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听汪苏泷的《风度》,每次旋律一响起,总能带动我伤感的小情绪,有时候听着听着会心酸,会心痛。他的初衷是描绘爱情的,但是我对友情的一切回忆总会伴随着音乐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最喜欢歌词中的一句“故事可以重来,时光却已不再,感情需要一点点的空白,来整理遗憾”写得很风度,唱得很风度,唤起了我风度的回忆。我陪着歌词“嘲笑命运这幽默的安排”想起了我跟你被命运捉弄的友情。
刚开学的那天,我们就成了彼此在这个新环境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身高,身材,相貌,家境,成绩都差不多两个人,应该可以相处得很好——至少我一开始是这么认为的。可没想到正是这么多的相似,让我们之间的那层膜在时间的催化下,一点点变得空洞,怎么也修补不了。
今天老师又表扬你了,当着全班表扬的,我很难过,我知道我不该难过,我的好朋友进步了,被表扬了,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可是偏偏老师在一开始就把我们两个认作对手,我不否认在我的心里,比起朋友,我更把你当做对手,跟你攀比一切能比的东西。渐渐地,你的每一次进步,每一次高分都幻化成了一层层仇恨堆积在我的脑海里,像歌词写的那样“看你脸上的酒窝,唱着背叛的情歌,情绪不由我”我开始讨厌你,讨厌这个甚至可以照出我自己影子的你。
我们是如此的相像,以至于连这种嫉妒之心都像是复制的。那次我们被老师叫到讲台上一起改数学作业,我很争气地拿了满分,可是你却没发挥好,我受到了表扬,尤其是在你的难过的衬托下,我感觉天格外晴朗。我的性格直爽,满脸遮不住的春风脚印,你一样的性格,不开心的情绪全写在脸上。课后,我们虽然还是一起出教室,却不像以前那样肩并肩,你刻意地远离我,我顿时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好远,远得我都望不到你,看不到你的心。我知道,我们之间开始出现裂痕,一不小心就会破裂,需要像花瓶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于是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客气,越来越不自然,甚至还不如普通朋友。
想起这些,《风度》的歌词与旋律似乎又在我的脑海过滤了一遍,把快乐的部分都过滤走,只剩下悲凉的情绪,像利剑一样刺痛着我,我们最后还是隔着裂痕相处着,谁也不把它撕破。就像歌词中写的“我知道你的眼泪只是一种无奈,我能给的风度是微笑着默默放开手”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一是民族危难时刻,可举一例: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先生在北平沦陷时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继承下去。”二是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危难时刻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越要承担起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圣地的作用。这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天然责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发生了变异?周有光先生在其“百岁口述”中说,一代有一代的使命,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还我河山”,那是民族危难之际的呐喊与担当。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呢?不好回答。
什么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时下热衷于报项目课题的教授们可能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民国风度》中,费孝通对自己的老师潘光旦有段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说白了,就是虚名;而“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费先生说他们那一代已经不能与潘先生那一代相比,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呢?真让人惶恐不已!
民国那些人中,有些人只是一个学者,他们仅为学术而生。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说他曾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行人不胜骇然;带着雨伞外出,却在暴雨中提伞走路,任衣物全湿;吃晚饭时心不在焉,拿着煤铲到锅中添饭;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次回去竟被保姆视为客人。如此等等。费孝通先生曾对这些怪癖如此评价: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有个东西比其他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寄托,曾先生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化学上,他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与成长而付出的辛苦,犹如父母之于儿女。这种对学术的痴迷,显出呆傻的状态,但没有这种状态,钱理群先生认为,是不可能进入学术,登堂入室的。现在的许多学者聪明过人,自然也就与纯粹的学术相去甚远。这固然可以说是时代、体制之弊,然要说其中个人全然没有责任,未免也是托辞。反观当下诸多“过度社会化”的知识分子,只能让我们仰望前贤,追慕逝者。
徐百柯本人在后记中说,写完14位大学校长,回首望来,不禁感叹:一校之长,今安在?很显然,当代大学校长优秀者不乏其人,徐的感叹不过意在惋惜一种“长校”精神之流逝。当年全国各地的报纸猛烈批判《新人口论》,马寅初却拒不,依然笑眯眯地出入燕园,“圆圆一张脸像弥陀”。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便低头。“匹马单枪”之北大校长言行之中展现的风格气度与精神追求,让人敬仰,更让人深思。
傅斯年在1949年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某日冬夜,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其夫人俞大綵坐在一边缝补他的破袜——第二天学校有两个大会,校长不能太寒碜。夫人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正在为一份杂志赶写文章,想早点拿到稿费买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御寒”。这温馨夜色下的天方夜谭,真令我辈感叹!傅斯年是何等人物?是敢在委员长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的人,却竟为一条棉裤如此周折!
