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几个月前,或许没多少人能想到,乒乓球能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网红运动。这周在四川成都举行的2016年中国乒乓球公开赛,一票难求,堪比明星演唱会,不少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求票的帖子。国乒队员张继科、马龙、丁宁等人,更是成为焦点人物,成功圈了一大堆迷弟迷妹。就连退役多年的世界冠军张怡宁,也三天两头携着大魔王的称号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
乒乓球成为网红运动,离不开上月落幕的里约奥运会。马龙、张继科等人出色的成绩、出众的颜值,吸引了大批粉丝;国乒队员们在赛场上霸气无比,到了场下各有特色,他们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新闻人物,更像身边那些有血有肉、有小缺点又令人敬佩的榜样;而国乒队员们能在赛场上纵横捭阖,必然离不开身后那支团结有底蕴的队伍。成绩、颜值、性格、团队精神这些都成为国乒圈粉的资本。一时间,和国乒相关的段子、漫画、视频在网络上随处可见。
对比4年前,更让人感叹国乒的走红来之不易。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国乒提出第三次创业,目标不再局限于竞技成绩,而是扩展到乒乓球运动的全面发展和对社会的影响,正如国乒主帅刘国梁所言:让乒乓球的社会效益、项目推广、团队形象和对整个社会的贡献等方面提升得更高。
如今,变身网红,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时提出的目标。很多年轻人以网红球员为切口,开始了解国乒,了解这支王者之师的历史和辉煌,了解这项被称为国球的运动所承载的情感、所释放的能量。对国乒来说,当网红不是件坏事,乒乓球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关注,这项运动也需要更大范围的推广和更多人的参与。
至于成为网红之后,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需要仔细思量。如何带动更多人喜欢乒乓球、如何提高乒超联赛的职业化程度、如何提升这项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度,这些都是摆在乒乓球项目面前的问题。成为网红固然可喜,然而这只是手段并非目的,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运动本身。以网红身份为新起点,期待国乒接下来的征途。
有人说,“所有网红的归宿都是开网店”。近年来以“反转基因斗士”的身份出现在大家视野之中的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应验了这句话,也把自己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崔永元名下电商所出售产品被指价格高、检验标准低等,其在个人微博上对于相关争议予以驳斥,并称“再吵吵,还涨价,说到做到”。
只要交易公平守法,市场行为上没有程序瑕疵,崔永元的网店商品卖什么价格,这是无须质疑的事。但是耍名人性子、用赌气的态度对待消费者,这实在不是一个合格商人的做派。
有些人成为网红则是被动的,本不想在网友视线中刷存在感,却因自己的行为举止变成“红不让”。5月22日,新华网官方微博发了一段视频,并写道:“老人在高铁上嗑瓜子,被保洁员劝阻后,当场起身,将瓜子扔向几乎整节车厢”。网友纷纷站出来抨击,希望老人们能够自尊自爱,带头讲文明、不逾矩,给年轻人做好榜样。对于继续“倚老卖老”的“为老不尊”者,应该让他们在道德、法律的规制下,有所敬畏、有所畏惧。
生活里的公序良俗,在网络空间里往往呈现出多元解读。5月24日,演员黄小蕾在微博上控诉上海迪士尼乐园游乐项目“七个小矮人”的工作人员反复刁难自己身高符合标准的孩子,不让其游玩该项目。随后,一名疑似上海迪士尼乐园工作人员的网友发文回击,并解释当天是黄小蕾对工作人员辱骂不停,还动手推搡。双方各执一词,事件原貌一时难以看清。但不难发现事件背后的实质是权利与安全之争,或许还有利益之争。
网红现象背后往往代表着注意力经济,而有些“网红”(新闻主角)如果能够提醒民众注意防范,则是善莫大焉: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23岁女孩命丧高速,这种夺命扣千万不要用”,呼吁“安全带插扣应当下架”。原来事故发生时女司机没有系安全带,车辆正副驾驶座的安全带卡扣上,都插着安全带插扣。安全带插扣一时成为热搜词汇。
据记者调查发现,就是这种潜藏巨大危险的安全带插扣,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有销售,并未发现有任何干预和制约。网友纷纷呼吁,有关部门不应对此视而不见,而要在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管上有所作为。
有红自然有黑。近年来,随着网红文化的不断发展,受雇网上诋毁辱骂他人的黑粉这一群体也越来越被大家所熟悉,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以此营利的团队。这些人被称为职业黑粉,也被普通粉丝简称为黑子或职黑。职业“黑粉”也因此被网友指斥为,“这才是真正的脑残粉”,“污染社会风气”。在人品的指斥抨击之外,这种网络生态也亟须对应的法律、规则等来廓清,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不清晰,也会导致更多人行动的变形。
有了网络的传播效应,很多人因为一门手艺或是技艺、甚至是一段视频成为网络红人。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红加入商业大军,人们创造出网红经济的概念,虽然这一概念并未受到经济学家们的认可,并不妨碍投资商看好网红市场,办起网红培训班。
作为资深网红的芙蓉姐姐谈起网红商业模式,认为每个网红都有一定的粉丝量,但是这个粉丝量不能直接兑换成钱,但是通过电商或者结合别的途径,便可将粉丝量与钱挂钩。
法国作家莫洛亚说,人人能因被人认识而得益,网络传播使这种效应呈几何级数扩大。在利益驱动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网红自我炒作和投机的行为,由此催生网红商业模式的泡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认为,网红现象会助长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途径试图一夜暴富的浮躁风气,当这个社会中人都不那么平静、都想一夜暴富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不正常的,再者,迅速成名的网红又多是昙花一现。因为真正的红在现代社会需要持续的能力的支持,网红不会提供这一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如果说网红可以创造价值和GDP的话,它只会推高GDP的泡沫。相比之下,农业方面的GDP涉及到谁来养活中国,制造业方面的GDP涉及到中国的强大预付,网红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只不过是物质财富的一种再分配。
对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网红商业模式对GDP是否有贡献?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毋庸置疑的是,内地的经济增长需要高质量的经济效益。而网红在用人气换取物质财富的同时,作为传播主体也在传递着不同形式的文化。作为欧洲万像电影节主席,贾振丹希望网红中能够出现更多对社会有正面影响力的人,来引导产业、习俗或是社会道德。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人们展示着对艺术、游戏、运动、美食等领域的演绎,但网络直播门槛的降低,使得网络直播内容良莠不齐。中国播音主持业界学术元老、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退休教授吴郁认为,过去的直播是针对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现在的直播门槛降低了,年轻人在网络直播平台上记录生活或自我表现时希望得到首肯,是对成功较片面的理解,同时使得这一虚拟世界出现踩底线和打擦边球的情况,应该多向积极阳光的方向去引导。
中国播音主持业界学术元老、原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吴郁说,直播平台门槛降低,易使网络直播中出现部分负面内容,应积极引导。
网红一夜成名的故事固然吸引眼球,但其是否可持续发展呢?作为一种时髦业态,网红现象映射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实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原中国驻多伦多领事谢沛鸿对比网红的红和中国红的红:前者像是股市中的概念股,一个概念炒出来,是为了筹资,同时又像是涂红漆,容易脱落,不能持久;而中国红的红是传统祥和,醇厚有底蕴的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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