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避免陷入国族的宏大叙事里,也没有一厢情愿地塑造一个有气节的底层中国人。唯一死在日本刺刀之下的,为的是不可磨灭的亲情和记忆,而不是所谓的民族或国家。他深知在这种极端情境中的选择是没有选择,所以不可能苛求饿的奄奄一息的灾民按照社会的想象“气节”一番。这是冯小刚的进步之处。
这部影片现实得残酷,残酷得却不彻底。那段沉重的苦难让人备感压抑,而灾难中真实的人性则让人更加绝望。“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是文人政客的含糊说辞。人命贱如草,生无尊严死无尊严。野菜、树皮、观音土,凡是能撑满肚皮的都成了口中物;荒野中堆满尸体,任野狗撕咬,路过的人在饥饿的威胁之下早已麻木不仁;人命成为交易,卖妻易子,只为几升小米;让这种灰暗的色调蒙上一层黑色的残酷的,是人吃人,至此,人已经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意识。先是卑微的苟活,再是沦为野兽般的苟活,活着,成了唯一的本能。
所有道德溃败的社会无不如此,这与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毫无关系,跟所谓的地域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从这部影片中看到民族劣根性的人不仅失之对具体情境的理解和同情,更是深受意识形态教育流毒之害。有的社会发生大饥荒,却没有出现食人的极端场景,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格更为高尚,而是因为有政府、宗教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接济使他们不至于沦为目露凶光、只知果腹的.野兽。
而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不仅政府没有动力去解决饥荒,各种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也没有多大生存空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早已解剖出大饥荒背后的机理,饥荒的背后是权利剥夺,“从未有一个重大饥荒在民主国家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这在二十年后那场更大的灾难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这个角度来看,冯小刚又过于保守。他毕竟希望给绝望的人性留下一份温情的寄托。他知道,人性退居到野蛮只是在特定情形下的极端状况,要防止这种极端状况的不断呈现,我们需要的不是人性的改良,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变革。
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抛弃了1000万灾民,让他们自生自灭,把他们视作乱摊子抛给了日本人。在国民政府的眼中,几百万灾民的生计在抗战大业面前几乎不值一提,就像二十年之后几千万人的生存在国家建设的“大仁政”里也不值一提一样。抽象的国家宏大的需要压倒了具体国民的生死存亡。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经由程朱理学所树立的传统道德观在国家层面就成了“宁死不做亡国奴”的道德律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那段话堪为代表:“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于是,我们看到,旱灾蝗灾并起之下,军粮照征不误;灾民的生死小业让位于抗战的生死大业。
美国记者白修德看不懂。没有经历过极权社会的美国人,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美国人,享受一流政治文明的美国人,当然看不懂。他们不懂“是饿死还是做亡国奴”的二分逻辑,也不懂为何一个政府能对几千万人流离失所置之不理。在他们看来,饿死和亡国奴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任何战争最终为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国民的生存和尊严。民都没了,国又何在?
国民政府很快就吃到苦果。日军进攻河南,发放军粮,收拢民心,国军一败涂地。其间,甚至发生豫西山地民众截击国军缴械这些让后人不敢正视的历史。有多少民众“投靠”了日军我们不得而知,有多少是土匪和游击队趁乱抢劫滋事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让一个个吃完了观音土离死亡只有一线之隔的民众,担负起“不当亡国奴”的民族大任,不觉得担子太重了一些吗?