这是徐百柯行文的高处,他写傅斯年这样具备种种传奇的大家,却只从平常处说起,雕刻平凡细节之中的伟大。他写冯友兰也是这样,只提冯的“两束雄文”:一是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致函教育部抗议其训令,此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此文被史学大家何炳棣称为融古烁今的“不朽文章”。30年后,冯氏重读碑文,竟然“感慨系之”。原因何在?何炳棣有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
此外,书中杜涌涛的序言、钱理群的再版代序,还有“延伸阅读”及作者的后记,都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民国风度。徐百柯认为,“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但他又希望通过种种努力,来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培养一些建设的力量。
但逝水悠悠,这样的努力,不知成效几何?
如果仅仅从精神是否愉悦的角度来讲,面对别人的成功,远远没有面对自己的成功那样令人诚服。但能坦然面对接受别人的成功,却是一种风度。在面对别人成功时,毫不在乎者难以成功,因为他们不具有成功者的风度,对成功没有渴望;面对别人心存妒忌,怨天尤人者断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不具有坦然的风度和开阔的胸襟。风度,是思想修养和文化涵养的外在表现,它的美是通过人的外在行为,如表情、语言、体态、等方面而显现出来的,它恰恰是人的内秀与外美的和谐统一的体现。外在美让人愉悦,内在美让人诚服,内外结合的风度美,则即能赏心,又能悦目。宋庆龄生前担任过国家副主席,而她的服饰却是非常简朴的,但她从来没有失过风度。她头上经常佩带几分钱一个的钢发卡。与孙中山先生结婚时的一套梳妆用具,她一直使用到逝世。宋庆龄穿衣服,讲究整洁,她很爱惜衣服。家里总是备着两套服装,在家穿普通衣服;遇到外出活动,会见客人,才穿质地好的衣服。宋庆龄的衣服,大多数是她自己设计由工作人员做的。年龄大后,身体发胖,她就把原来的衣服从腋下开个缝,按个边,加加肥,照样穿着。
像宋庆龄这样能在自己的光彩面前,保持淡然心境的人固然有一种风度,但能在别人的光彩面前保持安然心态的人更见风度。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信条是:“奥运之所重不在获胜而在参与,人生之意义不在克服而在奋斗。”1936年柏林奥运会,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参加跳远比赛,他最强大的对手是德国的鲁兹?朗。预赛时,鲁兹?朗顺利通过。可是,由于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欧文斯有点紧张,试跳两次未获成功。在关键的第三次,鲁兹?朗走了过来,用自己的毛巾给欧文斯在起跳处作了一个标号,使之进入决赛。几天后,欧文斯战胜鲁兹?朗,夺得金牌。这时,又是鲁兹?朗第一个跑了过来,举起欧文斯的手高喊:“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并赢得了看台上雷鸣般的呼应。欧文斯多年后仍这样说:“是鲁兹?朗使他懂得圣洁而充满关怀的“人类之爱”,才是真正永不磨灭的运动员精神。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种风度,每个民族都该有这样一种风度。所以,让我们能微笑地面对别人的成劝,让我们的胸襟坦荡起来,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风度。
舒适并不必然是好事,一个人长时间处在“舒适地带”,会形成惯性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定势,即便得到了安静、稳定、闲适,失去的东西却多得多。心理学将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分为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惧区,每个人都乐于在自己有限的最适区里展开常规活动,把压力降至最低,把焦虑拒之门外。离开心理上的“安乐窝”,总会有接纳新事物的\'不适感。可如果不去打破舒适区的枷锁,怎能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
“舒适地带”于为官从政者也不例外。从前,一些干部“一杯茶、一张报、一天会、一台车、一席宴”的标配,如同温室一般将自己笼罩在安逸中,当官甚至被人视作“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但凡需要加班熬夜或者下基层蹲点,一些“娇气”官员在心态上和身体上都难以适应。不仅工作环境,做事方式上同样存在“舒适倾向”:习惯被周围人捧着、惯着、宠着,却不愿在群众的监督下做事;习惯在鲜花和掌声中争取功名,却不愿到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奉献付出;习惯在顺风顺水中打“顺风球”,却不愿在山重水复时开山辟路……
过于讲求“舒适地带”,创业劲头可能会被磨平,改革动力可能会被耗光。群众中有声音说,“日子过得舒服,是官员缺少改革动力的重要原因”,可谓切中要害。更关键的是,由舒适安逸走向奢靡享乐,可能只有一杯酒、一根烟的距离。包下酒店常住,出入高档会所宴饮游乐,不遵守工作时间外出打高尔夫,这些做法固然让身心舒服,可作风之患也因之而起。古人云,宴安鸩毒,不可怀也。此中深意,不言自明。
安于“舒适地带”,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贫困。把自己关在“城堡”里太久,精神上必然缺乏追求和闯劲,陷入一种简单层次上的自我重复,很难有进步和改观,这就是“内卷化效应”。克服“内卷化”,避免自我懈怠、自我消耗,需要靠外界的纪律规矩约束,也要靠自我严格要求。就像组织“不能在‘温室’里培养干部”一样,干部自身也要有走出温室、打破安逸的自觉,才能走出精神和追求上的洼地。多一些本领恐慌,不畏难不避险,越是硬骨头越要啃,党员才有党员的样子,公仆才有公仆的本色。
人毕竟不是仅仅为自我舒适而生,党员干部更应在个体冷暖安危之外,有更高的理想追求、更大的自我期许。“牧民省长”尕布龙,哪里工作最苦最累就会出现在哪里,从副部级岗位卸任后投身山林绿化。独龙族干部高德荣“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风餐露宿,倾尽全力带领老乡致富。放弃了优渥待遇,他们却都收获了不平凡的人生,得到百姓的交口称赞。
民之所望,施政之所向。群众的满意度和舒适度,远比干部自身的舒适度更值得付出心血。***说,“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懂得了这个辩证法,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还有什么好为难的?
