪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你的小镇,或者世界上大多数的小镇——那样未免就太肤浅也太流于表面了。如今82岁的你,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不也安心生活在这样的小镇上,并写出了如此精致而自由的作品吗?很难想象,一个作家能够不具备内心的自由却有能力写出如此自由的作品。很显然,你并不认为那些意味着更多元、包容、更多机会和可能性的大城市,就必然意味着更精彩与丰沛的生活,它们并不必然意味着局限的解除和救赎,因为它们自有它们本身的隔绝和局限的一面。
里约奥运女子双人双桨决赛,第二位冲过终点的英国组合中包括了40岁的凯瑟琳·格兰杰博士,这也是她连续第五届奥运会收获奖牌。
事实上,“博士”称谓并不足以概括格兰杰的学术生涯。上世纪90年代,在格兰杰最初投身赛艇时,她还“只”是爱丁堡大学法律系本科生。随着时间推移,与其赛艇技巧一同增长的,还有学历。从格拉斯哥大学医药法与伦理学硕士,到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学博士。
在希望得到救赎的时候突然顿悟到,很可能,并不存在着什么救赎。大都市的一间昂贵而狭小的公寓,可能不构成救赎。或许救赎这个词太沉重了,不符合你低调而立足于平实人生的世界观,那么,让我们换一个说法,让我们说,“问题的解决”。是的,问题在变换的环境中,依然不能得到解决,正如许多在大都市的公寓中生活的人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因为敌人是某种更普遍、更广泛、更本质也更无处不在的东西——你让你的人物意识到了。重要的是找出那些更普遍、更本质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你在你许许多多故事中所做的,你致力于找出那些噬咬着我们的,花样繁多而又层出不穷的困扰,你展现它们出现与袭击我们的形式,并描绘我们与它们作战时的样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希望人们将你看成“小镇作家”,因为这个词太容易引起与视野狭小、平庸这类词有关的联想。事实上,读过你作品的人都知道,你小说世界中传递的经验是普遍的,甚至是有世界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宣传高眉文化著称、深谙世界主义精神的《纽约客》杂志会如此钟爱你的.小说,将你视为精神知己的原因。
有评论家称,你小说中的女性总是在试图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去理解(to make sense)的过程可能没有听上去那样容易,它要求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与情感状态,要求尝试与更深入地参与(engagement),而要获得真正的理解,则要求一种开放与坦诚。于是,阅读你的小说,正是与你的主角们一起,去获得这些理解,进入一个更深入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常进入的、感受与反思的空间。我们也常常随着故事的进程,在一个不经意的时机,接受震动与顿悟,得到了某种启示——似乎解开了生活中某些隐隐困扰我们的谜团。但随着对更多故事的阅读,我们会发现,一些谜团解开后,永远都有更多的谜团在前面等待着我们。而现在,作为你的读者的我,则安心地认为,我并不畏惧那些更多的谜团,而是能够与它们安然相处。为此,我深深地感谢你。
你的小说世界中充满了热望与激情,但我却感到它被一种隐约的绝望感所笼罩。比如,《逃离》中的卡拉在逃离又回归、与丈夫和好之后,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 我想,这是一种艺术选择,也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基本洞察,对“真实”的追求让你拒绝为你的人物提供廉价的希望。
或许,你的读者并不需要所谓的希望,而更感激你提醒他们注意那根针,因为,那才更加接近生活本身。和你常常被比较的契诃夫一样,你的小说,也正是生活本身。
你的诚挚的中国读者
管他们比同场竞技的对手们都明显大出一截、甚至已经隔了一辈,但他们对自己所从事运动的热爱却丝毫不逊色于后辈们,很多甚至仍具备摘金夺银的能力。他们出现在奥运赛场,本身就已经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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