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姓的历史和研究报告作文【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所著的近80万言的《中国货币史》面世，迄今为止仍被认为是内容最全面、体例最完整、史料最翔实的货币史专著。[12]（p169）在这部专著中彭先生把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征，归纳为自货币产生以来的中国货币制度的四大特征之一。他说：“先秦的刀布，是由各城邑铸造，币面多标明地名。唐会昌年间的开元钱，明朝的大中洪武等钱，以及整个满清二百多年的钱币，都是由各州各省或各局分铸，钱背有州名、省名或局名，就是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新式货币如银元、铜元和钞票等，也由各省铸造发行，上面也有地名。中国货币不但在铸造上有地方性，在流通上也有地方性。春秋战国时期，三晋用布币，燕齐用刀币，周秦用环钱，楚国用蚁鼻钱，割据的局面非常明显。在三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那些？昆乱的时期也是这样。
就是在统一政府之下，货币流通的地方性还是严重地存在着。例如宋朝，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可是币制上是割据的局面：京东京西十三路行使铜钱，成都等四路行使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再说南宋的纸币罢，东南用会子，四川用川引，两淮用交子，湖广有湖会，河池有银会。这种流通的地方性，到近代还是存在。拿清末到民国一段时间来说，银元宝有苏宝银武昌宝银等，虚银雨则上海用规元，天津用行化，汉口用洋厘。小额银币则江浙一带用广东的双毫，北方用湖北江南所造的单毫和双毫，四川用五角银币，湖南河南东北则不用小额银币，而广东则专用小额银币，而不用大银元。……”[13]（p11～12）在我看来，彭先生所说的自先秦而沿至近代以来，中国货币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特点就是货币地理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得以成立的广阔学术背景。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彭信威先生这一段百余字的专门探讨外，迄今未见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在新世纪，我们有必要从货币的角度认真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严肃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实际上，要解决目前中国货币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去追问那些不曾被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过的而又确确实实存在的实际问题，并从中得到帮助和启发，其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在我个人看来，开展中国历代货币地理研究是一项“前人之所未及就，而后世之所不可无”的事业，是不容再事稍缓的了。
关于秦姓的历史和研究报告作文【二】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在《百家姓》中，我已经能背很多姓了，各种姓都有一段来历呢！我姓“徐”，你们想不想知道“徐”姓的来历呢？下面我就来介绍介绍吧。
“徐”本义是缓慢。徐姓来源比较纯正，主要出自赢姓，是先帝玄孙伯益之子若木的后裔。相传陷帝有一个孙女叫女修，因食燕子蛋而怀有大业。大业娶妻生下了伯益。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除了正式赐他为嬴姓以外，还把本族的女子姚氏嫁给他，姚女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叫若木，因为他的父亲有功，所以封他于徐，建立徐国。徐国历经了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是作为诸侯而存在的。“徐”姓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中华民族排名第l1位的大姓，人口数量近二千万之多，遍布全国各地，世界五大洲都有“徐”姓人的足迹呢。
自从“徐”姓出现后，姓徐的名人就有很多，我知道的有：三国时的徐庶，他和诸葛亮还是好朋友呢！还给刘备出谋划策呢！还有明朝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呢，他写出了很有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还有现代著名的画家徐悲鸿，他最会画国画了，画的马栩栩如生呢！
我真为姓“徐”而骄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为我们徐家姓争光！
关于秦姓的历史和研究报告作文【三】
未曾接触汤因比这句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想到过，看了汤因比这句话，回头想上一想，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确乎不曾有过要实现政治统一的意思，孔子头脑中未曾有过秦始皇和刘邦式的大一统思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也许用些力气可以从《论语》以及和孔子有关的古籍中挖掘出一些“爱国主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怕也总是勉强。
在孔子那里，似乎并无“屈原”之用。这也许并不奇怪，孔子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治性的江山一统。春秋时候虽然时有不义之战，但这些战争似乎多属国与国之间利益情仇性的冲突，于华夏文明并无大的不利，没有像战国末期那样把文明拖入凄惨的境地，而以同一华夏文明为背景，人们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国家，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和建设或许还有些自由争鸣、相互促进的好处。越来越仰仗武力的战国末期是让人遗憾的，若非吞并之心使大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春秋战国乃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辉煌的年代，真正的、到目前为止也可能是惟一一次的“百家争鸣”就出现在那时候，中国的思想在那时候非常活跃。汤因比说：“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在这方面，中国最伟大、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在兵连祸接的春秋战国时代，即完成政治统一之前。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学派奠基人所在的时代。”
汤因比认为，中国最初拥有清晰的历史记载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9世纪或者公元前8世纪。就我们所知——汤因比说——中国的夏代是传说的朝代，亦即“无文字记载”的“前文明”意义上的“史前史”时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这有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为证。即使这样，汤因比指出，仍没有证据表明，商朝政权是同秦汉王朝及其之后的各个化身一样的政治实体。汤因比认为，由始皇帝完成并经刘邦加以拯救的那种政治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汤因比知道，他的说法是不为中国学者所同意的。到了21世纪初，汤因比的说法可能就更不能为中国学者所同意了。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参见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这个就不说了，倒是汤因比的一句话现在也可以拿来一用。他说：政治统一“这是后来的轮廓，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尚未形成，只是从汉代起才被中国学者当作他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结果，这个模式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于中国早期史。但中国的学者宁愿违背事实，而不愿放弃他们这种自成一体、先入为主的解说”。
其实，即使承认汤因比的说法，也不会影响华夏文明的辉煌，多少国家并不用借光于历史断代。
研究一下汤因比的一些论述，也许对一些传统观念会有些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