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出自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为十册鸿篇巨著,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汤因比认为,不应该把历史现象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范围进行比较和考察,这个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创造引导发展的,或言之,没有这些人,文明将会停滞不前。而这些有着创造力的少数人也并不是总保持着创造力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宾格勒等著名历史学家就认为文明终究会衰弱,正如人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规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无法摆脱“衰弱”之命运吗?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创造的,人是造物主的杰作,虽存在诸多的缺点,却仍可承受此等赞誉。认识存在相当的主观能动性。文明之所以会有兴衰,原因无他,皆是人能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衰无他因,根源于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敌人正好在你的体内,你所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那里面,所以我要说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进步与否和有创造力的个体有关。表明,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让社会上的多数人来模仿自己的行为。这种模仿是一种机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创造的心灵。此种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已有的文明在空间上拓展,在时间上延续。同时,这些有创造力者在社会作用下有可能会迷失自我,他们也因此丧失创造力。当他们丧失创造力时,人们将不再模仿、遵从,是此,有些“原有创造力者”会采强迫方式。正谓之,“先知变成教官,圣人变成暴君”。亦即,当已失去创造力之人迫使社会其他成员模仿、遵从其反文明的行为或言语时,衰亡便露出端倪。兴兮,衰之所伏;衰兮,兴之所依。
所谓的迷失自我究为何意。人是和环境不断密切互动的,这个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人在过多的崇拜情形下,就变得乐于享受并安于现状,这也是他们丧失创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威尼斯王国、意大利王国皆是如此。盛极一时、风靡地中海的古希腊曾一度击败强大无比的波斯帝国,就是这样的古希腊文明也归于消亡。他们没有败给强大的敌人,而是败给了骄傲的自己,败给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过去时的丰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创造力)。乐成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不加以进一步的创造或改良,就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和障碍,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历史的常戏。
如此就有人追问,难道没有一直对各种荣耀和夸赞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创力之人吗?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人。然则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是前后辈的人持续地发挥创造力。文明断代进而衰弱的现象正是说明具有原创力的人自身创造力的丧失和后继具有原创力之人的缺失。
读史明今,个体的生活何尝不是另一种简短的历史,也上演着兴衰。从洪荒混沌到识得礼义技能,每一个进步都是创造力的再现。生活或者工作学习,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进取,则如逆水行舟。现有的经验或者技能,并不足以完全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识体系和完善为人处世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3.1 立足现实,开拓创新
随着21世纪世界科技竞争的加剧,国外信息资源对我国科技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在文献资源的建设中应根据我国国情,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既不能思想僵化,闭门造车,也不能盲目跟进,对项目的建设必须有明确的目标,确实的范围。在目前文献数量急剧增长、文献类型多样化、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建设适合我国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文献保障体系,更需要广泛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创新技术、创新管理,走出一条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之路。
3.2 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协调模式
外刊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全国图书馆界探讨的热点,在我国外刊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实践中也表现了多模式共存的状况。然而从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从多年来我国外刊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实际成效来看,有两种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外刊资源共建共享的主要模式。一是建立全国系统内的外刊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模式;二是建立以省、大城市为中心的跨系统的外刊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模式。这两种模式是构建我国外刊资源保障体系的切实可行的模式。当前应积极总结这两种模式的成功经验,探讨解决出现的问题,进一步确立新形势下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以推进全国外刊资源共建共享的进程。
3.3 各地发展不均衡,应启动中小型图书馆共同参与
从全国范围来看,协调工作各地发展并不均衡,外刊资源共建共享发展较快的大都集中在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福建等,不少省市刚刚起步,尤其在中小城市,缺少协调机构,信息闭塞,一些中小型图书馆在外刊资源建设中仍然存在严重的“大而全”、“小而全”思想。有些单位至今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协调组织,各自为政,从而文献保障率越来越低,这必将形成恶性循环,迫切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3.4 多渠道筹措经费,保障各级协调工作的顺利进行
经费问题一直是外刊资源共建共享的关键因素,也是图书情报界人士探讨的热点之一。由于缺少经费的支持,各地区、各系统的协调工作也是做做停停,目前协作机构多是按经费比例收取成员馆协调费用,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协调机构的工作没有保障,曾经参与外刊资源共享、协调订购的图书馆,也很难坚持下来,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仅有益于每一个参与的图书馆,同时也对整个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益,因此,在政府拨款的同时,还应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以保障协调工作的顺利进行。
3.5 加强立法,使共建共享走向法制轨道
目前我国还没有颁布《图书馆法》无法为全国文献共建共享提供法律保障,仅靠一些图书馆之间的倡议,本着“积极参与、平等协作、承担义务、互惠互利”的原则来进行还不够,很难维持协调工作局面,迫切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制定文献分工购藏方针,规定各成员馆的责任、范围和服务方法以及自身的利益,奖惩方式等,没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保障,缺乏约束机制,任何共建共享也只是建立在自发的松散的结构体系上,很难维持协调工作的局面。
