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娱令发布1年多后才接触到这本书,限娱令发布的出发点或许和此书对于电视娱乐化的警惕有所不同,但限娱令体现出的官方对于媒体的引导的确让人重新对电视的职能开始进行审视,它究竟应该为受众带来什么,它如何负责通俗又兼顾高尚。
以波兹曼之见,比演艺圈、电影圈、电视圈中的无穷纷争与龌龊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乃至深入人心。我们必须要审视电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娱乐工具?获取信息的平台?了解时态的媒介还是仅仅是一件家具一个摆设而已。电视本身没得错相反还是一项巨大的进步,但是一开始他的发展的方向就是错误,人们本身具备的娱乐性强加给他,并通过他完美的表现出来。事实上它并没有让我们失望。但是由它产生了许多“龌龊”和“纷争”。以及不正常的现象。波兹曼的观点是我们要跳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界。要有第三者的眼睛来观察电视。他根本不在乎娱乐节目的泛滥或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他写这本书是写给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的,他呼吁他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而不要贪恋在电台、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一夜之间曝得大名。娱乐至死”是他对媒体知识分子的警告。他认为,印刷机更适宜于理性思考,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任何有志于知识工作的人都应该清醒,回到书面写作,那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波兹曼承认电视的合理存在,也坚持自己的使命,自己意识到的东西就要把他传播出去。
电视的娱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对世界有一个总体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视起到了普及大众文化的作用。只是,我们不能被电视中的虚幻世界所主宰,而导致在虚拟的世界中迷失自我。
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作为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为我们揭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可怕预言。前者告诉我们,人类将受到暴政的压迫,在受制文化下逐渐走向没落;而后者告诉我们,工业技术会使人们逐渐改变原有的习惯,从而爱上那些使他们失去思考能力的东西,在庸俗文化下变得更加庸俗。
人类是死于压迫还是死于享乐?每个看到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忍不住思考一下。暴政的危害也许是显而易见的,而娱乐带给人的危害却是潜移默化的,这本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赫胥黎的预言将会成为现实,人们终究会毁于他们所热爱的东西。
至于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说,就要追溯到这本书的写作年代。《娱乐至死》出版于1985年,此时电视文化在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们的注意力从书本转移到了电视。这些有图像和声音的方盒子把人类从印刷品时代带向了图像时代,将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全都变成了娱乐的附庸。作者敏感于这些变化,深深体会到沉浸在电视中的人们已经渐渐丧失了曾经看书时获得的逻辑能力与思辨能力,而电视呈现给人们的也仅仅是一种娱乐化的表演,他担心人们对电视的拥戴终究会导致人类文明的衰亡,因此写下了这本著名的《娱乐至死》。
这本书首先介绍了媒介的作用,继而引出下面的分析,从印刷品时代开始,再而转向图像时代,将美国社会的变化描述得淋漓尽致,最后给出了赫胥黎的警告: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讲真的,这虽然是一本有点研究性质的书籍,但却非常好读,甚至是我读过的这类书中最好读的一本了,我心猿意马并且断断续续地读,竟也完全没有不理解的地方,作者思路很清晰,并且语言也是通俗易懂。
