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民本思想的先驱者。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孔孟”思想后来也成为中国封建思想的主流。
在政治思想上,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加以发展,提出了“王道”、“仁道”的学说。“王道”就是先王之道,就是用“仁义”来治理天下。孟子提出这样的政治理想,根源于他的民本思想。随着奴隶制的逐渐瓦解,人的价值提高,战国时期人的力量更充分地显示出来,统治者也不得不重视百姓的力量,于是重民思想发展起来了。孟子更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暴君可诛的主张,还指责了暴政之下严重的阶级对立:“庖有肥肉,厮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的王道仁政和民贵君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有合理的民主因素。但他的思想依然是剥削阶级的,他虽然看到了社会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但他以社会分工为理由来论证社会上剥削制度的合理性。
孟子提倡仁政说的基础是性善论,他的性善论是道德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他提出要找回善心,就要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这便是孟子的认识论,这种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它的进步性是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对西周以来传统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作主观主义的改造。
孟子为了实现他所信奉的“仁政”,奔波于各国,游说于各诸侯之间。然而,孟子的游说似乎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一点作用。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而在战国更是如此。即使这样,孟子还是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能够为天下苍生谋求哪怕只是一国以内的和平。而前往了被秦国所打败,亟需重振国威的魏。然而,第一次见面梁惠王就说了“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话,对于梁惠王而言,利吾国就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不明白怎样的利才是利吾国。于是,就有了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在孟子眼中,以“仁义”实于天下,将使天下皆幸矣。这种利不是小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以百姓为优,以天下为先的大利。但在梁惠王眼中,如何帮助自己重获土地,重新获得昔有的声誉与威望,这种利才是他所要的利。但这只是蝇头小利,只是为了梁惠王一个人的一己之私的私利。所以,后来孟子又有了“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所以,司马迁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孟子明知梁惠王只是这样的一个庸人而已,却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教化他,那么就可以有利于整个魏国百姓。只是,这样的希望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孟子,不是不讲利,只是不讲私利,不讲小利,他所追求的是大义,是关乎天下百姓的义。这样的坚持,使得孟子没有能够像驺衍等人一样取的生前的光辉,但这样的坚持也使得孟子为后世的人留下了可供学习的榜样。司马迁,在写史记之始,曾有好友壶遂问他:孔子为什么要做《春秋》?意思即是问他为什么要做《史记》,当时,司马迁说明了两个理由:一为刺讥,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批判意识,辨明是非,决断疑惑,增强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为治国者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让他时时警觉,把握前进的方向。二,则是颂扬。但是由于李陵事件,司马迁被迫施以宫刑。智者修身,仁者爱施,忠义之士好施舍,忍受耻辱必须勇于决断,行事在于立名。此五者,是君子立于世的根本。所以,祸之大者莫过于利欲熏心,悲痛之极莫过于伤心,行为的丑陋莫过于侮辱祖先,耻辱之极莫过于宫刑。
而司马迁就接受了这样的耻辱,是一死了之还是忍辱偷生?司马迁选择了后者,原因,就是孟子所说过的“利”。对于司马迁而言,自己一死确实可以解脱这种在世的耻辱和痛苦,但是,那样既不能完成《史记》的重任,也会被认为是求生乏术,罪大恶极,不能自免才去死的。如果活下来,那么《史记》就可以完成,那么至少为后世后人留下可供学习参照的只言片语,为后代的君王治理国家,后来的贤臣义士提供一点依据,为百姓创造一点福祉。就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司马迁在屈辱中完成了《史记》。
这样的利与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孟子与司马迁的身上得到了映证的。
孟子还是在梁(魏)国失望了,原因很简单,梁惠王死后,梁襄王“忘之不似人君”,看上去没有君王的样子,走近了不感到有什么畏惧。这样一个“注定”成不了气候的君王,孟子的仁政学说不可能寄托在他的身上,所以,孟子离开梁国,去到试图励精图治的齐国。而齐国招贤纳才是出了名的,著名的稷下学宫就设在齐国,学术气氛之浓厚,贤人名士之多,孟子想着应该能在齐国有所作为。不过,由此却看到儒学的“造反”理论显然是一个缺失,或者说,儒学是讲究实用,试图在目前能拥有的资源上进行秩序安排,而不是首先打乱秩序再进行重建。在儒学中,超越的理想固然有,但多数是个体修养上的自我超越,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忧君忧民,却没有想着改变现有的资源进行重建,所以当遇到 明君就积极入世,遇到昏君则退隐山林,独享琴棋书画之乐。
