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中国的农耕方式是自给自足,小自耕农使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家族式聚集倾向,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联系,虽然分散,但农耕方式让人们安定下来,减少了流动,也使得统治变得容易起来,各地的官僚可以随意调任,中国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农村集团”,使得这种基层组织稳固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儒家思想中对于家族伦理道德的强化。
所以,中国人的亲疏远近十分明显,无论是多少思想的深入,都不能超脱家族的组织,这也是那些入侵的非汉族在来到华夏大地后,不约而同地大部分采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文字等的原因。
2、地理与政治因素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正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物质不丰富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有了分工合作,慢慢形成了国家。
按照作者所言,纤细黄土示意耕种,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了小块耕地的操作。这在一定意义上稳定了农民,统治阶级便于向他们收税。这些税收,养活了整个官僚阶级,并且促进了当时的科技进步。但这样分散的小个体在面临自然灾害等困境的时候常束手无措,这就需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比如面对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中央能够调度全国资源,来帮助灾民恢复生活或者是建造大型的水利设施;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抢夺也需要国防上的集权。
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书中读到“兵马俑的幕后”“佛教的普及影响”“初唐的繁荣壮盛”“西湖与南宋”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判断。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黄仁宇先生的第一印象都来自那本涵盖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等方方面面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因当时读这本书时各方面知识都不完善,因此对很多的现象和理论都一知半解。直到现在,只清晰地记得在网上查找相关的评论时,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点却经常被人提及。出于好奇,在这次的课外读物中,我选取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希望能从中寻找到答案。
在黄仁宇先生的自序中,他也提到了大历史——采用综合的治学方法来看历史,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尽可能扩大,如以一个世纪或朝代为基点,发现它们之间的纵横总体联系,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因此《中国大历史》这本书虽说是以大历史视角观察长时段的中国历史,大开大合地讲述了从夏商周到现代中国的几千年历史起落,却没有太多的史料堆积,也没有太多的细节描写,而是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在古代中国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探索历程中,是什么让华夏古文明延续到现在而没有分裂,这种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黄仁宇先生在文中都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讨,为此,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做简要阐述。
大哉乾元,昙花一现。竟辞中原,终为北元。有明一代,礼制为极。天子守国,君亡社稷。满清入主,康乾盛世。西人东来,帝制将终。准确来说,元朝是中原王朝的一个特例,它的君王既不禅让也不死于社稷,而是北返于大草原中。除蒙古汉化程度极其底之外,它也采用儒家式的政府管理。对于农村基层组织而言。改朝换代对于其无太大影响。
在元代帝位跟迭极其不稳,再加上带有民族矛盾的农民斗争之下。公元1368年,朱明王朝建立,随后统一天下。以宏观的大历史角度而言,明朝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它的时代特征是极其明显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和皇权的不断强化是其总趋势。而农村的传统社会也在此发展到了极致,至于清代,乃至于民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特征连亘四百年。以儒家意识形态,维持着庞大的农村社会,若以对商业的重视程度和掌控而言,则远不如宋代。明代制度竟能终两百多年而无大调整,实为罕见。
“大历史”称其为对于传统道德理教的发挥极致。可时代的发展使得技术的缺陷无法由道德弥补。这时往往会有新的力量会注入。公元1644年,满清入关。清代承袭明制,加以满族色彩。但于传统农村社会也无甚创新,对外政策也与明代无异。其内敛也沿袭明代。此时的传统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程度:朝代的更替无法影响以儒家意识形态统治的传统农村社会的改变,大规模的改革无法进行。整体社会结构的改变,只有在外来力量冲击下,内部社会的变革才能逐渐发起。这也恰恰是中国社会数千年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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