是谁把灾民推给了敌人,是谁让灾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政府抛弃了灾民,日军残忍,败军如匪,火上加油,反过来抢劫手无缚鸡之力的灾民,反抗日军的不正义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来自自己人的不正义,难道就只能默默忍受吗?中国人不能被外人奴役,难道就活该被自己人奴役吗?“汉奸论”可以休矣。
冯导早前的喜剧大获成功,主要不是他导的有多好,是他成功的笼络了一批人在对的地方做着对的事情。而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脑子里还没有一个健全的观影模式,好与坏的标准就是喜剧可以笑,悲剧让人殇。小人物的生活又特别的接地气儿,观众看电影的时候看什么呢?其实就看个自己。
后来冯导拍多了喜剧片,膨胀了,觉得自己大片导演什么都能拍了。就开始琢磨拍点慑人心魄的,震撼人心的东西。在我看来,冯小刚也许也觉得自己在驾驭悲剧的问题上有那么点没底,于是乎他得给自己的作品加点料,还是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料,也就是大灾大难之类的东西。比如他在《非诚勿扰2》里要讨论生死,就必须先浓墨重彩一个人的死亡,用一整部电影去铺陈,再煽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汶川地震的时候,多少人守在电视机前关注着救援哭得跟那个似的,只是这难道是因为央视的摄像师拍摄技术特别好吗?这是因为那些记者的镜头下对于灾难的解析直击人内心深处吗?当然不是,傻子都知道那是因为大灾本身就足以撼动人坚硬的内心,记者要做的就是如实报道罢了。
刚看完《唐山大地震》我觉得拍的特好,都看哭了。我朋友就说她觉得没什么,觉得煽情挺刻意的,我一直说人家冷血,现在想想,这是多么冷静的思考啊。直至今日回想起来,除了“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这一句台词,我完全想不到《唐山大地震》有什么特别震撼我的话,所有的哀伤元素,演员的形象脸谱化模式化的。当时内心的颤动不过是因为同理心在作怪,觉得大地震真是太惨了,那么多同胞都死了,仔细想想,这也不是冯小刚的功劳,大地震的部分几分钟就结束了,剩下的不过是我脑中自己脑补的场景。他不过就是给观众搭了一个空架子,电影好不好看完全要看观众自己的修为。他拍一唐山大地震你要能脑补出一个星际大战,那这片子你就爱翻了。
所以说,会拍的不如会说的。这次他又要拍《1942》,说是要让人们铭记一段快要被遗忘的历史。可是人都说了,饿死人的年头多了,你说哪一年?为什么是这一年,这一年和下一个饿死人的那一年的礼拜四有什么不一样?你就说不出来,仔细想想,也只是因为刘震云写了这么一部小说选择了这一年罢了。冯导多聪明啊,用一个苦情的背景去烘托一个故事,连人物特点书里边都写好了,你不得不以一个国人的心去带入自己的私人情绪,很难以一个纯粹的角度去观赏。说白了还是他不能于无声处听惊雷,没有大背景渲染就表现不出东西。
总觉得现在的大导演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个发国难财。救国英雄什么的就必须拍一段小日本把人虐的跟妈了逼似的然后人们忍无可忍起身反抗,我前段时间看电视剧,敌方逼供我方同志的方法居然还是抓了他妻子在他面前羞辱,为什么总是同样的剧情在反复?因为国人就吃这套。《金陵十三衩》也是这样,我承认当时看完也很难过,不是震撼,就是难过,想说这几个女的真苦,心里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苦,后来还是豆瓣里有人说了句,“就因为他们是妓女所以比学生的命贱吗?”仔细想想可不是么,人性的光环要这么去烘托,不就是赤裸裸的阶级歧视吗?看完以后好多人在骂“小日本真XX”,那么请问导演想要突出的人性光点在哪儿呢?有人提吗?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既然想要用这种民族情结的东西烘托自己的电影,就不要怪观众陷入这种情节之中而忽略电影本身。
而此种电影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取材的是中国历史,中国人能代入情绪,等到上映的时候还因为中国观众多,花钱看电影的也多,就能带来票房。
我的家乡在鞍山,那里是全国闻名的钢都。你看!我的家乡一处处高耸如云的高楼大厦,一座座景色怡人的山脉,一个个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真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
