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用晚餐,我经常将两臂搁在木板上,咬着我的黄油面包,这时候我已经累了。风将破得厉害的窗帘吹得鼓胀起来,外面有人路过窗前,间或两手抓紧帘子仔细端详我并要和我说上几句。通常蜡烛很快便熄灭了,在黑暗的`蜡烛烟雾中,聚集的蚊蝇正要兜一阵圈子,有一个人在窗外问我什么,所以我看着他,我好像在看着一座山或看着纯净的微风,也没有许多要回答他的。
我滚向左侧,以手当枕,这时候我真想睡觉!尽管我想用突出的下颚把自己顶起来,但是却滚进了更深的沟里。然后我手臂支撑前面,两腿斜缩,向前扑去,结果又掉进了一个深沟,肯定比前一条沟更深,但是我一点也不想停止这种游戏。我真想在最后的一个沟渠里充分地放松自己,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觉。特别是我的膝盖,我几乎忘记了它。我躺着,我躺着笑了,我的背有毛病。当一个男孩双肘贴着髋部从斜坡越过我的沟渠跳向大路上时,我看看见他墨黑的鞋底,
这时候,我眨了眨眼月亮升得相当高了,一辆邮车在月光下驶过,微风四处轻轻飘起,在壕沟里我也感觉到了。附近的树林里已开始沙沙作响,这时候,一个人躺着不怎么觉得孤独。
诚信,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一个人,如果做到了“诚信”二字,就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它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人与人交往应该遵守的原则。记得有一次,我与好朋友约定星期天早上九点钟在商场门口见面,把一本书借给她。谁知那天早上下起了倾盘大雨,眼看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我打电话给她,可与她联系不上,怎么办呢?这时妈妈对我说,你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办到,不能失信于别人。我只好冒雨前往。虽然那天我淋湿了衣服,但我遵守了诺言,也获得了友情。
诚信是诚恳,诚信是守信,诚信是一句承诺,诚信是许诺后的行动。有了诚信,我们的生活就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份笑容,多了一份友善。因为诚信,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发现了我的缺点:脾气暴躁,做事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就是骄傲、自大。优点是:热于助人。爸爸却说我无论做的事最后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我尚年幼,没有完全的判断力,对和错可能分辨不了,如果做了错事,起步点应该也是出于好意的。
我这下明白了,无论我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的,努力做好自己就够了。我不会要求自己做一个淑女,也不会做一个暴力的男人婆,只是做它们的中间者。
我就是这样的人。
长大之后,我又发现同学们都喜欢玩一种平板电脑——IPad,里面有许多好玩的小游戏,便于携带,随时可玩,我羡慕得不得了,心想:要不跟妈 妈说说,让她也给我弄一部玩玩。谁知妈 妈拒绝了我,还把我扎扎实实地训了一顿,弄得我十分伤心,那天晚上我把头蒙在被窝里哭,心想:为什么别人可以有,我不可以有呢?为什么妈 妈不给我买呢?——我就这样带着无数个为什么进入了梦乡。在梦里,似乎每一个跟我差不大多的人都有一部Ipad,他们边玩,边笑我呢。第二天早上,当我回想起梦中的画面,我又哭了起来,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幸福,我觉得妈 妈一点也不爱我。可是当我穿好衣服,准备出去的.时候,我在床头柜看到了一部Ipad,那一瞬间,我推翻了先前的结 论,重新评价:妈 妈是爱我的,我是幸福的。
而现在,当我回想起这一幕幕时,我感到羞愧无比,我想,这并不是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索取,而是付出… …
有一次,我发现小区的草丛里有一只小蚂蚱,我急忙一伸手捉住了它,把它带回家关在了笼子里。不一会儿,小蚂蚱便开始极力挣扎起来。它极力鼓动双翅,大声地叫着,甚至还 试着把笼子给咬破。到了晚上,它还 是在大声乱叫,我心想:再这样叫下去,叫我怎么睡觉啊!最终,我还 是忍不住把它放了。我最终明白:我们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而残害生命,我们应该尊重生命。
我在外婆家养了一盆仙人掌,它浑身都是尖尖的刺,开出来的花呈淡黄色,非常得好看。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它茁壮成长。开学了,我没时间再去外婆家了,于是,这个照料仙人掌的任务,就交给了外婆。过了几个星期,外婆早就已经把这个任务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我再去外婆家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仙人掌竟然能在没有人精心照料、浇水的情况下生长,真是不可思议!我不禁佩服起它的顽强生命力。我们也应该要学习仙人掌这种不屈向上的精神。
霍金也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一次,霍金坐着轮椅回柏林公寓,过马路时被一辆小汽车撞倒,左臂骨折,头被划破,缝了13针,大约48小时后,他又回到了办公室投入工作。虽然霍金身体残疾日益严重,但他却力图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完成自己所能做的任何事。1985年,霍金从此就完全失去了说话能力。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极其艰难地写出了著名的《时间简史》,探索出了宇宙的起源。霍金虽然身体残疾,但毅力是那么顽强,真令我佩服。
我想献给大家一句话:生命总在闪耀中现出绚烂、总在平凡中现出真实。我们应该要像他们一样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