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语文作文【一】
当有些同学在苦苦想着明天的课怎么逃的时候，当有些同学还在计划着空闲时光怎么娱乐的时候，当有些同学在忙着赶一篇几周以前布置下来的论文时，当……我们不妨都停下来，读一读北大法学院教授苏力先生的《走不出的风景》，静静地思考一下我们的大学生活，过得到底是不是无愧于自己，至少。
读过这本书之后，深深地被苏力先生的言辞所吸引了，而且受益良多。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用他独特的语言风格，给北大的新生、毕业生致辞。没有过多的套话，句句出自先生的真心。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对待生活的热情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北大法学学子。北大是个令人羡慕与向往的地方，身处于广商的我，读到这样一本书，感觉能很近距离的接触到北大的那种大学氛围，会让我不由自主的想着北大学子的那种精神，并以此激励自己。
就像苏力先生在九年前的迎新致辞中已经告诉北大法学院学子，要“发现你的热爱”。不错，在大学这样一个如此自由的地方，倘若我们不主动去挖掘我们的热爱，我们终究会碌碌无为，就像现在许多学生那样“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我想，当这些人回首大学四年，才悲哀的发现，自己终究还是落了个空。大学四年，我们既可以发生质的蜕变，也可以选择一尘不变，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去不去创造生活。在我看来，大学，可以是个很能塑造人的圣地，大学，也可以是个让人堕落颓废的“洼地”。如果我们放纵自己，如果我们让自己在大学“过得很舒适”，如果我们一直天真地认为上大学是“度假”，如果……结果是什么，相信是不言而喻的了——我们会成为一个平凡的人甚至平庸的人。所以，保持一种高度的热情，在大学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努力去发现我们的热爱。
但是，正如苏力先生也说，“生活注定会溶化许多激情、理想、决心和追求，甚至会使生活变成仅仅是‘活着’。”我们不要害怕，不要退缩，这是生活的规
律。我们应该正视生活对我们的考验，当我们对每天重复的生活感到厌倦和无奈
时，不妨尝试着“学会接受生活，同时创造生活，因为朴素不必定单调，平凡也未必平庸”。此刻我想起我前几天听说过的，我们高中母校的一位师姐王晓敏的大学经历：她是那年我们市的语文单科状元和文科状元，那一年，我读高一。转眼间我到了大学，她已经毕业了。她是以第一名考进中大法学院的。当年是先填志愿再高考，不然我觉得她可以去到更高的学府。她在中大十分刻苦读书，大三那年有机会去了法国做交换生，大四回来，分别有几间大学奖励她奖学金让她继续去读研究生。她说在法国那一年，她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过。这时我就想到，她在做交换生的期间都能做到如此地“无愧于心”，仍然是带有建设性的去交流学习，而我们呢？在自己学校也让自己轻轻松松过，也许许许多多的机会就是这样流失的。如果我们觉得大学四年就这样度过，即使我们很努力地学习，收获不少，还是觉得很单调，那为何不尝试着像王晓敏那样靠自己创造了与别人不同的大学生活呢？在生活溶化掉我们许多激情、理想与追求的时候，我们应该大胆创造自己不一般的大学生活，从而做到“朴素而不单调，平凡而不平庸”。
或许，大学就是一道“走不出的风景”，我们要勇敢地、用不同于一般人的眼光看待它，努力迎接新的挑战，努力发现我们的热爱。若干年后，当我们“柔软地想起这个校园”时，至少要自己内心觉得，自己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吴孟超语文作文【二】
这本书放在家里的书架上放了好久，虽然是很久之前出名的书，但是因为近5年在个大书籍销售排行榜上频频出现我才留意到才买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的当代美国文学中，有两部小说经过三十多年时间的考验，已被认为是“现代经典”，《麦田里的守望者》就是其中之一。此书的写作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直接看这部书或许有点难以理解作者的写作意义。作者塞林格通过第一人称以青少年的说话口吻叙述全书，更重要的是因为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生动而细致的描绘了一个男孩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
主人公是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出身中纽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学校里的老师和自己的家长强迫他好好读书，为的是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就是谈女人，酒和性，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根本没心思用功读书，因而老是挨罚，到他第四次被开除时，他不敢回家。便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友他在电影院里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糊里糊涂地召了，情不自禁的与虚荣的女友搂搂抱抱，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十分苦闷，企图逃出虚伪的成人世界去寻批纯洁与真理的经历与感受。这种精神上无法调和的极度矛盾最终令他彻底崩溃，躺倒在精神病院里。
