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老的乡绅,大儿子能背诵整个拉丁文字典和这个城市三年来的报纸:二儿子懂得国家大事,三儿子汉斯什么都不会,所以叫他笨汉汉斯。
笨汉斯的爸爸基本上不管他,这一年,公主要选一个能说会到的丈夫。于是,汉斯抱着和平的心态,一自己独有的幽默赢得了公主的爱情。小朋友们,幽默是生活最好的调味剂。如果你能用轻松幽默的态度去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种种难题,相信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这时让我想起了语文寒假作业上的《逆境中成长》我们有自信心不妒忌别人,这样你就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了。汉斯被大家当成笨蛋,可他却凭着机智赢得了公主的芳心,而他的两个哥哥被公认为聪明,能干,但是他们懂活学活用。他想说的是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限于篇幅,这里简单说一下文献中的小亮点。首先是上面讲的学派研究范式对撞,于是有文献《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文章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统和两种范式。这篇文章阐明了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和思辨方法无法妥善处置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们广院的陈作平教授有一篇以结构主义方法来构建新闻理论体系的文章,当年上陈老师的《新闻报道新思路》的课程还是颇有启发的。这篇文献也很有点意思,不过我更关注其中提到的日本新闻学者山村广太郎的人的信息交流三种***,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这三种***能够组织成一篇很不错的分析微信朋友圈使用的小文章了吧?
黄旦教授的有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也是很好的文章,不过小传觉得可能篇幅限制,黄教授的讨论没能展开,不过这个视角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小传其实更多关注国际关系政治学的东西,建构主义的思维确实能够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解释一些新闻传播现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下。
另外,詹姆斯·凯瑞《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引发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了,正如上文说的,这不仅是传递观与仪式观的区分,也不仅有实践导向和理论导向的争议。再联想到前段时间某网红对新闻学界的批评,很多时候还是站在一边指责另一边,缺乏一种沟通理解。
再者,特别想提出童兵教授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些概念很好理解,但是真正认识到很难。现在新闻传播开始呼吁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什么是科学呢?有科学精神当然是必要的,但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不是一回事。做质性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否也。质性研究恰恰与定量研究一样,属于实证研究的大范畴。在说到腾讯的机器人写作,怕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挑战,恰恰使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从很多低级的文本整理中逃脱出来,进行更好的文本创作。它淘汰的不是记者,而是“不太合格的记者”,优秀的记者,永远是稀缺品。机器很难理解人文,践行人文精神。小传现在在一个课题组,马上要分析返回的数据,其中有一项情感分析,我还在发愁,我们用的海量数据的分析,后面肯定要依仗机器,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度,还在发愁。
最后是新闻史。很惭愧,我很不擅长新闻史,甚至是门外汉。曾经是理科生,神经又大条,搞不来。不过文献中有不少新闻史研究的东西,值得一看。这里提出来一点做结吧。
小时候读过《大学》、《中庸》,知道国学是很值得学习的,但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我的确没有阅读***,因为很难懂,又没有趣味性。《经典常谈》就不一样了,首先作者很有分量,而且《经典常谈》是大师为大众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该书主要是介绍讲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书的自序上也说这本书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典籍,也可以称作为“国学入门书”。既然能够称得上“国学入门书”,其分量可谓不言自喻。它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把中国经典娓娓道来,是大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指南。
朱先生这部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传统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著作。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的一些最广为流传,最为经典的著作。书目编排顺序依次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第,文第。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所以这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理解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史,子,集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择把《说文解字》放在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浪花淘尽,剩下的传统文化才是经典,儒道法释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古希腊经典与《圣经》则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源泉。让我了解了不读经典传统文化,寸步难行。纵观通篇,朱先生在传统文化的阐述上也加有了他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在《礼》第五中,朱先生说道:“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但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信仰还是很有力的,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朱先生的这本书虽然称作为“经典常谈”,但在我看来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典常谈”,更深远地来看,其实还包含着“经典导读”这更深一层次的含义。众所周知,在国际化程度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生活时,我们的生活也充斥着许多新生文化,以至于年轻一代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少,面对日益增多的“泊来”文化,已经很少在有家庭再给孩子接受“传统教育”了。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做一个诠释、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授的“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所写成的。