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我读孟子【一】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此节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人皆有不忍之心”， 这是孟子伦理学中＂性善说＂的心理学基础理论，也是由此推及的孟子王道爱民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石。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即来源于此。第二个观点是人有“四端”，即同情之心，羞耻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即。有了同情心才能将心比心，建立起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有了羞耻心，才会自觉的把自己的行为置于群体中比较，产生自我约束心理，才不会做出伤人害人的事情；有了谦让心人与人之间才会互相尊重，互相友爱，也才能自觉去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有了是非心，才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自觉从善弃恶。由这两个观点可以看出，孟子是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由此才产生对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学说的进一步发挥。
作文我读孟子【二】
孟轲的文字，已经是论点论据俱全，长于说理，不若《论语》般读整书方知逻辑，也不若《道德经》玄妙牵强，读起来认同感比较强。《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从一般事物说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让别人不知不觉间承认自己的错误。孟子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的东西，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野兽毫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车子的柴禾。大王会相信这话吗?”话中所说的显然不符合常理。宣王说：“不会。”孟子说：“显然，一片羽毛举不起来，是因为不肯用力气;一车的柴禾看不见，是因为不肯用目力;百姓不被您爱抚，是因为不肯施恩德啊。所以大王未能做到用仁德统一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啊。”就这样，孟子让君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比起直话直说的谏臣，孟子所说的让至高无上的君主更容易接受。道理层层递进，就像是设下了圈套，一步一步地让人不知不觉走进去。
孟子怀抱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用他的所知所觉，用他的“义”与“道”，从个别情况的“应该”到人生征途的光明大道，导人向善，也就是“觉此民”。
孟子的所有观点首先都必须建立在所谓“人性向善”观点的基础上，而这个观点也恰恰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并且对于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最值得每个人去仔细思考领悟的。孟子的“人性向善”论，先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仁、义、礼、智”四端，如果能够去扩充它的话，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所以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既然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又何来的恶人呢?有些人何以做不到“乃若其情”呢?孟子给了我们两个答案：其一，是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即环境因素，也是孟母之所以三迁的原因，而这里的环境又不仅仅只是周围人或事的影，也包括所处的时代、社会情况，还有具体到逆境与顺境的差别，《孟子》中的一篇关于嗟来之食的议论，身处逆境的人被激发的羞耻心可使之用生命维护原则，而身处顺境时的人却更易迷失，放弃了“乡为身死而不受”的那些原则，环境可以说是决定为善还是为恶，义或不义的重要因素;其二，要向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要求就是坚持，孟子也在书中举了“杯水车薪”的比喻，义能克不义，仁能克不仁，然而没有坚持也无法成功。
当一个人能够做到抵御环境坚持本心时，仁义之士必是贤人、君子，“枉己而不能直人”，只有坚守原则的人才能够辅佐君主、诱民向善;“仁者无敌”，仁义之诸侯与民同乐、亲贤疏佞，又怎不会“王天下”呢?所以尧、舜、禹之世，孝悌礼义为人所共循，天下安乐。
虽然孟子有一套从人性向善到仁者无敌的完整理论，但是要想导善，还缺不了他的非凡辩才。孟子无论是与君主对答，还是与对手辩论，都能够引经据典，把《诗》《书》灵活应用;并且以常理入手，以小见大，十分生动;更擅长环环设问，最后以对方的答案为自己所依托来解答对方的问题，让对方只能无言以对，认可孟子的想法。
二十一世界的中国，正值东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撞击之际，从个人到家庭，至自各阶层的社会乃至于国家，在当今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的今天，却逐渐陷入一种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在这个物欲横流，进退失据的环境中，人们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精神信仰受到很大挑战，但是，究竟是什么在变化?变化的背后是什么?