当时看到这个书名就感觉是讲精神方面的，精神上的守护，讲述的是麦田上的事情。结果看了一半都没有发现有麦田，只是看到了和麦田有关的愿望。主人公对他妹妹说，他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主人公的想法或许会有点难以理解。这体现了作者心灵深处渴望着一种可贵的平和与安静，渴望着类同于桃花源一样清纯的生活环境。书中的主人公有着美好的理想，渴望远离复杂的社会，回归自然，与天真烂漫的孩童为伴，拥有一生的净土。其实，这种想法不仅仅是60和70年代存在，在当前也是有的。在当今这个物质横流的时代，金钱和利益渐渐侵蚀我们的精神世界，在社会这个大染缸漂染愈来愈久的我们似乎早已失去了原始赋予我们的纯粹与简单。不知不觉中我们开始复杂和虚伪，身不由己，没有人敢否认！
“里面全是些伪君子。要你***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道尔顿眼中的学校，充满了黑暗和虚伪，似乎到处都是邪恶与混乱。他讨厌这个环境，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自然也就无法好好念书，在他那样的生活环境里，他又能找到什么可贵的精神寄托或崇高理想呢？
反思我们的现状，我们读书的目的又是什么，是为了日后找到一份更加好的工作，为了将来赚大钱，还是说实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理想，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特别是物质发展比较迅猛的时代，人很容易浮躁，很容易丢了内心里的最可贵的那份理想。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不管什么性质的社会，都应该要注重精神文明。
当我们迷茫不知如何选择方向，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看看《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会让你重新燃烧起昔日奋斗的心。
吴孟超语文作文【三】
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和价值取向，来源于创作者对生活、对社会、对时代深刻的体验。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认为，《我是医生》的成功在于，它不仅展现了主人公的伟大，同时将一幅发展中的时代画卷徐徐展开在观众面前，让人触摸到了时代的脉动。事实上，吴孟超和他所致力的肝胆研究领域是当下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的缩影，当中国的科学家们致力于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时，也为我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这样的作品，在当下的中国影坛是缺失的;而《我是医生》则重拾传统，为当下国产电影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从割胶刀到手术刀，从橡胶林到手术台，吴孟超90多年的人生历程里，有太多值得记取和呈现的华彩篇章。许多与会专家表示，影片突破了英模人物传记片的常规套路，在电影语言上进行了诸多尝试和探索，为此类影片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值得借鉴的经验。
比如，影片一方面以写实手法凝练而克制地呈现吴孟超和学生、吴孟超和病患、吴孟超和女儿这三组关系，通过大量细节和鲜活的人物塑造来引起观众共鸣。特别是电影设置的得意门生赵一涛这个人物，使得整部影片的调性一下子活泼起来，更容易被普通观众接受;另一方面则以写意的、诗化的方式表现了吴孟超和他的老师这第四组关系。每当吴孟超感到困惑无力时，他的导师裘法祖就会在一片柔光中出现在他面前，为他解惑，给他力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等专家评价说，这体现出创作者在遵守传统现实主义的同时，也在追求更符合当下审美需求的艺术表达手段，从而为影片增加了直抵观众内心的艺术力量;而这一穿越手法背后暗含的代际传承，也进一步深化了影片的主题，让影片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尹鸿认为，《我是医生》兼具主旋律、传记片和行业剧三种元素，每一种元素对创作者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但主创通过精心设计，找到了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呈现，将创作中的难关一一突破。比如，影片通过父女、医患、师生三种关系，将家庭、职业、传承三方面结合，为英模人物赋予了更多的情感色彩，让科学有了温暖的情绪和生命感。影片中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就是在叙事的同时，以字幕的方式，将全球医学界为攻克癌症所做的努力更新在银幕上，让吴孟超及其团队所做的研究置于全球参照系中。尹鸿认为，这一手法将影片表达的主题置于全球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展现了国际化的视野。
吴孟超语文作文【四】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
吴孟超语文作文【五】
由上影集团出品的传记电影《我是医生》即将全国公映。影片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为原型，讲述了这个年逾九旬的传奇医者的仁心仁术。