常听说:“灵魂之美重于身体之美”,的确如此,外观的美并不真的归属于美,此美不易让人信服,而灵魂之美只是你自身酝酿的美酒,让人在认识你·接触你,了解你的同时,感觉你的\'妙处,这正是你自身的风度所散发的魅力。而丛飞正是如此一个人,他在自己的能力下不断资助贫困山区的儿童踏上了读书的旅途,纵使自己生活困苦,也不会忘记他那些正在读书的“儿女”,更令人感动的是,在他身患痛患时,仍不忘他们,宁愿自己受病痛的折磨,也要省下钱来供孩子们读书。此情不正是描绘出他的灵魂之美,他的风度之美吗?这是无可否认的,对而比之,在那些表面风风光光的人,而心内却?逸M,事事计较的人,他的风度可比他们那些人的美多了,你认为呢?
在美好的风度下,让人慕名前来一观的人也不多吧。但是在我国却有一队女子,她们是京沪线上的收费员,她们时刻以微笑迎人,给人以天使般的微笑,在人来人往处执行收费工作,不管是多么顽劣的客人,她们都以微笑迎之。在一个顽劣的缴费者被征费时,她们遭到了破骂,而最后,那个缴费者居然将钱狠狠地往她们脸上摔,她们纵使有多大的痛苦,也强忍着,仍然以笑脸相迎,道一声:“师傅,谢谢您。”就如此的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折射出她们天使般的优雅风度,先人们展示出除非同凡响的风度,由而人们纷纷慕名前来一观,连国外友人也不例外。如此般美好的风度不就令人敬佩,不就令人仰慕?
人都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圈子里,圈里有熟悉的环境、认识的人、习惯的事。这就是所谓的舒适圈。
诚然,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出于对安全感的需求而需要这样一个舒适圈,以求规避不必要的挑战,求得心理上的安逸。
然而,长期处在这名为舒适圈,实为避难所的圈子里,我在得到安全感的同时是否也失去了进步的机遇?在求得轻松的同时,是否也丢失了更美好的未来?比起安于舒适圈,我们更应该跳出舒适圈,于未知与挑战之中,寻得个人价值,寻得真理与进步。
跳出舒适圈,意味着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人在面临未知与挑战时,最有可能激发出自身的潜能,成就更高的生命价值。王洛勇离开故土亲人,只身来到语言不通的大洋彼岸,在文化不同、经济拮据的异国淬炼自己,终成百老汇华裔第一人,可见,国外的世界固然荆棘遍地,但个体唯有面对未知与挑战方能真正成长。
从历史演化的角度看,跳出舒适圈更意味着文明的`进步与延续。当原始人第一次走出熟悉的洞穴,面对无边的世界,人类的历史从此起步;当哥伦布离开欧洲大陆,开启探索远方的征程,文明的足迹开始蔓延。反观19世纪的旧中国,一味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闭关锁国,安逸于自己搭建的舒适圈,终走上被时代抛弃的消亡之路;而敢于跳出舒适圈的文明方可见进步的曙光。
跳出舒适圈,更是一条通往真理的大道。回望近代物理的发展史,面对摇摇欲坠的经典物理,有人畏畏缩缩,留恋于自己熟悉的领域,终无所获;有人却敢于跳出舒适圈,开辟量子物理的新天地,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终窥得上帝的骰子。真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一味安于前人划定的舒适圈内而不思、不敢向外一步,只会成为无知的村民,终其一生也走不出无知山谷;唯有敢于跳出舒适圈的先行者,才能寻得那山谷外的真理。
而要真正做到跳出舒适圈,个体必须要有对未知好奇与无畏,以及一颗永不安定的心。后者驱动着我们对圈外世界的好奇,而对未知的无畏让我们坚定自己探索与前行的步伐。同时,社会必须要有进步与宽容的眼光,在外界变化的大趋势中窥得自身的局限,并通过不断地尝试从而跳出固有的舒适圈,在圈外的挑战中寻得发展与进步的机遇。
舒适圈能给我们一时的安全感,却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唯有跳出舒适圈,跳出这个安全的茧房,我们才能在圈外的狂风暴雨中,真正迎来云层背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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