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艺术是一首歌,悦耳动听,美妙的歌;也有人说,艺术是一幅画,画笔均匀,淡雅着色;还有人说,艺术离我们很遥远,因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而我想说,艺术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听啊,听!“嘀嗒嘀嗒——”,小闹钟一刻不停的声音,难道是不艺术吗?“嘟嘟嘟嘟——”,小轿车发出的鸣笛声,难道不是艺术吗?还有那些神秘的音乐符号,经过不同的排列所奏出的优美乐曲,难道不是艺术吗?
艺术就在我们身边。看啊,看!这幅《松鹤图》,纸上那只栩栩如生的仙鹤、翠绿的青松,还有那缓缓流淌的小溪、圆圆的礁石,以及金灿灿的太阳,这难道不是艺术吗?九龙壁上那生龙活虎的`雕刻,难道不是艺术吗?那窗户上五颜六色的花剪纸,难道不是艺术吗?还有那皎皎明月光,清清石上泉,不都是艺术吗?
艺术就在我们身边。瞧啊,瞧!那桌上古色古香的茶具,难道不是艺术吗?那柜里陈列着的金银首饰,是那样金光闪闪、光彩照人。即使是一个棱角,一个小装饰也都那么精致,这难道不是艺术吗?那花瓶,上面涂画的每一根线条都那么柔美,每一种颜色都那么纯正,每一个人物都刻画的那样别出心裁,每一种景物都恰到好处,这难道不是艺术吗?
艺术就在我们身边。艺术就像星空,仰仰头就能望见;艺术就像大海,踮踮脚就能看见;艺术就像小花,弯弯腰就能摸见;艺术就像终点线,跑一跑就能瞧见;艺术就像果实,伸伸手就能摘见。艺术无处不在,它,就在我们身边······
我和妈妈总会在周末到南塘玩,我也总会在南塘街那个卖糖画的老人那买个糖画。妈妈去白鹭洲公园玩,我在这里买糖画。
老爷爷的糖画摊在一家酒楼前,很小,可是很干净,左边架着一个小锅炉,锅里有着烧的金黄的糖浆,放在不锈钢锅里,煞是好看,锅炉的右边有一个银色的台面,那是老爷爷的“画板”,画板的右边有一个小小的转盘。
卖糖浆的老爷爷,看起来有六七十岁了,年迈的脸庞常年被猛烈的阳光照射得黝黑,脸上有着许多岁月留下的褶皱。沧桑的双眸却并不昏黄,黝黑的大手上有着不少老茧和烫伤。
“老爷爷,我抽中了一只龙。”我对老爷爷说,老爷爷抬头看了看是我,他和蔼地笑了笑,低头开始工作。老爷爷打了一小勺灿金色的糖浆,在银色的案板上笔走龙蛇。他先做了龙头,金色巨大的龙头,龙嘴凶猛的`张开着,龙角、龙须张扬肆意。老爷爷的手放慢了一点,留出了比较粗的龙身轮廓,接着他在龙身上画龙鳞,纤细的金丝,顺着老爷爷娴熟稳定的手法,黏在龙身的轮廓上。龙头、龙身、龙鳞、龙尾一气呵成,老爷爷速度很快,在糖浆变硬之前,有了一条栩栩如生的龙。这只龙威风凛凛,栩栩如生的龙头高高扬起,好似真龙降临。金色的糖画,在灿烂的阳光下映出金色的影子。我把龙头放入口中,甜滋滋的味道在口中渗开,甜意充满口腔,细腻的龙纹入口即化。
糖画吃完了就不再有痕迹,只留下丝丝甜意,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也像这糖画一样,这代过后就没有人再传承下去了?
妈妈还没来找我,我老人也暂时没有客人,我吃着糖和老爷爷聊着天。
“老爷爷,做糖画苦吗?累吗?”我舔着龙身问老爷爷,老爷爷看着我笑了笑:“怎么,你也想学吗?做糖化画可是很辛苦的,孩子,有时一个动作要不断地重复,练个成百上千次,才可以达到标准。”我听这话打消了自己心中的念头,又问老爷爷:“来爷爷,最开始其实我挺想学的,可是听你一说就不想学了,可是老爷爷既然这么苦,赚的又不多,你为什么还要卖呀?”“我这一辈子,都在做糖画,糖画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我已经离不开它了。如果有一天不做就浑身难受。孩子啊,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着你们吃着糖画露出幸福的微笑。哎,现在糖画都没人学了,算了不说了。”老爷爷叹了口气,神色有些黯然。“哟,有客人来!”我吃着糖,默默地走开。刹那间,我觉得这甜腻的糖画中,有一丝淡淡的苦味。
寄托着无数人美好童年记忆的谈话,正在慢慢消失,糖画早已超越了食品,成了艺术品,可这艺术品却在渐渐地消失。
糖画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食物,它记载了一辈人一生注入的情感,一代人对童年的回忆。总有那些人默默无言地守护着中华:军人守护国家的和平,警察守护着社会的和谐,非遗传人,守护着中华源远流长的艺术……非遗传人在不断消失,化成黑白照片印在人的心中,或许数十年后,当最后一位非遗传人离世,我们就只能在书上摸索着回望那天真无邪的童年。
总有人隐在市井繁华中,守护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的火种,不让它们只存在于书本与记忆的深处。
对金先生这番话,笔者起初不大以为然,甚至有些愤愤然——世界上没有跟钱有仇的人,谁不爱钱?谁离开钱能活命?如果说老外艺术家不爱钱,那些天价艺术品,那些五花八门的画商、画廊、经纪人、拍卖公司……是谁发明的?如果画家都不要钱不卖画,那些画廊、拍卖公司岂不早就关门了?那些画商、经纪人岂不早就饿死了?再说了,外国即便有不爱钱的画家,也是因为他们不缺钱,别墅住着,汽车开着……中国画家爱钱,是因为我们穷怕了,穷够了。穷则思变,穷则思富,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当冷静下来再仔细咂摸金先生的“逆耳之言”时,笔者的愤怒渐渐消退了——人家批评的没错啊!罗列的现象也完全是我们美术界的事实。再细想想,其实金先生还没说全,当代某些中国书画家早已经拥有了票子、房子、车子,但仍然“疯狂地追逐金钱”,甚至不惜“流水作业”“批量生产”,丢人啊!