此1.7章开始,主要是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1.7章的对话比较长,说的当然还是仁政王道。齐宣王心中想的是称霸,所以和孟子谈话一开始就问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也是向孟子表明自己学习的榜样。但是孟子把齐宣王装了进来,后面的话题都是按照孟子王道的逻辑展开。孟子说了齐宣王由于不忍心看牛将死而哆嗦的样子,而把用于衅钟的牛换成了羊,这个事情估计齐宣王也差不多忘了。孟子自然肯定齐宣王的做法,说有了这种不忍之心,就是具有仁慈的心,不过,孟子话锋一转,批评齐宣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也就是对禽兽有仁慈之心,但是却不能爱抚百姓体现功德。
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关于人的本性问题,或许是一个伪命题,既然提到就接着讲。孟子对此的态度是“性善”,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其论证主要在“四端”说中,说看到小孩掉入井中,人自然而然地产生恐惧和不忍之心,这种恐惧和不忍之心来自于本性,而不是外在环境附加的。不忍心,在于将心比心,是看到他人处于困境、身处磨难而产生的心理,感同身受。
齐宣王为什么“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作为个人来说,对禽兽仁慈而对他人仇视,即使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即使在我们个人身上也会有存在的痕迹。当外出旅游,半路遇上大风雨,急需找个地方来避雨,那么最能帮助你的就是茅屋土房的主人,而到那些红砖壁瓦、深庭大院的人家,却不一定能热情相引,说不定还闭门相拒。如果说人皆有不忍之心,为什么同样情形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究其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有了物质障碍,这种物质障碍以财富为代表,从而遮蔽着自己的本性,可以说,财富多一分,防范之心就长一分,权力高一分,防范之心就长一分。所以,齐宣王能够对禽兽仁慈,那是因为禽兽不会艳羡他的财富和权力,更不会采取各种手段去谋取他的财富和权力,因而他可以毫不加以防范,能出于“本性”地仁慈一下,设想,在宫殿上要***的是一个试图谋反他的人,齐宣王极有可能乐于看到这个犯人被处死——尽管犯人如何地恐惧哆嗦甚于牛。人是动物的敌人,但动物并不是人的敌人,人的敌人是人。动物都有自保性,人也有自保性,只不过,人把这种自保性夸张成了占有,外在成了财富,已经超越着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如何把自己累积的财富保管好,必然出现防范之心,即使是所谓夜不闭户的盛世,不闭户的必然是普通人家。那么,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否就不去追求财富?人人贫而相乐?显然不能这样认识,财富的追求是人的社会性使然,拥有财富也就能够作为一种存储而利于自己、家人的生存和发展,同时还能够获得他人更多的尊重,满足自己更多的***,客观上还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是应该倡导的,也是社会制度认可和保障的。被财富和权力遮蔽的“不忍心”如何才能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借用孟子说的一个字:“功”。功,功德,虽与佛家所说的功德不同,但类似,即都能够用自己所长、所有对他人进行帮助,这种帮助不是让自己倾家荡产地去做(当然这样做值得钦佩但不值得推广),而是在保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下去关心帮助他人,而自己拥有的财富越多、权力越大,那么能够帮助的范围和程度就越大,例如一些大商人对学校的捐助、对贫困学生的帮助等等,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口碑,这样把财富获取和功德相联系,从而把自己的不忍之心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既能“富润屋”,也能“德润身”,达到完美境地。
人皆有不忍之心,人与人之间需要理解,需要同情,需要相互帮助,这种不忍心推广开来,才能恩及自身,功及他人,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和谐而不紧张。
这个寒假,我看了《孟子》这本书,对孟子其人其书有了一些了解。
生命是坎坷的,除非有了勇气;勇气是莽撞的,除非有了理性;理性是临时的,除非有了信念;信念是可变的,除非有了崇奉。
读《孟子》,读出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就告诉我们磨练是成功必经之路。《孟子》告诉我们:苦难和波折是人生的标杆,往往更能测出一个人生命的高度和深度;而瀑布的斑斓之处,也并非上游河水的浩荡,而是水到断崖处,那不屈不挠的向前飞跃。现代社会合作激烈,不经历波折、泥泞,不通过在困难中熬炼自我,又怎样达到成功彼岸的呢?“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只要准确面对波折,厚积薄发,才能拥抱成功,享受幸福读《孟子》一书,学孟子精神,就是要进修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要进修孟子的“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要进修孟子的正义精神,只要这样,才能不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报答社会。
© 2022 xuexicn.net,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