在当今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面对各种所谓的领导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与感受。还有多少人能做到如孟子般真正心系国家。现在的人们大都追名逐利，惟命是从，而很少有人能真正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感受，给我们的国家真正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想法。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面对自己与领导者统治者的意见不合的情况时，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呢?在这个充满金钱与利益的社会中，人们渐渐的迷失了自我，只会跟着金钱与利益随波逐流，也许只有当每个人如孟子般坦诚，率真且真正做到心系国家时，我们的社会才能变成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吧。
首先，社会的稳定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只有稳定的环境中，才能求得前进和发展。孟子提倡的和谐相处，执中有权的原则及方法，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性，对我们不断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使上下级之间、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处于和谐状态，具有积极的启示。同时，它又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一定的心理基础。其次，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是孟子的基本思想之一。他强调治国为政要爱民、保民、利民、安民、富民、与民同忧同乐、获得民心，进而安定社会和统一天下，主张国君要把人民当作三宝之一，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卓越见解，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先秦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统一，孟子提出了一套对社会进行经济约制的主张。这主要包括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制度、制民恒产的土地制度、“取于民有制”和薄收赋税的财政赋税制度、优先照顾穷困的抚恤制度。
当我们今天做事时，总会不由的想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当我们面对灾难，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时，我们不禁要感慨：华夏儿女的优良传统与善良之心。爱人者人恒爱之，这是千年前儒家学说代表孟子的至理，也是以后千万年不变的美德、传统。
作文我读孟子【三】
孟子为了实现他所信奉的“仁政”，奔波于各国，游说于各诸侯之间。然而，孟子的游说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一点作用。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而在战国更是如此。即使这样，孟子还是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能够为天下苍生谋求哪怕只是一国以内的和平。而前往了被秦国所打败，亟需重振国威的魏。然而，第一次见面梁惠王就说了“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话，对于梁惠王而言，利吾国就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不明白怎样的利才是利吾国。于是，就有了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在孟子眼中，以“仁义”实于天下，将使天下皆幸矣。这种利不是小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以百姓为优，以天下为先的大利。但在梁惠王眼中，如何帮助自己重获土地，重新获得昔有的声誉与威望，这种利才是他所要的利。但这只是蝇头小利，只是为了梁惠王一个人的一己之私的私利。所以，后来孟子又有了“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所以，司马迁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孟子明知梁惠王只是这样的一个庸人而已，却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教化他，那么就可以有利于整个魏国百姓。只是，这样的希望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孟子，不是不讲利，只是不讲私利，不讲小利，他所追求的是大义，是关乎天下百姓的义。这样的坚持，使得孟子没有能够像驺衍等人一样取的生前的光辉，但这样的坚持也使得孟子为后世的人留下了可供学习的榜样。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始，曾有好友壶遂问他：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意思即是问他为什么要做《史记》，当时，司马迁说明了两个理由：一为刺讥，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批判意识，辨明是非，决断疑惑，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为治国者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他时时警觉，把握前进的方向。二，则是颂扬。但是由于李陵事件，司马迁被迫施以宫刑。智者修身，仁者爱施，忠义之士好施舍，忍受耻辱必须勇于决断，行事在于立名。此五者，是君子立于世的根本。所以，祸之大者莫过于利欲熏心，悲痛之极莫过于伤心，行为的丑陋莫过于侮辱祖先，耻辱之极莫过于宫刑。
而司马迁就接受了这样的耻辱，是一死了之还是忍辱偷生?司马迁选择了后者，原因，就是孟子所说过的“利”。对于司马迁而言，自己一死确实可以解脱这种在世的耻辱和痛苦，但是，那样既不能完成《史记》的重任，也会被认为是求生乏术，罪大恶极，不能自免才去死的。如果活下来，那么《史记》就可以完成，那么至少为后世后人留下可供学习参照的只言片语，为后代的君王治理国家，后来的贤臣义士提供一点依据，为百姓创造一点福祉。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司马迁在屈辱中完成了《史记》。
这样的利与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孟子与司马迁的身上得到了映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