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我的妈妈作文修辞手法【一】
又称激问、反诘、诘问。用疑问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用肯定形式反问表否定，用否定形式反问表肯定，只问不答，答案暗含在反问句中。
作用：加强语气，发人深思，激发读者感情，加深读者印象，增强文中的气势和说服力。
加强语气，突出了什么，表达作者某情感。
我呢，难道没有该责备的地方么？
举例：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我喜欢我的妈妈作文修辞手法【二】
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故意先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回答。强烈情感。
作用：引起注意，启发读者思考；使层次分明，结构紧凑；可以更好地描写人物的思想活动。
加强语气，突出了什么，表达作者某情感。
例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首先有它的物质基础。
我喜欢我的妈妈作文修辞手法【三】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人，有人喜欢自己的爸爸，有人喜欢自己的好朋友，有人喜欢自己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我也不例外。我最喜欢的人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有一头乌黑的短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有一张小嘴巴。微笑时嘴角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妈妈个子不高，瘦瘦的，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
在我心里，妈妈一直是我最不喜欢的人。因为她就知道让我学习、学习、再学习。记得四年级暑假里的一天，我好不容易把作业写完了，准备去外面玩玩。刚要出门的时候被妈妈看到了。她问我去干什么，我如实告诉了她。“作业写完了吗?”妈妈严厉的问道。“写完了。”我回答。“那你就不会看看书吗?就知道玩儿。”在一旁的爸爸说话了:“既然孩子写完了，就让去玩玩嘛，孩子嘛，不玩怎么行。”“那你问她为什么每次都考不好?还不都因为她不好好学?去，回屋看书去。”我被吓得像一只遇到猫咪的小老鼠，赶快回屋了。从那以后，我就更不喜欢我的妈妈了，甚至可以说开始讨厌她了。
有一次，我在玩电脑时，无意间打开了妈妈的文件夹，其中有一封信。由于我当时很好奇，就打开看了一下。那是一封妈妈写给姐姐的信。信上写的，都是妈妈的心里话。妈妈说：这么多年来，她整天忙着上班、做家务，一直没有时间用关心我们。很多时候，她只是把我们丢给书本，希望我们能通过多读书、读好书，从书中去学习读书和做人的道理......，看着看着我的眼泪不知不觉的'流了下来。原来妈妈是那么的爱我们，而我却误会了她。那天晚上睡觉前，我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我以前净惹您生气，请原谅我。”妈妈说：“没事儿，我很高兴，因为你长大了。”妈妈笑了，我看到她眼里有泪光在闪动......
从那以后，我渐渐改变了自己对妈妈的看法，我越来越喜欢她了。
我喜欢我的妈妈作文修辞手法【四】
科学的分类体系是陈望道在《发凡》中多次强调的其创新之一。陈望道的分类体系，科学之处一是如他在文中所说，可以将几乎所有修辞现象都包纳在内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不管是积极修辞还是消极修辞，具体到《发凡》的重点即积极修辞中的“辞格”部分，即使新出现的新的修辞手法，也能很快在陈望道的分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文辞语言不外乎材料、意境、词语与章句，所以他的分类方法包孕能力很强。
还有一个科学之处就是辞趣的提出，陈望道首先提出了“辞趣”的概念，辞趣指的是语言文字本身情趣的运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辞的意味，辞的音调和辞的形貌，辞趣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模糊了辞格运用与否的界限，即存在一些不那么完善的.“辞格”，这种辞趣来源于人对表现力的追求，并不一定要使用界限分明的辞格才能让语言较强的表达能力，于是辞格运用与否之间，表达与记述两种法式之间呈现了一种顺滑而自然的连接，这对一门严格限定范围的学科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很明显陈望道是直接从经验材料入手对修辞活动进行研究，《发凡》受其时尚未建立为体系的传统修辞学框架影响较少，而又掌握材料较多，故而不是粗暴地根据构想出来的框架限定学科范围，他对修辞活动的产生机制了解较为深刻，才能在经验材料上直接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
我喜欢我的妈妈作文修辞手法【五】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分类方法本身就是他采取的研究范式的体现，陈望道在《发凡》第一篇的结尾声明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研究修辞学，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而“内容”本身又常为“立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所决定，任何“内容”都能产生各自的形式，而不是视原先的修辞概念为“有标记”的，而原先的白话概念为“无标记”的零形式，具体到这个分类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陈望道提出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两大分野是难能可贵的，“没有修辞就没有任何表达”，在这里他赋予了各种“内容”同样的地位，即使是所谓“粗俗”的市民口语，也没有任何理由比积极修辞低级，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并不需要使用过多的积极修辞，只有所谓“平淡乏味”的修辞能帮助它们很好地适应情境与题旨，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嘲笑它们的语言“低级”呢？
这是与原先的文辞本位相对的，从语义上看，修辞义为修整文辞，陈望道“消极修辞”的提出破除了这一观念，这里有两点积极意义，首先，旧有的纯粹雕琢形式的修辞不再成为少数人所享有的技术手段，而只不过是适应情境与题旨的工具而已，于是修辞学中雕琢词句的“美感”便让步了，语言修辞与表达真正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能力，或许不应有人为自己不加修饰的“低等”语言而遗憾。在第一篇中，陈望道明确提出自己的几个写作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消灭歧视，“将一切歧视文言口语的偏见立时消灭”，同时希望治疗两种病症，一是屑屑模仿病，一是美辞堆砌病，应该说，这在1932年语言新旧更替的中国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
其次，这种让步给了言语更广阔的介入社会的空间，言语的目的在于适应情境与题旨，这就至少为语言的使用打开了两条通道，一方面失去修辞学束缚的言语可以径直走向萨特的“介入”，着眼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本身，完全投入对情境与题旨的高度参与，一些原先相对弱势的言语不需要汲汲于用旧“修辞”武装自己，而是可以直接投入战场。另一方面与萨特相对，巴特的零度写作也有了一定的反思基础，各种不同的言语与意识形态直接相连，修辞与否的准绳被打断后，不再有关于优秀语言的单向度的评价标准，反思的矛头便能够直接对准各种话语本身，亦即对准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方面，具有超出修辞学本身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