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家人的生活作文【一】
每次与他相遇彼此都有点尴尬。每次也都是他先向我问好打声招呼，我才回声好。有时我干脆话也不说，羞涩的.一笑而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与他相遇总有种莫冥的感觉。也许是我有点内向，不太喜欢与别人讲话。但我始终觉得他跟之间有层隐形的隔阂。
他父母也与我爸妈熟识，我和他家经常往来，从我搬到这里，他们家一直是我家的邻居。他每天清晨都要读english，虽然有时有些不标准，但他却不那么在意。他似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久他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很久才回来一次。有时我在路上碰见了他，我有时也会憋出一句自伟哥哥好，他也笑脸相迎答声好。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他有些变化。有时他主动跟我道声好，这简单的一声好包含了很多东西。
有时我家的电脑有些故障，他也乐意来看看帮帮手。我觉得我与这个邻居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变得好了许多。见面也不尴尬了。有时我碰到难题，不会写时，他也会点拨一下我。
不过有时我觉得他是个性格古怪的人。有时突然不跟我打招呼，还板起个脸吓死人，我对他有新增了一种恐惧。
一次我们楼的水管出了故障，他挺身而出，拿着钳子和一些工具利索的赶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脸带自豪，我知道修好了。顿时由然而生一股敬意，发自内心的。
可以说我的成长中没有他就少了不少经历与意义。我与他可谓是“子为鱼，鱼为子”虽说他大我4，5岁，我跟他在一起却有种不知明的感觉，不会让人心里感到空虚或无趣。
海内存知己天崖若比邻。成长路上有你有我于是不寂寞。
我和我家人的生活作文【二】
有关韩愈日常生活的探讨大致如上。通过研究，我们不仅大致知道了韩愈的生活状况，而且还了解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比如幕府官员生活水平较高、写碑铭挣钱之多、官员宴会的极盛、租房多而买房不易、出行对仕宦与礼制的冲击等。总之，本文不是全面研究和评价韩愈，只是想通过韩愈的日常生活来展现唐贞元长庆时期一个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水平、生活内容、生活习俗。
当我们将当时其他文人型官员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的生活也都各各作出研究并且将他们互作比较的时候，一个时代的一个阶层或一种类型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就会凸现出来。这也许会为理解当时的人的发展变化、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依据。这就是我们研究韩愈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我和我家人的生活作文【三】
在探讨此问题之前，首先要交代一个背景，即当时官员的家庭结构问题。一般而言，当时官员的家庭构成往往不仅包括夫妻子女，而且还包括前来投靠的亲戚。学者陈弱水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的论文。文中指出唐代妇女在丈夫死后回本家（即娘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我们知道，妇女回娘家住往往还要带着孩子，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个比较大的家庭，使娘家的父亲或兄弟在生活中需要负担的人口变的多起来，再加上当时似乎有个惯例，亲戚投奔拿俸禄的官员，或者说拿俸禄的官员养活前来投靠的亲戚（甚至朋友）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家庭成员增多了，家庭规模变大了，家庭负担也就随之变得重了起来。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贞元元和间的名臣阳城与兄弟住在一起，又“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甥）年四十余，痴不能如人，常与弟负之以游”，则阳城不仅养活了自己的弟弟，还养活着妹妹及妹妹的儿子。
又如殿中侍御史李虚中“昆弟六人，先君（指李虚中）而殁者四人。其一人尝为郑之荥泽尉，信道士长生不死之说，既去官，绝不营人事。故四门之寡妻孤孩，与荥泽之妻子衣食百须，皆由君（指李虚中）出”。李虚中没办法，为了养家，只好去“佐河南水陆运使。换两使，经七年不去，所以为供给教养者”。这是说以一人俸禄养五家人口，可知负担之重。从中还可知，若担任像水陆运使这类财政官员的属官，收入比较可观。第三个例子是亲王长史李仁钧。他在汴州当官时对朋友很好，后来到了洛阳，“则又不忍其（指旧时朋友）三族之寒饥，聚而馆之，疏远毕至”。这就不仅是养家实际还包括抚养朋友的子女及亲戚，以致弄得“禄不足以养”，迫使自己的儿子李础不得不“从事于外”，以减轻父亲养家的困难。类似的例子真是多到不胜枚举。因此这样一种亲戚朋友投靠有俸禄者，以及有俸禄者有义务养活他们的习俗或惯例，影响了当时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韩愈就是其中之一。
就总的生活水平而言韩愈应该属于不太富裕的阶层。特别是元和八年（813年）他四十六岁之前，除短时期外，生活一直比较艰辛。众所周知，韩愈三岁丧父，养于兄韩会处。差不多十二岁时兄死，由嫂子抚养成人，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也正是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为了养家，韩愈遂西上长安，所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在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时，他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这时直至二十九岁时入汴为董晋的观察推官止，十年间他中进士考宏词，四处求官不得，生活艰难，“终朝苦寒饥”。那么这一段他既然没有得到官，其生活来源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作一点推测：估计就像他后来经常资助朋友和找上门来的士子们一样，他也只能靠投靠权贵来求得一些帮助。从三次《上宰相书》中我们可见那求人的诚恳和迫切。后人往往以此讥笑韩愈，其实从韩愈当时的生活境况及当时的社会风气看，这都是完全正常的。韩愈求人资助留下来的唯一实例是他求到了北平王马燧头上。韩愈后来追述说：“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指韩愈兄韩弇）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唐代士子应进士举，在京师的生活总的说来比较艰难。他们长时间得不到官，没有俸禄，只好求人度日。
