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费站生活的作文【一】
匆匆忙忙地，假期结束了。寒假的日子总是容易走得很快，因为过年，又因为许许多多繁琐的节日，带着烟花，尚未熄灭的繁华，它总是被极轻易地渡过，甚至是未曾在脑海里留下些什么——这并不是我的错，也许我真的是忘记了。
我心里明白着，未来的每一天都会负载着更多，而我也在渐渐走近高中——那是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被传得神乎其乎地一段炼狱似的生活。然而，我是无惧于这些的。因为，我总是在发现，所有的所有，于我而言，都极容易被说得过于严重，即便是那六年毕业时所谓的疯狂，我却也浅笑着走过。也许吧，因了有梦想，那些疲惫，那些在深夜里熬过的日子也便算不得什么了。并且，我总愿意相信，一切都没什么，只是被变得有些邪恶。
所以，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期待的习惯。我总是期待着每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因为我想极努力地让那些遗憾少一些——再少一些，那我离幸福，离最终的梦想就会近一些——再近一些。哪怕曾经那般轻狂，那般不羁，在最后的最后，也会因了心中的梦而放下伪装。真实真的是种很美的人生状态，所以我想说，我渴求成为一个好学生，安安稳稳地读过中学，高中，考到我想去的那个大学。别说这个想法平庸，因为我知道，它匿藏在每个人小小的胸膛里，每时每刻随着心猛烈地跳动着。
我想，我是可以的。因为，我总是在做一个反反复复的梦，我捧着那纸温暖的通知书，在晴空下肆意地奔跑，任风把纸吹得哗啦啦地响。然后，微笑，努力地微笑。我想让所有爱我的人，我爱的人都看到，我的梦想就这样攥在手里，它再也不会飞走。反反复复的梦，某一天就会成为真实的情境。我要努力，更努力地来学习，在某一天终于成功的时候回首，无憾于这段青春。
收费站生活的作文【二】
未来，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遥不可及，又是那么伸手可触。从古至今，多少伟人出于少年时的梦想，又有多少毫无用处的人坠落于少年时的梦想。未来，没有人可以预测出会发生多少不可思议的事。而未来的梦想，也不是就这样说着玩玩的，而是以这个梦想为目标，在学习是为这个目标努力，尽力将这个梦想成为现实。
我的未来的梦想是什么呢?我想做一个科学家。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共产党给我们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当年的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天下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所以，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多创作一些发明，并走出国门，让中华民族扬名世界。
我发明的科学仪器主要是关于环保的。我们伟大的共产党九十周岁了，连祖国也六十二周岁了。可是，这环境却一天比一天差。原来，河水清澈见底，喝一口，甘甜可口;现在，河里乌烟瘴气，浑浊极了，谁都不敢靠近那儿。
我要发明一个净化水的仪器。河底都装上了这个，河水在里面一过滤，就可以变得清澈见底，谁见了都想上去喝一口。还有制作空气的仪器和吸收污气的仪器。这样，无论我们在哪里，只只要带上这两个仪器，我们就能够随时随地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我们身边的环境就会越变越好了。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是以前的那个东亚病夫吗?不，那时候我们中华民族就是威风凛凛的雄狮站在世界科技金字塔的顶尖上，这都是谁的功劳呢?不是我，不是你，而是共产党。
收费站生活的作文【三】
不曾留意，窗外的樱桃树已结满了红红的樱桃。只是爷爷某一次从树上摘下几颗樱桃，我才惊奇地发现：它结果实了。咀嚼着酸酸甜甜的樱桃，我悄悄靠近了樱桃树。树上的红果实许多肉已没了，只留下一个个空空的核；有些只留下半片肉，另一边如削掉了一般，连接处已经有了黑色；有些还完整的，青青的小小的，像是害羞的小孩，半躲在树叶后面。是谁吃樱桃不摘下吃，竟直接吃完将核留在树上。是鸟吧，人总不可能。我一边胡乱地猜测着，一边退入了楼梯，站在窗台处，等待着真相浮出水面。
不一会儿，飞来了一只白头翁。要不是它头顶一抹白色，我还真发现不了。只见它藏入了一片绿色之中，一抹白色怱高忽低地跳跃着。透过树缝，我看见它脖子一伸，一缩，一伸一缩，正啄着一颗樱桃。尽管樱桃小，它却啄了几分钟才罢休，一点也不觉得累，还满满地透着快乐。我一直凝神着这一全过程，突然觉得，阳光好美好！
是呀，好美好，好快乐！似乎在这里，我放下了全部，烦恼也烟消云散了。生活夹带着酸甜苦辣，你要学会换个角度凝视生活，那生活更多的就是甜，是一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在与快乐。
一顿饭，包含了爷爷对我在锅碗中的.爱；一个红叉，是妈妈在墨水中对我爱的独白；捡起一支笔，更是同学们从内心欲呼而出的友谊。而这，都需要凝视的。
这凝视，是心灵与心灵的告白，是爱与爱的激烈碰撞，更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它不是单纯的看，仔细的看，而更要用心地去体会。凝视，凝视生活，以及生活的角角落落。
我很喜欢丁立梅在《风会记住一朵花的香》中写到的：生活，原是马不停蹄的奔跑，其实停下来，才是生活最美好的诠释。是呀，现在，我们总会以太忙自居，去草草扫视生活，却渴望得到生活的快乐。殊不知，，停下来，凝视生活，去闻一闻花香，用心听一听书的心跳，才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收费站生活的作文【四】