我的家乡有美丽的二一九公园。公园里分为动物园、玉佛苑和游乐场等几个区域。公园里一年四季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动物园有40多种动物,东北虎、金钱豹、孔雀、鹦鹉、海龟、热带鱼等动物落户鞍山,真上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湖里可以划船、游泳、钓鱼,湖中间有个小岛,伴着荷花水草,更是山水相映。游乐园内有空中列车、激流勇进、摩天轮、碰碰车等现代化游乐设施,异常惊险和新奇。玉佛苑中被誉为“天下第一珍宝”的“玉石王”坐落在玉佛寺内,经过专家的细致雕琢,以巨型大佛的姿态呈现出来。不管春夏秋冬,公园的景色总是让人流连忘返。湖边还设置了健身器材,附近的居民每到早晚都会来这里健身、休闲。
我的家乡还有著名的千山。那里景点密集、百看不厌,是吸引游客的著名旅游胜地。它虽然没有黄山、泰山那么知名,却散发着自己独特的魅力。一年四季,景色宜人。春天千树万树梨花开;夏天郁郁葱葱的`树木美不胜收;秋天枫叶飘落,红遍整个山峰;冬天银装素裹,白雪纷飞。给这如诗如画的景色又平添了几分生气。每当夜幕降临,我的家乡灯火辉煌,犹如繁星洒落人间。
啊,今天,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回首往事,垃圾拥有一片乐土,任意呆在每个角落,有时还迎着风翩翩起舞,甚至在水里游泳,让人看了就想躲。现在呢,垃圾有了自己的归宿,街道整洁了,成为了一个耀眼的亮点。家乡在不断的变化。在我心中,家乡如妙龄少女,越变越好看,我打心眼里热爱我的家乡。
影片中的老财主,市侩、狡诈,是典型的封建地主。但是在这一场天灾人祸面前,他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儿子、妻子、孙子的死去,最后与自己的女儿分离。他的遭遇是三百万灾民的缩影,描述了那个特殊时期,人们面对灾荒,战争的各种挣扎。
在这场灾难中,老财主从见到自己的儿子迫害妇女袖手不管,到最后主动地收养一个孤女,其中的变化不得不让我深思。
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老财主在这场灾难中不得不像普通农民一样逃荒,在逃荒开始,他还幻想着能够很快的回来,重新拥有一切,而他的女儿,星星,一个仍在读书的年轻少女,少不更事,还未能理解这场灾难所带来的后果,带着一只黑猫,把赖以生存的食物喂给黑猫。开始的富裕,与众不同,在逃荒的过程中化为乌有。老财主的老伴、儿媳饿死在了路上,女儿星星也因为饥饿将自己出卖。
大年三十,本该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但是老财主家在这天彻底的家破人亡。在经历了一连串打击之后他却能够在最后收养一个孤女,我想可能是作为依靠,可能是作为星星的替代,弥补对女儿的愧疚,很多人会把这个行为判断为善良,会将老财主定位成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不要忘了,作为一个封建地主,即使处于近代社会,也是靠着剥削和压迫发家致富的,要说善良,还真算不上。从看他纵容自己孩子败坏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他算不上什么好人,更何况,在开始逃荒的时候,他带着充足的粮食,甚至还有武器。面对着众多走投无路的灾民仍然无动于衷,仅仅是分给自己的长工一点点粮食。他的自私、防备、狡猾可见一斑。但是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自己都顾不上的情况下仍然收养了一个孤女呢?我得出一个结论,源于生存的信仰。
老财主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仍然没有放弃生的希望,这是人的`本性的复苏,也就是对生命的渴望,这是在生存层面上的,而在他丰衣足食,靠着压榨、剥削农民的时候,“欲”是支配他的时候,当遇到巨大的灾难,生命受到威胁,只能抛弃财富。这时候生存层面占了上风,能够保证他在任何时候都会尽全力来保证生命安全,正是因为这种对生的渴望,才使得希望得以延续。而在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在“欲”和生存之间挣扎,为了金钱、地位、名誉不顾生命,由外在的“欲”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成了一个受物质所支配的行尸走肉。这就是丧失了生存信仰的后果。
而在影片中另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也值得我深究,他就是栓柱。作为老财主家的长工,他是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但是却没有觉醒意识,心甘情愿被老财主所驱使。这是一种奴化的现象,不仅仅体现在栓柱身上,这种现象深深的烙在了一个民族的身上。这个暂时先不说。但是他又是非常质朴,忠厚老实的,他会在受了老财主的一点点好处之后说“我还做您的长工”。会在灾难来临之前对老财主一家不离不弃。也许他的忠心耿耿是奴性的体现,是对生存的渴望,但是在他答应了花枝要照顾花枝的孩子后就已经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栓柱忘却了生存的渴望,在日本军人面前敢于反抗呢?我分析了一下,觉得原因有一下几点:
一、“欲”的满足。作为一个没有文化,有着深深奴性的被压迫者,他本身没有多大的思想觉悟,在他看来,跟着老财主逃荒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可以不用挨饿,二是为了心上人,也就是星星。在无法做到口腹之欲的情况下,星星也为了生存出卖了自己。这时候花枝将自己给了栓柱,使他“在饿死之前有一个老婆”。
二、愧疚感和责任感。由于无法保住自己的老婆,他感到愧疚,因为答应了花枝的请求,他意识到自己有了责任。而当孩子不见的时候,道德层面上苏醒和良心的谴责使他暂时抛下了生的渴望,跳下火车。
三、无知者无畏。在被日本人抓到之前,栓柱不知道会面临死亡的威胁,甚至说他没有受过这样的威胁,没有危险意识。
当这些因素一齐作用的时候,等待他的只有崩溃或者是死亡。
在这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栓柱的信仰是发生极大的转变的,由生存的物质层面上升到道德的精神层面。但是同时我也发现,当道德和现实脱轨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现实无法满足他对道德的承诺,无法满足他精神上的自我满足的时候,那时候面临的只有毁灭。
所以说,一切的的一切,都只有在满足生存的前提下才能谈未来,那是一种对生的渴望,也就是生存信仰。而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满足,因为我们已经在追求更高的精神层面,想要得到更多。但是人性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总是在恐惧和贪婪之间挣扎,害怕失去,但是却又为了得到而失去。
那是一个一条人命值两块饼***年代。
那是一个人尸只能为狼狗所食的年代。
一九四二。一个可怕而又可悲的年代。——题记
一九四二年,河南省发生大旱灾。灾民们纷纷离家逃荒。因为日本的入侵,救济的缺失,这一场灾难,夺走了河南三百万人的生命。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些大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这是电影中的独白,现在读来觉得颇为讽刺。在那个时代,与那些“国际时事”相比,死三百万人算什么?更何况,这三百万人不是打仗的士兵,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已。腐败的政府官员都尽可能远离灾区,将兵力撤出河南,忙于战争的前线,决定甩开河南这个“包袱”,而日本侵略者,只因灾民中混有军队士兵,便驾驶轰炸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黑烟滚滚,沙石四溅。在这个战火四起的年代,灾民们无处可逃。他们只能在心里怀着一点渺茫的希望,在那不知通往生还是死的无尽道路上不断前行。每天都会有无数人倒在逃荒的道路上,然而又有谁去关心呢?当活着已经成了一种奢望,当食物已经变成衡量生命价值的唯一计量单位,在日军轰炸机的阴影下,所有人都自身难保。人尸为狼狗所食的惨烈可怖的情景,见证了那个时代人命的卑微和人性的泯灭。
然而,我们庆幸,在那个时代,总还有那么几个闪光的片段能深深地感动我们。花枝,一个普通平凡的逃荒者,一个母亲,她坚强、现实,把孩子看得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在逃荒的路途中,她凭借自己护犊的本能,一路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白修德,一个美国的记者,作为“局外人”,他大可不必卷入这场灾难之中,然而他有作为人的本性的\'善良和作为记者的责任感。他随着灾民们历经了种种苦难,突破重重阻碍,将河南大旱的现实和真像告诉全世界,让河南的灾情得到了重视,获得了救济。在大灾大难之中,终究还是有那些温暖我们的存在。
《一九四二》是一部讲述那个年代灾难的电影,它既体现了当时人们深深的苦难,又体现了灾难之中那些感动我们的一次次闪光。它讲述的那些故事,在今天,带给了我们最强大的震撼,和最深刻的思考。
一九四二,在抗战八年的宏大叙事中不值一提。正如刘震云说的,那一年,还发生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的感冒,整个历史上却没有河南的位置。正因为如此,这部影片的上映,某种程度上打捞了那段苦难的历史。
片尾旁白问母亲一九四二年的经历,母亲说,那些闹心的事,我都忘了,你要写它,图个啥呢?