韩愈自贞元十二年（796年）为汴州董晋的观察推官，十五年（799年）为徐州张建封的节度推官，到十六年（800年）冬回京参选，这段日子过得比较舒服。前引所谓“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讲的就是这段生活。他在《此日足可惜赠张籍》诗中也说在徐州“箧中有馀衣，盎中有馀粮。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心情悠闲，远非求官时的燥急可比。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在唐后期，同是地方官，做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官员如推官巡官之类，收入是比较丰厚的。卫中行的哥哥到岭南去炼黄金，“药贵不可得，以干容帅。帅且曰：若能从事于我，可一日具。许之”。只因为入了容管经略使的幕府，就有钱炼黄金了，可见幕府官员收入之丰。因此当时的许多著名处士，让他当县尉、参军他不干，却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像洛阳名士石洪、温造，江淮“四夔”之一的卢东美等就都是如此。明白这一点很重要，由此可知唐后期士人纷纷投靠幕府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知道，幕府官员俸禄的高下，大约是由府主自己决定的。
韩愈自贞元十六年（800年）冬在京师待选，十八年（802年）为四门博士，十九年（803年）贬为连州阳山令，二十一年（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为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再拜国子博士，二年（807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年）三为国子博士，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也不富裕。在待选期间，韩愈已经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加上乳母奴婢，“家累三十口”。所以虽然很快得到了四门博士一官，但养家实为困难。不得已，他又恢复了求人资助的行为，曾经给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写信，写下了“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的词句。在连州为阳山令是“酸寒何足道”；在江陵府为法曹参军时是“掾俸之酸寒”。分司东都，日子依然不好过。这不仅因为国子博士的俸禄不高，而且因为韩愈这时又收留了堂兄韩俞死后留给他的子女。因此他“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以致于在送贾岛归范阳时，竟无东西可赠，自嘲说“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顑颔”。待到三为国子博士，生活仍不见好转，以至学生都嘲笑他是“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可见国子博士虽月有俸钱四十贯，但用它来应付一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是捉襟见肘的。
从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为比部郎中后，直至晚年为兵部、吏部侍郎，虽中间曾被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但其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韩愈留下的诗文中，对这十年的生活再也没有提到过贫寒。究其原因，这十年韩愈除了有较丰厚的俸禄外，还能靠写碑铭获得许多额外收入。当时的流氓文人刘义曾“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话虽有些无赖，所言恐怕也是事实。我们看韩愈留下的二通有关文字，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从中可知韩愈因写碑文，在前者那里得到“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在后者那里得到“绢五百匹”。当时物价，绢一匹“直钱八百”，则五百匹就是四十万即四百贯钱。“四百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斤盐仅卖四十文，一斗米五十文。四百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当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是七石二斗，则八百石米可供一百人吃一年。又，元和九年（814年）孟郊死，孟郊的朋友韩愈等人凑了一百贯为他营葬，“尚有馀资”，再加上郑余庆派人“所送二百七十千”，则“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即三百贯钱左右就可以使人过一辈子了。看来四百贯钱不是一个小数，而韩愈一次就得钱四百贯，由此可知韩愈的“润笔费”之多。当然，由于“争为碑志”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以致有“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的说法，因此靠写碑志挣钱补贴家用似乎也无可厚非。元和十四、十五年（819、820年）韩愈在做潮州刺史和袁州刺史时，虽然心情不好，生活却并不坏。刺史的俸钱，据《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在元和十四年（819年），紧州为一百八十贯，中州为一百五十贯。潮州为下州，估计月俸应在一百贯上下。按说这已经不少了，但观察使仍“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由此可知节度使观察使手中掌握的这一笔“送使钱”，可以自由支配，其中一项开支就是能够酌情给手下的属官加俸。这五十贯加上后，韩愈的俸钱就达一百五十贯左右，是国子博士俸钱的四倍。因此他在潮州时，可以“出己俸百千（即一百贯）以为举本，收其赢馀”用作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同样，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万”助修湘君夫人神庙。从这种出手之大方，亦可见韩愈生活水平的提高。
纵观韩愈从官近四十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贞元长庆年间，韩愈以及与他相似的阶层的官员，如果没有田产只靠俸禄生活，又如果负担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的话，不论他是正七品下的法曹参军事、正七品上的四门博士，还是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其生活水平都不很高，甚至是比较艰难的。差不多是同一阶层的官员如县丞崔斯立，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国子助教薛公达，是“禄又不足以活身”；县尉毕坰，“既卒，家无一钱”；太原府参军苗藩，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时“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如此等等，生活都很艰辛。相反，如果是做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从事（特别是盐铁使、水陆运使的佐官），或者升到朝官中郎中侍郎、地方官刺史一级，生活状况就比较好了。要是再有些额外收入如润笔钱之类，生活就会更好。当然，如果成了宰相功臣如裴度、马燧，或节度使观察使如韩弘、于頔，其生活就说得上是奢侈是豪富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又远在一般官员之上。明白唐代官员中不同阶层的不同生活水平，对于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