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运河虽然有好处,但是他却犯了过错,反倒自己吃了苦果。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都有唐人街。外国人叫中国人是“唐人”。“唐人”这个响亮的称呼,是从哪儿来的?大唐帝国,威名远播四方,英明的'唐太宗,谁不敬仰?繁华的长安城,吸引了多少外国学子和客商,谁不衷心向往?我们都听说过女皇武则天的事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读过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李白、杜甫的诗;唐僧取经到印度,文成公主到西藏,一件件,一篇篇,那一个故事不深深扣动了我们的心房?可惜啊,可惜!好好一个大唐帝国,竟然断送在几个昏君手里。他们自己昏了脑袋不要紧,却苦了可怜的老百姓,弄得天下乱纷纷,送了大唐帝国的性命。
我读了这一章之后,我觉得很可惜,大唐那时候很富饶,有诗人,也有官员,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可是,由于那几个昏君,就毁了大唐的一切,我觉得这很可惜,如果大唐管理适当的话,我们说不定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成为威震四方的国家。
1、税收体制
但这样一种优秀的耕作体系和中央体系却无法孕育出向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可以说是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免让人疑惑到底是为何。在书中,黄仁宇先生用了10页左右的篇幅介绍英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国家的过程,以货币作为管制全民的工具。用中国的当时的政治体制来阐释的话,就是税收。
黄仁宇先生观察历史注重从技术角度切入,他认为收税能力决定了政府的财政实力,财政体制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方式。能不能以合理的制度将经济资源转化成税收,进而顺畅注入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各项事业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
中国古代税收体制之所以不能将传统社会推向现代,就在于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这两个制度软肋,这是黄仁宇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两把密码钥匙。所谓“间架性设计”,即因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无法摸清社会底层真实的前提下,在对经济基础平明所以的前提下,以一种抽象的概念直接设计上层建筑,而不考虑下层执行效果。
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秦汉帝国,正是在这个态势下形成。这是中国政治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早熟,但在地方政府组织架构尚不完善、技术上的统计手段尚不完备之时,先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则进一步固化了间架性设计的困境。“数目字管理”,即国家财政方面的商业化,商业管理方面有确定的制度可以遵循,财产权公平合法,注重保护私人产权等。先生认为,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社会和官僚组织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到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但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累。
2、官僚体制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它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个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然而到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安史之乱爆发。
黄仁宇先生认为,安史之乱源于财政困境,即使是将挥霍的钱财全部用于国防,在当时也缺乏使这些资金进入国防系统的有效财政转移手段。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历史还是那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却一反往常的角度,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广泛综合归纳,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也引入了“间架性设计”和“数目字管理”,给人提供了新的阅读角度,从不同层面来看到历史问题,解读历史。都说人要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社会和国家也是一样,从过去的组织和体制中找到弊端和可取之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近期,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加深了原来记忆中有关中国古今历史的条线印象,体会到作者负笈海外转换视角、重点提取综合评判的良苦用心。鉴于读得有些散漫,而中国历史之漫漫征途、悠悠流长,其间奥妙玄机,非著说之人一册黄卷可以蔽之,亦非捧册之人一时可以察之、一刻可以识之,进而揣测作者或是没有言尽,宽宥鄙人亦是体尝有限。
读史过程中,突然想起“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警语来。比如书中读到“兵马俑的幕后”“佛教的普及影响”“初唐的繁荣壮盛”“西湖与南宋”等篇章时,因为曾经游历身临其境,亲见过、触摸过、聆听过、体味过,感觉就较其他更真实而亲切,旧景、人物、故事都可以对上号,再回味历史品读作者点评时,条理更清晰,印象更深刻,或是丰富或是印证或是异议,更易得到共鸣或形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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