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当我们受挫折的时候,父母会开导我们,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们;当我们成功的时候,父母比谁都要喜悦兴奋。
父爱如山,敦实而伟大;母爱如水,细腻而体贴。我们是孱弱的禾苗,在父爱母爱的滋润下茁壮;我们是刚出土的矿藏,在父爱母爱的磨炼后闪光;我们是稚嫩的枝条,在父爱母爱的阳光下倾吐芬芳。
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父母成功教育子女的故事至今脍炙人口。孟子从“孟母断织”中吸取了母亲对他的.教悔,从而立志好好读书。高尔基教育儿子“给永远比拿”更令人快乐,这使儿子生活在一个“乐”的氛围中。
父母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与汗水,做子女的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孝敬父母,为父母分忧解难,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发奋图强,刻苦专研,立志成才,让父母分享儿女成功的喜悦。人不能不孝敬父母,如果不孝敬父母的话会受到良心乃至社会的谴责。
有人这样写道:“我知道您是一个普通的人,您不曾有过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曾有过腰缠万贯的财富,您赶不上潮流,你甚至连电脑都不会用,但是您仍然是我最爱的人。您是我生命的创造者,是我人生的领路人。是我遇到挫折时坚强的后盾。千言万语说不尽儿女对您的感激之情,看着吧,爸爸妈妈,我会用一生来报答你们的!”
对父母尽孝,是一辈子的事情,一旦错过再也弥补不来,为了不让我们的人生留下遗憾,那就让我们好好孝敬我们的父母吧!
每一次抬头看见这满天繁星时,心总有一种想翱翔于天际的冲动,思绪也会慢慢地飘,飘到记忆最深处的情景——
夕阳,收敛起最后一丝光彩,暮色下的乡村抹去了鲜明的光泽,寒风,仍孤寂地吹着,刺痛的不只是我的面庞,更是我的心灵;吹散的不只是我的发丝,还有那些自以为是的笑容。
望着手中试卷上的断翼残蝶。醒目的`红叉赫然于纸上,好像是在嘲笑,又像是在讥讽我可怜的成绩。
是啊,这次彻底地败了。现在的我,已无颜去面对父母那沮丧的神情,便没有向家走去,而是一直向前走,向前走......
没过多久,周围便暗淡了下来,黑暗笼罩了我前行的方向。夜,悄然的降临了。空寂的心再也没有了依靠,便找了一处静谧的地方,低声抽泣起来。对于这黯然失色的世界,我是空前的迷茫,在这僻静的角落里,没有一丝光愿照射进来。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而熟悉的脚步声,还有那最亲切的呼喊声:“小宇”我心里一振,刚要应的时候,又转念想到了,对啊,曾向妈妈夸下海口的我以这样的成绩还怎么去面对她啊,便又将头深深地埋下去......
脚步声渐渐远去了,心门也渐渐关闭了,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的厌倦。
正当想自己相应何去何从时,一股寒风便夹杂着凉意,将一片片无辜的落叶卷上了天空,我的目光也随之抬起,于是便看到了一生中最美的画面——
一颗颗明星嵌在天空中,像一颗颗宝石将深蓝的夜空变成了一幅美妙的画卷,那样深远,让人沉醉。
恍惚间,想到了什么:星空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在无尽的宇宙中不管黑暗如何蔓延,总会有星星的光芒去把它照亮。而世界不也是这样吗?有绝望的地方就会有希望产生;有挫折的地方就会有勇气产生。
星星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不畏寒冷的照亮着夜空,而自己却因为一次小小的就放弃了对人生美好的希望,这也太软弱了吧。
对,我要回家,我不能被这次困难****,我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觉醒。
在星光的照耀下,我又踏上了回家的路,脚步是不同以往的坚定,不久,那一点熟悉的灯光便又浮现在眼前......
如今,在记忆的最深处,在心灵的最深处,那星空仍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使我的心房不会轻易被黑暗吞噬;使我永远能看见不远处那金色的希望仍在熠熠生辉。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美国人带着9岁的男孩去钓鱼,河边有块告示牌写着:“钓鱼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止。”一到河边,父亲就提醒孩子要先读清楚告示牌上的警示文字。那孩子很清楚只能垂钓到下午4点。
父子俩从上午10点半开始垂钓,直到下午3点55分左右,突然间孩子发现钓到了一条大鱼,想尽快地把它拉上岸。
父子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将一条七八斤的大鱼钓了起来。父亲看了一眼手表,收起笑容对孩子正色说道:“亲爱的,你看看手表,现在已经是4点05分了,按照规定只能钓到4点整,因此我们必须将这条鱼放回河里去。”
孩子一听,不以为然地对父亲说:“可是我们钓到的时候还没有到4点啊!这条鱼我们应该可以带回家。”孩子露出渴望的表情看着父亲。
可是父亲随即回答说: “规定只能钓到4点,我们不能违背规定。虽然这条鱼上钩的时候是否在4点以前,我们钓上来的时间已经超过4点,就应该放回去。”
孩子听了之后,对父亲要求:“爸爸,就这么一次嘛!我也是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这里又没有人看到,就让我带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孩子,不能因为没有人看到就可违背规定。”随即与孩子捧起那条鱼,将它放回到河里去。孩子眼里含着泪水望着大鱼离去,没有再说一句话,默默跟着父亲收拾起钓具回家了。
十多年后,这个孩子成为一位很优秀的律师。在他的事务所会客厅里挂着一块匾额,写着:“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便是出于那邪恶者。”
每个来找他办案的人,他都要求当事人必须先读一次这句话,然后对他们说:“若是被我发现你有隐藏案情,或是不诚实,我会立即拒绝为你辩护。因为我无法替不诚实的人伸冤,那会违背我的信仰良知。”这位律师名叫乔治·汉密尔顿,在纽约市执业,他最出名的一句话是:“我从不强辩,只照实说出事实真相,因为上帝知道我所说的每句话。”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一般,但能做到的人就是个高尚的人、有作为的.人。
为此笔者奉劝:为人师表者和为人父亲者,请效法故事中的父亲,以身作则教导学生和孩子做一个诚实的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很早以前,有一群印第安人被白人追赶,逃到了某个地方,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由于情况危急,酋长便把所有的族人召集起来谈话。
他说:“有些事我必须告知大家,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族人中间立刻起了一阵***动。
酋长说:“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坏消息。”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站着,神色惶恐地等待着酋长的话。
他说:“除了水牛的饲料以外,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来,到处发出“可怕啊”、“我们可怎么办”的声音。
突然一个勇敢的人发问了:“那么好消息又是什么呢?”
酋长回答:“那就是我们还存有很多的水牛饲料。”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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