之所以这本书非常好读,在于作者并未涉及到太多的学术分析以及专业名词,再者,对于作者提到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自从印刷机发明以来,书籍开始大量普及,人们得以利用印刷品这个媒介,使得信息得到广泛传播,阅读的过程能够促进理性思维,因此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是严肃而理性的,总统选举时的演讲字字珠玑,鞭辟入里,人们能够连续听上几个小时的演讲,看上几个小时的书籍而不觉得辛苦,而这一切,随着科技的发展开始逐渐瓦解。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叫“肖陶扩”,这是一种以集会的形式进行教育和娱乐的活动,当时的演说家,教师,音乐家,艺人,牧师等人物会在这种集会中进行讲学与表演,而这种行为恰好是印刷品时代下的产物,最终,“肖陶扩”在广播、电视等媒介的兴起下走向没落,也正是因为人们的娱乐活动得到了有效的扩充,再也不需要这种以线下集会的方式来呈现。但作者提到,“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电视的兴起意味着人们接受的信息将是简单化和图像化的,也正是因此,在电视影响下的文化与在书籍影响下的文化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现象。
首先,人们看文字需要理解,而看图像则只需要辨认,这表明了在电视的影响下,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并且电视作为一种不间断给人们灌输信息的媒介方式,使得图像快速进入人的脑海,又快速消失,这表示在电视中不再有那种能够让人们为之思考的深刻信息,一旦你想要思考,广告或者另一个节目就已经开始了,在不关掉电视的情况下,你只能选择忘记之前的信息,接受现在的信息,而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关掉电视思考一会儿。
再者,电视作为图像时代的媒介,着重于向人们展示图像中的美好信息,这促成了外貌协会与“表演文化”的兴起,在从前,一个其貌不扬却有着高能力的人会很有可能当选总统,但在电视时代里,如果你长得不够让人喜欢,或者表演得不够好,很有可能会被民众所嫌弃。“表演文化”也促使了电视中的节目并不是要求有多么深刻的意味,而是他们的表演能够激起观众的兴趣,在这种情形下,迎合大众成为了电视节目最终的目的,就像作者所说,“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了观众期望的形象。”
电视还让人们变得开始“拒绝记忆”,在图像和片段的媒介里,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开始转变,他们很难记住一些深刻的历史,也很难让破碎的信息形成一个圆满的整体。而这一切的症结并不是人们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而是他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
温水煮青蛙,可谓是一种最温柔却最残忍的谋***,它让人们在安慰疗法中逐渐走向灭亡,而这也正是作者担心的事情,人们为了适应这些科技而逐渐改变自己,殊不知在这条路上已经慢慢丢失了曾经最珍贵的品质。
反观当今社会,图像时代并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从电视走向了网络。庞大的信息和碎片化的阅读使得我们甚至还不如电视时代,但人们却并没有走向衰亡。我们在娱乐时代里笙歌燕舞地生活着,逐渐生出了更多种娱乐形式,我们改造自己以适应这个社会,渐渐不再能够独立思考,注意力不再集中,连阅读一本书都变得困难,变成冷漠的低头族……
人们从来都无法预料自己的文化会在怎样一种形式下灭亡,而人类的发展过程无不证明着技术会改造人类,从而改写文化,图像时代赋予我们更多的娱乐,但却让严肃逐渐走向没落。怀旧是人的本能,印刷品时代的人们怀念口头传授知识时那种无法用文字去形容的哲思,电视时代的人们怀念书籍给我们带来的逻辑以及思维上的深刻影响,网络时代的人们怀念一家人团坐在电视机前那种其乐融融的场景,恐惧的不是娱乐会不会致死,恐惧的使我们对未知的未来的种种黑暗猜测。
但,即便如此,作者在书中的一句话却让我印象深刻,那句话是“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难能可贵的是不随波逐流。
一场春兩杷自己的激情向大地傾吐以后,便停下了。
我带着周末特有的一种轻松感,漫无目的地走上路边的 土坡。柔和的春风拂过我的面頰,四周弥漫着一种黄土高原特 有的泥土芳香和春雨湿润的气息。我貪婪地大口呼吸着香甜、 新鲜的空气,一种清凉的快感渗透了全身。忽然,一双手蒙住 了我的眼晴。
“嘿嘿。”一声憨厚、调皮的笑声传进了我的耳中,紧接着, 蒙在我眼睛上的手松开了,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张瘦瘦的小黑脸!
“秀旦!”我脱口而出。
“洋学生在这儿做啥? ”秀旦两只灵活的眼睛充满着笑。 “没做啥。”我看见秀旦旁边的小瓷盆和小刀不解地问,“你干啥去?”“剜苜蓿芽去。”“剜苜蓿芽?”“哟,洋学生把这都忘了。 后天是三月三。‘三乃三,苜蓿芽芽缠搅团’。”秀旦连珠炮似地说。
“苜蓿芽,缠搅团。”我想起来了,全想起来了。记得上学以前,年年快到三月三,我和秀旦、山女、甜妹都去剜苜蓿芽。剜 回来用水一煮,放上调料,混在荞面里缠着搅。我现在仍记着 它的香!