3.6 深入开展对外刊资源共建共享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外刊建设出现了新的问题,同时信息环境的改变,又为外刊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这些问题主要包括:①对我国外刊资源整体化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的研究;②如何在数字化和网络化新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高效的、符合社会未来发展需要的、能对我国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的文献保障体系;③对协调机构整体利益与成员馆个体利益的研究;④如何建立协调指标体系,将协调工作进行量化研究,通过科学评估,为调整协作系统各馆的期刊订购提供科学依据;⑤如何在共建共享机制下对各图书馆进行文献资源的评估;⑥目前电子期刊资源已经成为整体文献资源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强电子期刊资源收藏和利用的调查研究,以进行科学的电子期刊成本与效益分析;⑦如何加强电子期刊的协调共享和网上文献传递工作;⑧由于新技术在期刊工作中的广泛应用,电子期刊的大量出现,给期刊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现有期刊人员总体情况看,业务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鱼儿可以忘记那一簇簇绿油油的水草,但是它却忘不掉那给予它畅游的大海;鸟儿可以忘记沿途见过的山川,但是它却忘不掉那给予它自由的天空;花儿可以忘记那些给它带来快乐的蝴蝶,但是它却忘不掉那给予它安定的大地……
而我们人类,岂不是如此吗?
我们可以为忘记金钱,忘记荣誉,忘记朋友们的音容笑貌,但是我们能忘得掉我们的根,那块生我们、养我们的故土?
茫茫人海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些似曾相识的陌生人,他们穿着家乡的衣服,这样的装束让我们感到欣慰;人声鼎沸时,我们都在寻找那些熟悉的家乡土话,听着那些与标准普通话格不入的家乡方言,我们觉得安心;去书店的时候,我们都在寻找有关描写家乡的书籍,读着那些朴素干净的话语,我们感到由衷的喜悦……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细节,无时无刻都不体现着人类最本能的归宿感。寻根,不错的,自始至终……
伟大的音乐天才肖邦每到一个国家演出,他总喜欢带一瓶装着自己国家的泥土。他说:“闻着这泥土的芬芳,让我无时无刻地想到我的祖国波兰。”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旅居异国多年的俄罗斯太太托她的一位回乡探亲的朋友带一份家乡的报纸。当她看到这些多年不见的熟悉的俄罗斯文的时候,她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此刻,那种根的归属感,在她心中猛然爆发。
每个人的一生中,他可以去很多地方旅游或者居住,但他们的心中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家乡的。当他们年老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回到自己的故乡,那最初的原点,根的起点,也是终点……
记得一位在巴黎留学的朋友,他说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在心里给自己的家乡道晚安。然后才能入睡,尽管法国的时间和中国的相差8个小时,然而这却是一种在他心底生长出来的情愫,一种寻根的思念,一种可以横跨时间与空间的力量,使他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
路在我们的脚下一直延伸,寻根,从我们背上行囊的那一刻起,在远方,在心里,抑或在梦境……
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有密切关系。就历史经济地理学而言,它不仅主要侧重于研究历史时期,在地区基础上或以一定的地区为单位而进行的经济活动,而且还联系到经济的空间结构,着重探讨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6](p267)因此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也就成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传统和基础。而货币本身就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那么以探讨历史时期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为目的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理应对本属经济活动必然产物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有所涉及,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毫无疑问应从属于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列。就目前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而言,还处在无人问津的空白地步,因此,我们完全可将其视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新范畴,新领域。那么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一部分的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应建立在前者之上,但同时后者也是从前者中推衍而生的;故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但所不同的是,货币是经济活动中一种“特殊商品”,历史货币地理所揭示的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历史经济地理所研究的一般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言,其研究对象更加具体明确。自货币产生以来,一切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各部门的生产都是围绕着分工和交换而不断扩展和深化,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货币经济各行业各部门和经济地域间的流通,起到了联接和纽带作用。不唯如此,在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任何社会形态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启动源泉和先决条件。我们知道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而两者的结合是通过货币这一媒介粘合的。[7](p60)因此,马克思把货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的观点应当是正确的。[8](P133,39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货币地理在研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和第一变量——货币的空间特征和货币经济的地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并进一步揭示货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目的,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在历史经济地理学中应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货币地理科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会在研究领域上开阔地理学,特别是历史经济地理学的视野,而且还进一步涉及到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货币,这无疑是对历史经济地理研究水平的深化和理论境界的巨大提升。
其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货币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学两学科的共同之处首先在于两者都是以研究货币为主要内容。这里我所说的货币是特指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概念与钱币学中的钱币概念有着质的区别。钱币学是研究钱币形态历史的科学,它是文物史的一部分;货币学是研究货币流通的历史,它是经济史的一部分。[9](p48)古代数量众多的厌胜钱、冥币、纪念币等属于钱币学范畴,不是我们所说的具有一般等价物性质的特殊商品——货币,因此不在我们的研究范畴之内。