他想通过此,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这本书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乡土中国》虽然是作者在“乡村社会学”的基础上撰写的,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已高于一个社会学的层面。 乡土中国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拥有漫长历史的古老中国的一个小部分,而是这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文明古国的深层次基础。乡土中国,讲到的也不只是乡村生活,而是通过这个衍生出去,一直涉及到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中国国民的国民性格,揭示的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图景。我认为这本书是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理解传统中国与中国国民性的经典之作。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是本书所有内容的出发点。乡土性并不是中国所有阶层的特性,但是却是传统中国最基础的特性。关于乡土性的原因和其它,费先生做了这样的描述:“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可见传统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及农业这种产业的自身特性,决定了基层社会的乡土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社会特征。
《美的历程》讲述了中国传统图案与传统纹饰是中国传统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表现之一。它们不光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心理的形象展现,而且还继续引导、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实践,其既有人类审美活动的共性特征,又有民族的
个性差异,是参与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生成的。其中所含的的审美思想、吉祥寓意、造型方式与内心关照等为现代图案设计提供了丰富的活力与依据。
在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传统文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的未来走向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需要智慧。如何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地衔接,值得深思。衔接点是什么,能否进行有效的系统重构,中国文化的方向在哪里,就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和努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没有绝对的划分但也有相对的区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也不仅仅是对接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传统文化现代化,因为传统文化如果要存在下去的话,它必然也是现代的,或者说具有现代意蕴的。现代文化不是庸俗和浮躁的文化,它也得是富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它又必然是有思想和历史传统的,只有对传统有一个清醒的把握,才能构成富有活力的现代文化。至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衔接,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共通性或许就是那个链接点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方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和沉着冷静的思考。
结语: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和存在之根。因为它,我们繁衍了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也因为它,我们在近代中国落后了一百多年。所以,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能够使我们安身立命的本根性的东西传承下来,同时又如何把其中存在严重时代局限性的东西进行改造,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今天我读了一个故事,名叫《笨汉斯》,故事讲的是从前有一名绅士,他有三个儿子,老大记忆很好,老二很聪明,但老三却很笨。大家都叫他笨汉斯。一天,一位公主要结婚,笨汉斯和哥哥们一起去公主的家里。结果老大和老二来到了公主的面前都说不出话了,只有老三笨汉斯能逗公主开心。所以公主就和笨汉斯结婚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要像故事里的汉斯一样,不管别人说自己笨还是怎么样,不要自卑,要相信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如甘惜分前辈在《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歧意见的看法》一文中,有史有论有观点,其中在第四节“关于组织舆论”一块,就和我们熟知的“议程设置”理论有所交集。小传浅见,甘老的“组织舆论”面上比“议程设置”更宽广,但讨论的深度还比不上“议程设置”。当然了,后者经历了这么多学者的挖掘开拓,深度拓展也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不得不佩服老前辈们的精神,这篇文章1981年3月发表,其中就涉及到《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社会责任论”,虽然《报刊》成书于1956年,但好像是1980年11月才被人大新闻系翻译过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吧,可见老前辈们一直在关注新闻传播的最新动态。
小传也想起,当年全国掀起一场由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提起的“新政治观”的讨论,不久后,刘建明教授就来到广院进行了一次新政治观与新闻舆论的讲座。那次恰好是小传和小播两人接待刘教授的,午餐时还聊到刘老师和张博士关于“中国共产党宣传家是不是传播学主要原理的首创者”的商榷讨论。这个后面再说。
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扩散分迁移扩散和扩展扩散两大类。迁移扩散是一种原始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文化扩散方式,它是指具有某种思想、技术的个人或集体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结果把这种思想或技术带到新的地区的扩散方式。迁移扩散是随着人的流动而传播的,扩展扩散比迁移扩散的威力与影响要巨大得多。它是指某一思想或某种文化特征在空间上通过各地的居民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如同滚雪球那样,随着接受这种思想的人越来越多,其空间分布也就越来越大。扩展扩散可细分为三种具体方式:一是通过人群像传染病那样传播的传染扩散,二是通过组织形式来建立金字塔结构般的等级扩散,三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进行的刺激扩散。
从系统观点看,人类社会是和自然界处于同等次的一个大系统,文化系统则是它的一个子系统,而文化传播又是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校园武术文化传播则是中国校园文化、中国民族文化及中国现代武术文化传承并不断推广的一个子系统。校园武术文化传播系统是由诸多要素构成并表现为一定的学校武术文化传播现象的活动过程的复杂传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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