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拢了拢被山风染白的头发,笑,从皱纹里开出花来。——题记
曾祖母的照片还挂在墙上,她眯眼笑着,两扇瘪瘪的嘴唇紧抿,颧骨高高的隆起,白发有条不紊地向后拢去,这是晚年的曾祖母。
小时候,每次回去,都会吵着曾祖母说要吃糯米饭,曾祖母就会乐呵呵地走进厨房,糯米混着各色豆类混着香料一起在大锅里蒸,蒸完后的饭里有菜,菜里又有饭,可香了。每次我陪着曾祖母做糯米饭,看着火红的灶膛和冒着水汽的锅盖,想着等会儿吃进嘴里清甜清甜的糯米饭,整个身体都暖融融的。做完后,再盖住锅盖焖一会儿。
在掀开时,就是满屋子的香和暖了。那蒸气在屋子里弥漫着,模糊了祖母的身影,也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和曾祖母一人捧着一碗糯米饭坐在午后的门口,晒着太阳,吃着暖香的饭,满嘴甜甜的,香香的,眯着眼,享受着静好的时光。
这是几年来,我回忆曾祖母时总会冒出来的画面,这画面里有锅,水和米烧熟的声音,也有饭菜的香和午后太阳暖人的感觉。最后一次回曾祖母那,是六年级。当我再嚷嚷着要吃糯米饭时,妈妈和外婆的眼神让我欲言又止,“曾祖母,我要……呃……”但曾祖母还是拄着木棍的进屋蒸好了糯米饭。做好了,但曾祖母没有吃,她说她不想吃,便坐在摇椅下,打着盹,享受着生命最后的时光。但我又如何不知,曾祖母的牙已经没有了,只剩两瓣瘪瘪的嘴唇,深深地凹陷进去,即便是想吃也吃不了了。在氤氲的蒸汽下,我隐约看见,妈妈流泪了,外婆流泪了,我的泪,也簌簌地落下。
滴在糯米饭上,又咽下,我看见,曾祖母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我知道,曾祖母老了。曾祖母没有怎么离开过镇里,除了去城里看病那次,母亲带她坐了电梯,她开心,新奇了几天,总念叨着想再坐一回,哪怕就一回也好,我答应过曾祖母带她去城里坐电梯的,可是再也不能实现了。那天半夜曾祖母静静地走了。我扑在曾祖母床前,哭。曾祖母还在时叮嘱过我,她老了,一定要哭,多哭点。老人眼里,走的时候有子孙哭是有福的。
我也不懂,只知道要听曾祖母的话。我只知道这世上再无曾祖母,再也没有香甜的糯米饭了。曾祖母老了,变成了墙上的`一副笑脸。可这都是照片里的曾祖母了,不是真切存在的她了。也再也不会有和我分享快乐,陪我一起长大的曾祖母了。这世上再也没有曾祖母了,再也没有人捧着一碗香喷喷的糯米饭陪我在午后的阳光下闲聊了。
除夕之际,王磊光不断接到朋友、以前学生的电话,他才知道自己的返乡笔记在这个春节火了。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感到不安,也不能理解:“我很少去看别人的评论,因为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媒体事件。”
事实上,这是王磊光应邀为2014年2月举办的“我们的城市论坛”所写的一篇演讲稿。他反问南都记者:“你有没有发现这篇文章就像一个提纲?很多内容和细节没有展开。”春节前,上大现代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罗小茗告诉他,媒体有意发表其返乡手记,王磊光答应发表。当时的题目仅是《近年情更怯》,最终见报标题为《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因此,他把返乡手记爆红的原因归于媒体的传播。
王磊光这篇笔记也获得了自己的导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主任王晓明的称赞:“分析很真切,文化研究的视野开始有点形成了,好!”博导王晓明表示,读了返乡手记最后一部分“知识的无力感”,也同样感到心情沉重:“从现代早期到上世纪90年代,从农村出来到城市的人,总体上是能够以自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让其他没有这个机会的人信任‘求学是人生正道’的,有这个信任在,城市里的进步力量反哺乡村的可能就存在。但现在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像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的上海:出租车司机每月赚1400元,当得知我一个大学副教授每月才600元的时候,很同情地看着我:‘算了,下海吧!’”
王磊光觉得,自己这篇文章没什么了不起,也不是他理想之作,这种“突然的出名”让他感觉很不真实。网友们不断在网上评论博士生返乡手记,王磊光在手记发布的第一天看了看评论之后,便很少关注。他知道,不管自己说什么,都会有各种评论出现。
更何况,真正生活在文中所述乡村的人们并不知晓博士生返乡手记的走红,王磊光也从来没有向生活其中的长辈们提及文章的事情。“他们都是很本分的人,如果看到我将身边的事情写了出来,一定会为我担心。
对于自己的文章引发的有关农村大学生出路问题的讨论,王磊光则表示,“我所说的,是80后大学生出路难的问题,这里有一个背景,即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生相比,当时他们大学毕业之后是能够改变自己甚至家庭的命运,而如今的80后大学生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但绝大部分人的出路是艰难的。”如今,媒体陆续找到他,但王磊光希望人们不要关注他本人,而去关注现实的中国。(采写:南都记者 刘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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