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作者孟子,字轲,是战国时期鲁国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第四代弟子。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
书中有的许多流传千古的名言警句。
如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通"避",下同)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由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人的本性虽然善,但是有时侯也会迫于本性的情势与***,作出非善的行为来,这样就失去了自己的本心。人在生与义两者不可兼得时,就应舍生而取义。生命是我所喜爱的,但我所喜爱的还有胜过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还有超过死亡的事,所以有的灾祸我不躲避。因此我们就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是三字经中家喻户晓的两句话,我知道孟子就是从三字经开始的。说到孟子我们还会想起“孔孟之道”,由于他将孔子和儒家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光大,后世将他和孔子合称“孔孟”,尊称其为“亚圣”。
孟子名轲,邹国人。通过学习,孟子认为孔子是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人。他学习、继承孔子的学说,并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情况,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提倡“仁、义、礼、智”,他说人生来就又不忍之心生出仁,羞恶之心生出义,恭敬之心生出礼,是非之心生出智,这四种心是人类区别禽兽的本性。并认为“仁、义最重要”。
《孟子》中有许多具有哲理性的词句,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五十笑百步,则何如?仁者无敌、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等。在我津津有味地读故事的同时向我灌输了儒家的为人处世的原则。真是既读了书有增长了知识,正如爷爷所说的那样“一本好书就像一杯沁人心脾的香茗,让我沉醉”。对我而言,一本好书就像一位受益匪浅的良师益友,让我敬重。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此节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人皆有不忍之心”, 这是孟子伦理学中"性善说"的心理学基础理论,也是由此推及的孟子王道爱民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石。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即来源于此。第二个观点是人有“四端”,即同情之心,羞耻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即。有了同情心才能将心比心,建立起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有了羞耻心,才会自觉的把自己的行为置于群体中比较,产生自我约束心理,才不会做出伤人害人的事情;有了谦让心人与人之间才会互相尊重,互相友爱,也才能自觉去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有了是非心,才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自觉从善弃恶。由这两个观点可以看出,孟子是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由此才产生对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学说的进一步发挥。
这个寒假,我看了《孟子》这本书,对孟子其人其书有了一些了解。
生命是坎坷的,除非有了勇气;勇气是莽撞的,除非有了理性;理性是临时的,除非有了信念;信念是可变的,除非有了崇奉。
读《孟子》,读出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就告诉我们磨练是成功必经之路。《孟子》告诉我们:苦难和波折是人生的标杆,往往更能测出一个人生命的高度和深度;而瀑布的斑斓之处,也并非上游河水的浩荡,而是水到断崖处,那不屈不挠的向前飞跃。现代社会合作激烈,不经历波折、泥泞,不通过在困难中熬炼自我,又怎样达到成功彼岸的呢?“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只要准确面对波折,厚积薄发,才能拥抱成功,享受幸福读《孟子》一书,学孟子精神,就是要进修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要进修孟子的“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要进修孟子的正义精神,只要这样,才能不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报答社会。
孟子为了实现他所信奉的“仁政”,奔波于各国,游说于各诸侯之间。然而,孟子的游说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一点作用。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而在战国更是如此。即使这样,孟子还是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能够为天下苍生谋求哪怕只是一国以内的和平。而前往了被秦国所打败,亟需重振国威的魏。然而,第一次见面梁惠王就说了“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话,对于梁惠王而言,利吾国就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不明白怎样的利才是利吾国。于是,就有了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在孟子眼中,以“仁义”实于天下,将使天下皆幸矣。这种利不是小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以百姓为优,以天下为先的大利。但在梁惠王眼中,如何帮助自己重获土地,重新获得昔有的声誉与威望,这种利才是他所要的利。但这只是蝇头小利,只是为了梁惠王一个人的一己之私的私利。所以,后来孟子又有了“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所以,司马迁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孟子明知梁惠王只是这样的一个庸人而已,却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教化他,那么就可以有利于整个魏国百姓。只是,这样的希望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孟子,不是不讲利,只是不讲私利,不讲小利,他所追求的是大义,是关乎天下百姓的义。这样的坚持,使得孟子没有能够像驺衍等人一样取的生前的光辉,但这样的坚持也使得孟子为后世的人留下了可供学习的榜样。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始,曾有好友壶遂问他: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意思即是问他为什么要做《史记》,当时,司马迁说明了两个理由:一为刺讥,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批判意识,辨明是非,决断疑惑,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为治国者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他时时警觉,把握前进的方向。二,则是颂扬。但是由于李陵事件,司马迁被迫施以宫刑。智者修身,仁者爱施,忠义之士好施舍,忍受耻辱必须勇于决断,行事在于立名。此五者,是君子立于世的根本。所以,祸之大者莫过于利欲熏心,悲痛之极莫过于伤心,行为的丑陋莫过于侮辱祖先,耻辱之极莫过于宫刑。
而司马迁就接受了这样的耻辱,是一死了之还是忍辱偷生?司马迁选择了后者,原因,就是孟子所说过的“利”。对于司马迁而言,自己一死确实可以解脱这种在世的耻辱和痛苦,但是,那样既不能完成《史记》的重任,也会被认为是求生乏术,罪大恶极,不能自免才去死的。如果活下来,那么《史记》就可以完成,那么至少为后世后人留下可供学习参照的只言片语,为后代的君王治理国家,后来的贤臣义士提供一点依据,为百姓创造一点福祉。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司马迁在屈辱中完成了《史记》。
这样的利与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孟子与司马迁的身上得到了映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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