大抵是父亲的“种了一棵好白菜被猪给拱了”的情怀吧。
二女幼珊在港参加侨生联考，以第一志愿分发台大外文系。听到这消息，我松了一口气，从此不必担心四个女儿通通嫁给广东男孩了。
我对广东男孩当然并无偏见，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爱的广东少年，颇讨老师的欢心，但是要我把四个女儿全都让那些“靓仔”、“叻仔”掳掠了去，却舍不得。不过，女儿要嫁谁，说得洒脱些，是她们的自由意志，说得玄妙些呢，是因缘，做父亲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况在这件事上，做母亲的往往位居要冲，自然而然成了女儿的亲密顾问，甚至亲密战友，作战的对象不是男友，却是父亲。等到做父亲的惊醒过来，早已腹背受敌，难挽大势了。
在父亲的眼里，女儿最可爱的时候是在十岁以前，因为那时她完全属于自己。在男友的眼里，她最可爱的时候却在十七岁以后，因为这时她正像毕业班的学生，已经一心向外了。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除非你用急冻术把她久藏，不过这恐怕是违法的，而且她的男友迟早会骑了骏马或摩托车来，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一任时光催迫，日月轮转，再揉眼时，怎么四个女儿都已依次长大，昔日的童话之门砰地一关，再也回不去了。四个女儿，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简直可以排成一条珊瑚礁。珊珊十二岁的那年，有一次，未满九岁的佩珊忽然对来访的客人说：“喂，告诉你，我姐姐是一个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来。
曾几何时，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时光的魔杖下，点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我却感到背后有四双眼睛，像所有的坏男孩那样，目光灼灼，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
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树怪行人不该擅自来摘果子，行人却说是果子刚好掉下来，给他接着罢了。这种事，总是里应外合才成功的。当初我自己结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开门揖盗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说得真是不错。不过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现在是轮到我来开车。
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却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
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我的四个假想敌，不论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学医还是学文，迟早会从我疑惧的迷雾里显出原形，一一走上前来，或迂回曲折，嗫嚅其词，或开门见山，大言不惭，总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儿，对不起，从此领去。无形的敌人最可怕，何况我在亮处，他在暗里，又有我家的“内奸”接应，真是防不胜防。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那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的。至少美国诗人纳许(Ogden Nash，1902-1971劝我们如此。他在一首妙诗《由女婴之父来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说他生了女儿吉儿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么地方正有个男婴也在长大，现在虽然还浑浑噩噩，口吐白沫，却注定将来会抢走他的吉儿。于是做父亲的每次在公园里看见婴儿车中的男婴，都不由神色一变，暗暗想：“会不会是这家伙?”想着想着，他“***机陡萌”
(My dream, I fear, are infanticidle，便要解开那男婴身上的别针，朝他的爽身粉里撒胡椒粉，把盐撒进他的奶瓶，把沙撒进他的菠菜汁，再扔头优游的鳄鱼到他的婴儿车里陪他游戏，逼他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而去，去娶别人的女儿。足见诗人以未来的女婿为假想敌，早已有了前例。
不过一切都太迟了。当初没有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措施，像纳许诗中所说的那样，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书上常见的话，已经是“寇入深矣!”女儿的墙上和书桌的玻璃垫下，以前的海报和剪报之类，还是披头，拜丝，大卫·凯西弟的形象，现在纷纷都换上男友了。至少，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记得我们小时，这一类的照片仍被列为机密要件，不是藏在枕头套里，贴着梦境，便是夹在书堆深处，偶尔翻出来神往一番，哪有这么二十四小时眼前供奉的?