“咱们一块去剜行吗?”我不由得问秀旦。“咋不行!我是 专门来叫你的。”“太好了!”我拉着秀旦跑下土坡,到家里拿了 一个小盆和一把小刀,兴奋地和.秀旦向她家的苜蓿地走去。
先过一条岔道,秀旦放开嗓子喊:“山女,甜妹,你两个死 鬼,咋不走?”“你才是死鬼,你答应喊我俩的。”从秀旦家隔壁 跑出了山女和甜妹,“喲,你也来了!今天没去学校?”她俩见了我,眼里放出异样的光彩。“今天是星期六,下午放假。”我答 道。
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很快到了苜蓿地,苜蓿已经长出嫩 嫩的芽。我们蹲在地上剜。秀旦用左手拽几棵苜蓿芽,右手用 小刀从根部轻轻一剜,几棵苜蓿芽便剜下来了。山女和甜妹也 剜得很快,我也不算落后。我们挑最嫩的剜,地里一阵有节奏 的剜苜蓿芽声。
“刘彦昌,哭的两眼泪……”秀旦边剜边唱起了秦腔。“嘿, 咱秀旦长到18,一定能当戏娃子。”秀旦唱完,甜妹称赞道: “啐,咱有那福。”秀旦紅了脸。“秀旦洗碗都唱秦脸。”山女笑着 说,我们都笑了,秀旦更不好意思了。
“一月里来……”甜妹亮起圆润的'嗓子唱起了悠扬的《花儿》,她唱得确实好。“好!比歌唱家都唱得好!”我情不自禁地称赞。“你笑话我做啥?咱能比人家收音机里人唱得好?”甜妹嗔怪地对我说。
山女不会唱,但她会讲很多“古经”。她又给我们讲起了那个离奇的“毛野人”的“古经”。
“你给咱们把学校教的洋歌唱一个吧,那才好听哩!”秀旦挪到我身边说。“我不会唱,”我抱歉地对她说。“不行,得唱。”“唱!”“我给你们唱‘三月三’吧。”我对他们说。“三月三,苜蓿芽芽……”我唱起了那首“三月三”的歌谣。“好听!”“洋学生唱得到底是好。”我还没唱完,她们就称赞道。可我还在忘情地唱着。慢慢地,她们也和我一同唱起来:“三月三,苜蓿芽芽缠‘搅团’……”
不知不觉,我们各自的盆里都装满了苜蓿芽,我们双手托着盆往家走。“后天到我家吃‘搅团’。”秀旦对我说。“到我家吃。”“到我家。”“好,我都去吃。”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到了我家门口,山女喃喃地对我说:“下回放假,你教我们认几个字,我们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我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一片淡淡的霞光披在她们的身上,我望着她们瘦削的背影,思绪万千:秀旦,你自己难道愿意穿那件总不下身的旧褂吗?山女,你那双带忧郁的眼睛,难道不是在表露对妈妈把你过早许配给人的不满吗?甜妹,你虽笑得甜,可你那粗糙的手证明你的生活不像你笑得那样甜……你们表面很平静,可心灵深处也这样平静吗?
“三月三,苜蓿芽芽缠‘搅团’……”这首悠扬的歌谣仿佛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三月三,缠“搅团”,但愿能缠出更香甜的“搅团”;但愿能缠出秀旦、山女、甜妹的心声;但愿能缠出黄土高原女孩子的甜蜜生活……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娱乐至死》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人终将毁于他所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结构清晰,以时间为序,介绍了美国社会由印刷机统治的“阐释时代”,经过电报、报纸、摄影术这样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到最终电视出现,是如何一步步向娱乐时代转变的过程。并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向娱乐附庸趋势发展的影响,阐述媒介危机,令人深省。
作者之所以把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时期称为“阐释时代”,是因为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那个时期因为印刷技术的普及,“阅读蔚然成风”,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而电视时代中,公共话语逐渐向脱离语境、肤浅、碎片化转化。电视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具体的图像,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适应娱乐业发展。
《娱乐至死》并不是一味反对电视,也不是反对娱乐,正如作者本人说“娱乐本身并没有过错,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波兹曼更看重和担心的是不该娱乐的也娱乐了,人们一味沉迷于娱乐而形成的娱乐性思维,慢慢失去对社会事实的基本判断能力,最终思维钝化。赫胥黎试图在《美丽新世界》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现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层出不穷,人们在简单的百来字下发表见解,传播信息。速度取代质量,大量信息铺天盖地,造成信息过剩,书中作者提到信息过剩会导致“信息——行动比”失衡。信息不再服务于人们,相反,人们服务于信息,也即“现代的信息恐慌”。我们应该清醒,媒体应该成为拓展我们认识世界的途径,而不是剥夺我们思考的能力,将我们的灵魂变成机器媒介冰冷的灵魂。
如何利用信息,不被裹挟,才是重中之重。
20世纪80、90年代,艺术和文化领域开始产生一种新的,与“语言学的”转向对立的“视觉的”和“图像的”转向。针对这一变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尼尔·波兹曼将前后分为两个时代,分别表述为以印刷术、铅字为媒介的阐释时代和以电视等视觉媒介为主的娱乐业时代,并从公共话语转向的角度出发,对视觉文化和电视时代本身所固有的娱乐性进行了探究、阐释和批判。
波兹曼的理论依据来源于“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他认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从而创造了现时文化,并带来了认识论的变革。在他的定义中,书本媒介是理性和逻辑,而电视媒介是视觉享受和娱乐性。而在两者的对立中,毫无疑问,波兹曼本人是站在文字文化或印刷机时代的阵营里一边的,正如他自己所坦承的“我是属于过去那一代文化的”。