是的,图个啥呢?
去年春天,还冷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裤子在三联书店旁边的雕刻时光请我喝了一杯咖啡,喝咖啡之前,我终于在三联买到了苦苦寻觅已久的《刘震云精选集》,因为里面有那篇在当时并不是很著名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
喝完咖啡,后劲很大,回去之后就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到凌晨一两点。坦率的讲,这不像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种纪实文学,虽然作者本人并没有经历过那惨绝人寰的一九四二年,但里面写到的,我相信它们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
后来,听说冯小刚要把这一年拍成电影,我便开始深深的为他发愁: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种背景,这样一段历史,这样一个总局,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部电影——能原原本本的还原出那一年的本来面目吗?它在残酷性上堪比余华写的《菜人市场》,却又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所谓政治在其中。
所以,今年电影一上映,就去看了。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那段历史值得回顾,跟张国立和陈道明无关,跟钢琴师和肖申克无关,跟冯小刚也无关。
电影围绕了一个富裕的河南家庭展开,开头几分钟,有点像《活着》和《白鹿原》的感觉,但紧接着,它就开始成为了《一九四二》。那是一段多么惨痛的历史啊,人命如草菅,那么一大群人,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了!
近年来,几乎每一部关于近代战争的电影都掺杂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部电影也不例外。但冈村宁次的一句话却让我几乎感谢日本人,他说,饥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他用粮食收买了一些饥民,与中国军人做斗争。在那个场景下,活着,确确实实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入戏很深,几乎融入到了那个世界里,所以看到红着眼睛的野狗撕扯着路边死尸的`时候,确实吓了一跳。小说里似乎还提到了卖人,但小说里的卖人和电影里的卖人是不一样的。电影里的人被买走,还能活命,哪怕是受尽耻辱的活着。但小说里被卖掉的人,几乎全被吃掉了——没人愿意吃掉自己的家小,只好卖掉自己的家小,换来一丁点钱,去食用别人的妻儿。——感谢冯小刚,没有拍出这么残忍的镜头,否则观众一定会做噩梦的。
我虽然是个喜欢亲近小动物的家伙,但远远没有苛刻的“动物保护主义者”那样招人讨厌,尽管如此,看到地主的女儿为了给刚刚生完孩子的嫂子找口吃的,把逃荒路上坚持养下来的黑猫给人宰掉,并且平静的说“一会煮好了给我喝口汤”的时候,我那不值钱的眼泪还是不知不觉流下来了。
再次流泪,还是关于她,这个曾经的大家闺秀被人卖到妓院,服侍贪官,端着盆为他洗脚的时候,几次弯不下腰。贪官说你把盆放下吧,她哭着说“爷,我吃的太饱,实在。是蹲不下”——这个时候,许多观众不合时宜的笑了起来,不知道是他们太残忍,还是我过于入戏了。
而结尾那一段,几乎没有任何煽情的场景——除了最后徐帆和张默在茅草丛里换棉裤的时候响起了音乐——我的心里却一直在悲伤。为那个时代的河南人,以及蒋介石。他太不容易。最后一次不知不觉的流下眼泪,是结尾时的字幕出现了“1949年,蒋介石战败,退踞台湾”。
我们都知道,《少年Pi的奇幻漂流》很好看,不过它和《一九四二》不属于一种类型。在毫不犹豫的为前者打满五颗星的时候,真的有必要狠狠的给后者一个大差评吗?
固执与偏见是一张需要撕破的蒙脸纸,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细数一下,我们到底有多少次在没有探究真相的情况下让一种来源于别处的态度在自己心中先入为主?这样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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