这一批形迹可疑的假想敌，究竟是哪年哪月开始入侵厦门街余宅的，已经不可考了。只记得六年前迁港之后，攻城的军事便换了一批口操粤语的少年来接手。至于交战的细节，就得问名义上是守城的那几个女将，我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敌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笔迹，久了也能猜个七分;继而是集中在我家的电话，“落弹点”就在我书桌的背后，我的文苑就是他们的沙场，一夜之间，总有十几次脑震荡。那些粤音平上去入，有九声之多，也令我难以研判敌情。现在我带幼珊回了厦门街，那头的广东部队轮到我太太去抵挡，我在这头，只要留意台湾健儿，任务就轻松多了。
信箱被袭，只如战争的默片，还不打紧。其实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可怕的还是电话中弹，那一串串警告的铃声，把战场从门外的信箱扩至书房的腹地，默片变成了身历声，假想敌在实弹射击了。更可怕的，却是假想敌真的闯进了城来，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敌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军事演习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来了一样。真敌人是看得出来的。在某一女儿的接应之下，他占领了沙发的一角，从此两人呢喃细语，嗫嚅密谈，即使脉脉相对的时候，那气氛也浓得化不开，窒得全家人都透不过气来。这时几个姐妹早已回避得远远的了，任谁都看得出情况有异。万一敌人留下来吃饭，那空气就更为紧张，好像摆好姿势，面对照相机一般。平时鸭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这时像在演哑剧，连筷子和调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来。明知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谁晓得宝贝女儿现在是十八变中的第几变呢?心里却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敌意。也明知女儿正如将熟之瓜，终有一天会蒂落而去，却希望不是随眼前这自负的小子。
当然，四个女儿也自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是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宋淇有一天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女儿全在身边!”真的吗?至少目前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羡之处。也许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着假想敌度蜜月去了，才会和我存并坐在空空的长沙发上，翻阅她们小时相簿，追忆从前，六人一车长途壮游的盛况，或是晚餐桌上，热气蒸腾，大家共享的灿烂灯光。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这么一想，又希望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生手笨脚的小伙子，还是多吃几口闭门羹，慢一点出现吧。
袁枚写诗，把生女儿说成“情疑中副车”，这书袋掉得很有意思，却也流露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照袁枚的说法，我是连中了四次副车，命中率够高的了。余宅的四个小女孩现在变成了四个小妇人，在假想敌环伺之下，若问我择婿有何条件，一时倒恐怕答不上来。沉吟半晌，我也许会说：“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谱，谁也不能窜改，包括韦固，下有两个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凭什么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间?何况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二十一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倒不如故示慷慨，伪作轻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到时候带颗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问的人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什么叫做‘伪作轻松’?可见你心里并不轻松。”
我当然不很轻松，否则就不是她们的父亲了。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
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希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问的人不肯罢休：“那么省籍呢?”
“省籍无所谓，”我说。“我就是苏闽联姻的结果，还不坏吧?当初我母亲从福建写信回武进，说当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惊小怪，说‘那么远!怎么就嫁给南蛮!’后来娘家发现，除了言语不通之外，这位闽南姑爷并无可疑之处。这几年，广东男孩锲而不舍，对我家的压力很大，有一天闽粤结成了秦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有个台湾少年特别巴结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谈文论诗，我也不会怎么为难他的。至于其他各省，从黑龙江直到云南，口操各种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儿不嫌他，我自然也欢迎。”
“那么学识呢?”
“学什么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学者，学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点：中文必须精通。中文不通，将祸延吾孙!”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问。
“你真是迂阔之至!”这次轮到我发笑了。“这种事，我女儿自己会注意，怎么会要我来操心?”
笨客还想问下去，忽然门铃响起。我起身去开大门，发现长发乱处，又一个假想敌来掠余宅。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