不仅如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还必须大量地吸取货币学特别是其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同时也是两者联系密切的又一表现。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较历史地理学的其它分支而言,更多地涉及到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特别是其中的货币学和货币史的成果,这不仅缘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货币本身是受货币金融理论的一般规律制约的,而且又由于货币史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研究内涵也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此外,历史时期货币的空间差异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与之密切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同样可以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相参照、相比较。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必须借助于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的一般理论以及货币史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和经济史中的货币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差异又是明显的。首先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货币学研究的切人点各不相同。历史货币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及其流通的内涵发展为自己的主要讨论对象;而货币学则反之,货币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主要探讨货币数量同就业、产量、收入和物价等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金融理论则研究如何将社会储蓄合理配置到具有竞争性的各种投资上,以取得最佳效率[10](p1)。历史货币地理以研究货币在历史时期的空间条件下的流通状况背景对货币本身的影响,也就是探讨货币及其流通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侧重,它所面对的是历史时期地域背景下的货币和探索货币的地理性问题。货币的地理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货币在空间背景下的流通表现出来的,那么要准确说明货币所具有的空间特征,就必须侧重了解掌握各种地域背景条件下的货币的空间分布与流通状况,以及形成这种状况的成因。其次,历史货币地理与货币史的研究在内涵上也有根本区别。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将货币史的研究内涵规定为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研究、信用与信用机关四个部分,其中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是研究的重点。货币研究中又包括货币理论、货币研究史、钱币学三个领域。从彭先生所区分的货币史研究的具体内涵来看,货币史与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货币史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忽略了同一时段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差异,因而对货币在空间流通过程中与空间的联接关系缺乏分析。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则是把研究的重心定位于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通过对历史时期地域空间货币分布和流通的研究,对地域间货币差异的分析,揭示出地域间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为实现当前货币经济的合理布局提供借鉴。从这个方面来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克服了货币史研究无法描述货币空间性的缺陷,是对货币史的补充、完善和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具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性质。尽管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是其在研究过程中又必须借助于历史学、经济学及与之相关的考古学、文字学、货币学,货币史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手段,因此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是建立在多学科理论成果与方法论基础上的一种综合研究。
根据上述对历史货币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的界定,我们可以把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谨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为例说明之:
1、对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铸造区域的研究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对历代货币铸造区域演变的研究,复原出历代货币铸造的地域分布格局;而且可进一步探析铸造区域、货币流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影响。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我们根据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币范的考古和发掘情况,以此为标准复原了这一时期青铜货币铸造区域内近30处的货币铸造地点,并进一步研究了与货币铸造密切相关的铜矿资源的自然分布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复原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铸造区域的空间扩展过程,总结了货币铸造区域的演迁规律。
2、对货币流通区域形成和演变的研究。
历史上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是工业、农业或是交通运输业以及商品流通等,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区和地点,并在当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即自然、技术、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形成特殊的地区组合。[2](p55)从属于经济活动的货币流通自然也不例外。对于历史货币地理而言,如果没有地理学所必备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方法,就等于失去了地理学研究的特色和价值。因此,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中,对于货币流通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研究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出发点,同时也是货币地理区别于货币史、钱币学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流通货币的种类非常之繁多,几乎每一种特定的币形都有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我们择取其中影响最大和流通区域最广的刀、布、圜三种青铜铸币的流通区域进行了综合考察。
我们以币形的一致性原则、区域发展的动态性原则和区域界线的相对性原则为基本标准,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中的布钱的原生流通区域、次生流通区域和刀币流通区域中尖首刀、燕刀和齐刀流通区域内的空间差异状态,以及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的两种不同类型:单一货币流通区域和复合货币流通区域。我们对复合货币流通区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考古学中的共存关系制定了确定复合货币流通区域的标准,并对刀布复合流通区域产生的自然条件,区域的空间范围,区域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作了详细的讨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使我们大体上明晰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黄河流域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域分异规律。