昨天下午，电影《我是医生》研讨会在上影举行。95岁的吴孟超身着军装一出现，场内所有人起立致敬并鼓掌。吴孟超在感谢电影主创的同时，也几度敬军礼，“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要坚持做一个军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医生，始终为人民服务。”
吴孟超语文作文【六】
我看我们班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这个，安排那个，想到：假如我是语文老师，我会怎么办？怎么对待我的学生呢？
假如我是语文老师，我会让我的学生们不写作文，说作文。每到了有要写作文的作业时，我会让同学们晚上想一篇作文，第二天，每个人都走上讲台，说一篇作文。这样，既省力，又不浪费时间（可以躺在被窝里想作文）还不费笔墨，不浪费纸。用纸就等于砍树，这样看来，说作文还是一件环保的事呢。
假如我是语文老师，我会一个星期至少抽出一节语文课来给我的学生上自习课。好让他们在家早点写完作业，多晚一会。而且如果数学或英语作业很多，我就会布置一些全班大部分人都喜欢的作业，而且很少。
假如我是语文老师，我会每年春天、秋天都举行一次春游或秋游；假如我是语文老师，我会利用上课时间给学生们讲笑话，娱乐同学们；假如我是语文老师，早读下课的时间，我一定让同学们下课，我会该下课时就下课，即使课没讲完，一打下克铃我就让学生们下课；假如我是语文老师……
如果现在的语文老师也像我想做的\'语文老师一样，可该有多好啊！可惜这些都是我的想象，不可能实现。可是现在，我就很快了，很幸福，现在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就非常好，我知足了，知足者长乐。
吴孟超语文作文【七】
《世界是平的》是一本2006年的畅销书，在今天看来，这本书所带来思维上的冲击仍然是令人为之一震的。该书的作者是《纽约时报》最为著名的专栏作家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大奖。据了解，它已成为MBA必读书目之一，而且所有美国的国会议员、学校教授都在谈此书。这是为什么？
该书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一个简单而有冲击力的概念：世界是平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世界发展的潮流或趋势，同时，该书尤其敏锐地把握了互联网最前沿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最新状况和最新发展趋势。这意味着在今天这样一个因信息技术而紧密、方便的互联世界中，全球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如今，美国的工人、财务人员、工程师和程序员现在必须与远在中国和印度的那些同样优秀或同样差劲的劳动力竞争，他们中更有竞争力的将会胜出。因此平坦后的世界，竞争环境变得公平了，大家的机会也都渐渐变得越来越均等了。
是什么因素促进这场变革？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的自
由化。全球化状况及其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强调今天的全球经济体让人才的竞
争和流动更加直接和快速，并产生赢者更赢、输者更输的残酷现实，直接冲击了人们对价值的理解；很多人都感受到前途不确定，忧虑随时会失去工作，因此对未来产生恐惧。
另一方面是世界正被开放源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搜索技术等10大动力推土机推平了，各肤色各人种的竞争机会平等了。正如书中中国、印度等国家和一些站在全球顶尖位置的公司和机构被描述成为变平的世界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托马斯把所有的这一切编织在一起，成为推动全球化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但并不是说合作就是无足轻重。在全球化
在趋势下，更应该加强合作。弗里德曼认为：与其坐论全球化究竟对谁人有益，不如抛开成见，思考如何从其积极效果中获益。只要有宽频，只要有雄心，不管你在哪里，都不会被边缘化。因为，竞争的立足点变平等了，小虾米和大鲸鱼可以平起平坐了。在这时，合作无疑是双方取得共赢的法宝。不同国家之间，不同企业之间，可以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只要双方真诚地合作。
对于处于经济全球化中的大学生，特别是作为一个个体，如果不学习、不创新，工作上原地踏步，到最后只能被企业和社会淘汰。所以我们要做到：第一，不断地学习吸收新知识；第二，不断地巩固已学到的知识；第三，不断地了解市场的发展状况，把握市场发展的趋势。总之，只有不断的提高自己，与时俱进，让自己保持很良好的竞争力，当代的大学生才能在平坦的世界竞技场下拥有一席之地。第四，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潜力可挖，我们应该给其他人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潜力去为社会创造财富。因为一个不能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事业必然会失败。
面对一个平坦的世界，弗里德曼的态度是乐观的：他认为扁平化的世界经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发展中国家将从中获益，而它们的崛起也并非如许多“威胁论”者危言耸听的那样，令西方受损——除非后者不思进取，停留在冷战思维和埋怨之中。
抹平的世界，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这将是一个越来越平的——无限商机的世界。换句话而言：全球的就是最好的，如果全球认同你，那么你将是最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