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蜻蜓和蚂蚁来看蜗牛。 蜻蜓说:“前边有个小土岗子,那儿可是个好地方,有密密的丛林,有鲜花、野果,旁边还有一条清清的小河……我俩现在就住到那去吧!” 蚂蚁说:“蜜蜂、蝴蝶、青蛙他们也住在那里。蜜蜂采蜜,蝴蝶传花粉,青蛙捕害虫,大家同心协力干活,甭提多快活啦!” 蜗牛听了,很兴奋。他打定主意到小山岗去住,并决心做出一番事业来! 过了两天,蜜蜂来帮助蜗牛搬家,蜗牛看着头顶上的太阳,就有点犹豫了,他说:“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今天不能搬家。”蜜蜂不解地问:“为什么呀?”蜗牛说:“今天太热了,我行动又慢,强烈的日光会把晒坏的。”蜜蜂走了。过了两天,蝴蝶来帮助蜗牛搬家。蜗牛望着满天风沙,有些犹豫了,他说:“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今天不能搬家。”蝴蝶问:“为什么呀?”蜗牛说:“我这细皮嫩肉,可禁不起这风沙摔打!”蝴蝶走了。 蜗牛虽然没有搬成,可是当他有兴致的时候,总是朝着小土岗那边张望,低声叹息着:“只怪我身体不济,要不我早在那边过着愉快的生活了。”
“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地刚发芽,蜗牛背著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每次听到这首儿歌,我都很不耐烦地关上书房的玻璃窗。这是什么好歌,值得每天这样播放?况且我捉了那么多蜗牛,从没见过会上树吃葡萄的。我对儿歌里宣扬的观念也很不以为然。既然蜗牛不吃葡萄,那么早上树、晚上树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于是关了窗子,继续写作业。
不得不承认,我从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儿童”。从小时候起,我就埋头看书,而不是从早到晚唱儿歌。这导致我可以在大人面前谈笑风生,却和同龄人有着距离。当六年级的那个暑假,我接到迎接我那六岁堂妹到我家玩的命令时,我的心情一下跌到谷底:让我和一个小孩住三周?而且还是比我小六岁的堂妹?
当天下午,打扮得像棵圣诞树的堂妹正式入驻我家。打那以后我家便歌声不断。她一会儿要唱歌,一会儿要跳舞,今天弄洒了颜料,明天又碰坏了杯子,还老缠着我陪她玩。最后一天她宣布要回家时,我差点没高兴得哭出来:谢天谢地!终于要走了!
那天中午,我和父母送她去火车站。在的士上,她又提出要唱歌,“姐姐,就一首嘛,就一首!”
我看看她那胖乎乎的小脸,摆摆手,示意她唱。反正是最后一次了。
她一本正经地坐正,煞有介事地清清嗓子,刹那间清脆明亮的童声回荡在整个出租车里。
她时而睁大明亮的双眼,望着车窗外的远山,时而闭上双眼,陶醉在音乐中。她最初拘束地放在身后的手渐渐松开了,在狭小的车厢中尽情挥舞。临行前诸如“你今天要乖乖的.”之类的说教从她心里水一样的消失了,正如她的歌声水一样地洗去了我心里的不耐烦。现在车里只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儿童。不,我们都是儿童。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忘了自己也曾是一名儿童?堂妹唱的的确是一首儿歌。它在有的成人歌手口里,的确显得做作。但在一个小女孩口中,它却是那么自然。儿歌是儿童的语言。堂妹的声音极为稚嫩,不尽完美,但却与儿歌相得益彰。也许最完美的璞玉是不需要雕琢的。
清越的童声像一只柔软的触角,悄悄伸出了车厢这个小小的蜗牛壳,严肃而又冰冷的天地,瞬间变得温暖可亲。童心又何尝不是一只蜗牛呢?平时它悄悄蜷缩在生活的角落,待到春暖花开时才怯怯地伸出触角,在太阳底下悄悄前行。它是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才需要一个粗糙的壳来保护自己。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那些被温柔相待的岁月,总会以特殊的方式回馈给付出的人,而那些被无视被伤害的童心,总是会以特别的办法予以反击。
我曾追问蜗牛为何要上树,现在看来这问题毫无意义。真正的童心,是不需要“意义”为自己抛光的。
我看看堂妹,她依旧闭着眼睛,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
一个小女孩。
一只还没披上壳的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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