毋庸讳言,我们的确是穷人乍富,好不容易有了发财的机会,心态失衡可以理解,爱钱也没有错,但是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成为大师,确实就不应按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仅仅把攫取金钱、获得物质享受作为“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因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追求,思想境界庸俗,人格低下,其作品必定很难达到陶冶心灵、美化生活、匡正世风、流传后世的高度和水平;而一个国家的艺术界,如果整体沉溺在追逐金钱、满足物欲、铜臭弥漫的状况里,就确实是严重的病态了,如不痛下决心根治,最终必然要遭到国际社会以及子孙后代的鄙夷、嘲笑、批判和唾弃。
一方面,艺术家也是肉身凡胎,不可能完全抵御金钱物质的诱惑;另一方面,纯粹的艺术创作又天然排斥“唯利是图”“金钱挂帅”。那么,艺术家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妥善地处理艺术与金钱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无论在何种背景、何种条件下,要求艺术家人人做到“重义轻利”或“重艺轻利”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在艺术界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提倡“重利重义”“重利重艺”,号召艺术家“爱钱不忘爱艺术”“爱钱更要爱艺术”,应该是既符合人性又切实可行的措施。
“重利重义”“重利重艺”,即是对待金钱与艺术二者并重,互不矛盾,互不排斥。具体到书画家个人,可以聪明,但不可以精明;可以经商,但不可以做商人。书画家与购藏者是特殊的买卖关系,出售的作品一定要物有所值,性价比合理,即让顾客花钱买到好东西。在这方面,许多中国古代艺术家做出了正面榜样,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他痴迷艺术,甚至弃官从艺,作书作画精益求精,水平登峰造极,但他也绝不讳言自己爱钱。在那篇著名的《润格》中,郑板桥不仅开列出真金白银的书画价码,还特别强调“要现钱”。实践证明,顾客掏钱买了郑板桥的书画,无论在当时,还是留传给子孙后代,没有一个人是吃亏上当的。
郑板桥重利,但更重义。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郑板桥毅然选择“舍利取义”——他曾郑重宣布自己的画是“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农夫乃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普通劳动阶层的朋友虽然少钱或没钱,但如果真心喜欢他的字画,他不仅绝不再坚持“大幅×两、小幅×两”,还经常无偿赠送。
当代画家吴冠中先生是爱艺术胜过爱金钱的典型——他在物质享受面前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清高和淡泊,尽管作品价值连城,名声如日中天,却甘愿终生布衣蔬食,居旧屋陋室,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画画、写文章,绝对堪称金兑庭先生所说的“对艺术无比虔诚敬畏”“一心一意在做自己内心里的事情”的“纯粹”艺术家。
但愿我们中国艺术界里少一些“疯狂地丢了魂一样地追逐金钱、房子、名车”的人,多一些郑板桥、吴冠中这样“爱钱更爱艺术”或“爱艺术胜过爱金钱”的艺术家。
妈妈把车停下,带我来到卖糖画的摊儿前。做好的`糖画插在小竹棍上,有飞翔的小鸟、蹦蹦跳跳的小兔子、可爱的小鱼、神气的大公鸡、红红的桃子……个个栩栩如生。我被一只大大的凤凰吸引了,于是对妈妈说: “我想买个凤凰。”妈妈就请糖画师傅为我现做了一个。
我亲眼目睹了制作的整个过程。师傅先用勺子舀起半勺糖浆,把勺子底部放在平整干净的石板上,画出三条又粗又薄的线,然后勺子微微倾斜,拉出细细的糖丝,画出凤凰美丽的头。接着,往勺子里挤了一点儿红色糖浆,画出凤凰红艳艳的翅膀,再一圈一圈地画出凤凰又密又长的尾羽。最后,他拿了一根又细又长的小竹棍粘在凤凰上,再小心翼翼地用刀剔下来,一只凤凰就做好了,看起来仿佛真的一样。我拿在手里左看右看,甭提有多开心了。
糖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我在一些老电影里看到过,没想到今天竟然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它,真叫我兴奋哪!
我家有好几件工艺品,但我最喜欢的是套娃。套娃是一个装一个的,它们的形状一样,而大小不一。今天听老师说了,套娃有五个的、七个的、十个的、十二个的,最多的还有十五个的。我的套娃只有五个。
制作套娃要在春天的时候,把树砍下,把皮剥掉,然后放好长时间,有的甚至要放一两年,把水分蒸发掉才能做。如果要做十五个的,必须需要非常薄的木料。
我的套娃外形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张色樱桃小嘴,笑得合不拢。她头戴着一个沙巾,穿着一条金黄色的裙子,里面还有一条粉色的小纱裙,上面有紫色的小花,好看极了。套娃就像妈妈和她的孩子,她们一个套一个,所以叫套娃。
套娃象征着快乐,幸福,所以我很喜欢套娃。套娃是一个装着记忆的小娃娃,只要一打开这个套娃,我就会想起一些美好的事情。我的套娃是一个小公主,又像一个小天使。
我喜爱我的套娃。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