3、探讨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是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础。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3](p47)必然成为影响和制约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因素。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货币流通区域的地理基础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综合的。一种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形成与演变往往是在上述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我们只是为了表述的简便,而仅将影响某一类型的货币流通区域的主导因素加以概括和总结。我们共归纳出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流通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六种主要的地理基础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民族和人口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因素、军事地理因素、宗教习俗地理因素。上述诸种自然环境条件与经济社会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叠加,共同影响和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货币流通区域的空间面貌,形成了各个货币流通区域之内的空间差异状况。
4、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关系的研究。
对中国历代货币经济区的研究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方面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这里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做了初步的讨论,并进一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是指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以货币经济中心城市(或经济都会)为依托,通过货币的流通纽带联接起来的,由具有区域经济差异特色的货币流通区域共同组成的地域经济的综合体。货币的流通区域,货币经济的中心城市以及货币流通网络是其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就是要对这一时期货币经济的地域系统进行宏观的、综合的、多层次的考察,通过对货币经济区及其空间结构诸要素的整体考察,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揭示和探索统一时代到来之际当时中国社会业已具备的经济地理基础,以期对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从历史货币地理的角度做出一种全面和合理的诠释。
5、探讨空间背景下的货币和货币经济。
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的,即研究货币的地理性,在特定的时段下它们是怎样影响和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的问题。货币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但货币与货币经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属于历史货币地理直接研究的范畴。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货币和货币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是通过对货币与货币经济同空间的结合关系体现出来的,这应是探讨空间背景下货币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环境反作用的内涵所在。
鉴于此,我们在讨论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地理性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时,以这一时期各类货币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为主要对象,探讨了货币的流通及其相应的流通区域是如何改变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条件的问题,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具体地讲就是货币及其流通区域的相互作用消融了生活在黄河流域从事农耕经济的华夏族和从事游牧经济的戎狄族之间基于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互相对立,实现了两大民族的融合,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诞生创造了民族融合的条件;货币及其流通区域内的统一趋势催生了战国后期货币经济区内的统一萌芽和各货币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建构了统一货币经济区;货币在空间的集聚改变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空间的面貌,使城市内部集聚了活跃货币经济因素,这为秦汉封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6、总结历史,服务现实需要,充分发挥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为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尽管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研究的终极目标确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通过研究历史时期,货币在空间的地域分布和流通的变化,包括地域空间货币的存量、流量、流向、流动范围、流通渠道的变化,对地域间的货币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彼此之间经济发展的联系和差异,为建立合理的货币系统,安排经济布局,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灵敏信息和科学依据。[4](p146)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历代货币空间地域分布和流通状况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历史时期我国地域间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与差异,总结出历代货币经济合理布局的基本经验,探索货币地域流通的基本规律,为今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献计献策。总之,如何发挥历史货币地理有用于世的学科功能,应是我们在今后学习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7、对货币文化地域差异的研究。
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货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对中国古代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的分析与研究毫无疑问应构成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又一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对于春秋战国货币文化的区域特征的研究,近年来已被有关学者所关注,他们把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文化区进行了如下的划分:东周时期中原文化圈形成了布币流通区;齐鲁文化圈形成了刀币流通区;楚文化圈形成铜贝金币流通区;秦文化圈形成了圆钱流通区。先秦四大货币体系较典型地表现了东周文化圈的文明内涵和文化特征。[5](P97)对这种货币文化区的划分,其优劣短长我们暂不做评论,但就历史货币地理研究而言,对于历史货币文化的区域研究与空间分析确属一个尚未被系统认真研究的课题。如春秋战国时期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就能通过不同货币理论的差异表现出来。譬如说,我国最早的“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为什么会出现在号称“天下之中”的东周王畿之地洛阳?而代表先秦之际中国货币理论最高成就的《管子》一书为什么会出现在东方海滨的齐国?齐地所特有的沿海经济究竟是怎样影响了《管子》的货币理论?受东方沿海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管子》货币理论与关西农耕经济条件下所孕育的《商君书》中所见的货币理论,其差异究竟何在?这两种货币理论所在的地域环境究竟是如何影响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理论?这些内容都应该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有所涉及的。只是限于时间和篇幅的原因,在这里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待今后再进行系统的探讨。总之,货币文化的地域差异也应成为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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