看看反视觉中心主义者波兹曼笔下描绘的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这个时代的人们重视思维的内容和逻辑,依靠阅读来了解世界,建立与外界的联系,并形成对世界的认识。“阅读的目的肯定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在印刷机统治的时代,演讲盛行,人们采取书面语言的严谨来思索生活,这决定了公众话语是严肃的,其论点和表达形式是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长的实质性内容的。譬如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人们在没有图像和文本的情况下倾听了长达7个小时的演讲辩论,其语句是复杂而严格的,其内容是深刻而逻辑的,这在电视机盛行的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波兹曼行文中,无不是对那个已经渐行渐远的“阐释年代”的追怀和惦念。他热爱那种严肃的充满理性的生活和文化,阅读作为了解和共同世界的主要方式;人们以文字传递信息,构成理性而非娱乐的世界。
按照他的说法,印刷机时代的终结可以最早追溯到电报的发明,电报克服了空间的距离,使得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意义,而取决于其新奇与有趣。人们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信息,但却是一些毫无联系毫无意义的片段,无从分析和解释。它要求的是:知道,但不是理解。接下来有电视的发明和广泛使用,电视作为电讯和媒体发展转折点的媒介,大大改变了文化的内容,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的电视机的时代,也就是波兹曼所说的“娱乐业时代”。
电视何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以至于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乃至造成一个时代和时代文化呢?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倾向即是提供视觉和情感的满足,因此它不具有连贯性、逻辑性、思想性,而只具有娱乐性。
如果电视仅是具有娱乐性,那还不能构成问题,重要的在于电视把一切都赋予了娱乐性。由于电视能在家收看并用于各种目的,它包含了公共生活的几乎全部内容,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电视控制了所有严肃的公共话语的形式,提供色彩斑斓的图画,配合到位的音效,无尽的奇思妙想,瞬间可以转换的各种主题,大量无意义的、追求视觉愉悦的信息,其目的只有一个,让观众“看”。看,而不是想。电视没有思想深度,波兹曼甚至说: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思想的路线借助电视机这种媒介无法表现,它能给予的只是形象的印象,所提供的一切都是为了提供娱乐。甚至严肃的新闻节目、访谈讲话,也是对于感官的满足,是在于“表现”而不是“体现”。无论电视如何试图去深刻和理性,最终它带来的仍只能是娱乐性,电视很难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
《娱乐至死》出版于1985年,当时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娱乐业时代”已经蓬勃发展起来。而相对与美国而言,中国起步较晚,直到90年代中期大众文化才得以发展。这段时期中,还出现了波兹曼当初所没有预设到的一种新型媒介——网络。正如《图像时代》中所说,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时期,即超越了视觉阶段而日益成为多种媒体和多种感觉的时期。
电视重新定义了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那么网络呢?它究竟是电视这种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还是对它的一种攻击?在它们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它们的语言是图像和瞬息时刻的二重奏。这是波兹曼对于“娱乐业时代”媒介的批评。说起这一特点,网络时代的媒介更胜一筹。很多人把网络年代称为信息时代,无数的信息在瞬间之内得到传递、阅读和复制。政治、经济、新闻、科学、体育……只需轻轻一点就能超越时空界限获得信息。譬如发生在世界某个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第一时间内知道,譬如刚刚在美国电视台新播出的电视剧很快能看到制作好中文字幕的版本;再譬如门户网站上增长的各种奇怪的新闻。只要想,阅读和知道并不是问题。互联网的流行造成了信息的全面泛滥,快速膨胀的信息来源让我们来不及消化来不及过滤。Ctrl+c和Ctrl+v能得到任何的文字,但只是在电脑屏幕上由文字转向文字。然而在这些信息和文字中,像阐述时代那样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到底又有多少呢?
网络相较于电视,变得更能由受众自主,不像电视那样完全由播放者主导。网络文化所带有的这种自身的虚拟性和随意化、大众参与、广泛交流和个性自由、娱乐和消遣性相较电视来说,是否是一种对文字文化更具有冲击性和对立性的新型文化呢?它终究又能够带来多少价值意义而不是快乐和感官享受呢?
在印刷时代我们的思想是系统思辨的,语境是完整连续的,认识是理性严肃的;在电视主导的'时代中我们的认识是片段的,浮躁的,感性的。那么在网络主导的时代呢?
我们虽然没有被禁止传阅的书,却已经没有人愿意读书;我们虽然拥有着汪洋如海的信息,却日益变得被动与无助;我们虽然有着真理,然而真理却被淹没在了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我们有着文化,然而文化却成为了充满感官刺激、***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渐渐爱上并开始崇拜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娱乐世界。这是1932年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状况,也是波兹曼在书中时时担心会成真的预言。我始终认为波兹曼存在盲点,即他认为文字能带来思考逻辑,而图像只能带来娱乐和无思维,所以书中他的论证思路还是值得推敲。但是这段被他反复引用的话,以及他在书中描绘的那些情况,仍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警钟。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