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融资平台面临转型,融资支撑力度减弱
西安高新区采用开发区与行政区并行模式,管委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根据《西安市开发区条例》和政府授权,行使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行政职能,对园区实行统一管理,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等公司作为政府性融资平台主要为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而《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等文件出台后,严格规范政府性融资政策的着力点更多指向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行为,随着平台公司公益性、准公益性资产和债务剥离,融资平台业务发展面临转型,其对高新区显性或隐性的融资支撑力度将会大大减弱。同时,企业将面临来自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压力,正常融资和运营活动将可能出现诸多不确定风险,融资前景不容乐观,对支撑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带来影响。
(二信货创新力度不强,融资渠道有待拓展
银行信货作为配置资金资源的主要手段,对于有效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信货激励机制不完善、商业银行创新动力不足等因素影响,银行信货融资主渠道作用未能有效发挥。银行的〃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特性与高新区科技企业的"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存在结构性矛盾,银行经营对信货风险实行严格的追责制度,加之高新区对商业银行信货激励机制的不完善,致使商业银行信货投放积极性不高。同时,虽然金融机构在信货产品创新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信货产品、信货服务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力度仍显不足,存在产品规模较小、品种不足等问题。如知识产权质押货款配套机制问题,软件外包货款、文化创意货款等新型融资产品明显不多,需要不断提高金融创新能力,探索开发多样化的信货产品。
(三创业投资观念滞后、企业中早期发展资金缺乏
创业投资对于高新区的科技企业具有风险分散、产业培育、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要素集成等一系列作用。从全国比较来看,西安高新区创业投资基金在规模和种类等方面,与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等自主创新示范区存在明显差距。西安高新区创业投资机构主要是外地机构,在资本市场整合资源的能力等方面具有本地创业投资企业无法比拟优势,而本地创业投资企业大多是政府或中小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缺乏与资本市场对接的通道。在投资项目及阶段上,比较成熟的企业交易
获得投资,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获得融资支持则比较困难。而西安高新区众多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压力最大的阶段却在早、中期,可以说,对于轻资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个阶段是否能够获得创业投资是决定企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但创业投资机构出于企业成长风险、收益等因素考虑,在企业发展的早中期介入不够。
(四资本市场融资进展较慢,中小企业债券融资困难
一是西安高新区资本市场融资进展相对较慢,在上市企业数量及融资额等方面步伐不快。截至目前,西安高新区境内外上市上柜企业为72家,仅占中关村上市企业数的33.3°%。二是西安高新区在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融资中,仅有那些产品成熟、市场前景广阔的高科技企业及少数中小企业能够争取上市筹资,大多数的小微企业则无法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三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新三板"挂牌要求主体应当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西安高新区后备上市企业还存在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财务制度不规范等问题,有的甚至存在公司资金被控股***、实际控制人以借款、代偿债务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直接影响企业上市融资进度。四是债券融资是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途径,在提高金融资产流动性等方面具有股权融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西安高新区债券融资中,大型企业占比较高,近三年大型企业债券融资占比高达九成以上,中小企业较难通过债券进行融资。
在长征途中仍有不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血战独树镇”一仗就有百余名将士英勇献身。从泌阳县烈士陵园到独树镇七里岗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到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一块块墓地,都在默默诉说着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也正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也让我爱国、爱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意志更加坚强。
在挖掘长征故事的同时,革命老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采访团成员感到欣慰。昔日偏僻闭塞的贫困山区,在党的好政策的领导下,道路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长、越来越平坦。如今,村民们种植的果子、药材,养殖的鸡子、肉牛都能方便的卖出去了;依托青山绿水、环境宜人的优势,不少地方都搞起了景区开发,而周围的村民不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能发展农家乐,从事旅游服务业。群众的腰包鼓了,他们笑的也就更甜了!
重走长征路,我们用文字传播了长征精神、展现了发展成效,同时也让我们自己的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没有国便没有家,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88岁的王定烈老人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第二次穿越草地。这一次,18岁的他准备了一条拐棍。
“在草地上行走,随时都可能陷入泥潭。”王定烈回忆说,“每走一步,都先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进入草地后,王定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后,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借故把他丢弃在荒野之上。
“幸好政委万汉江赶来,与郭大吵一架,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我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1936年10月,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这支由2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1937年3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王定烈回忆说。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一颗7.9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他当场晕了过去。
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他手上的刀疤,则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等到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天色已近黄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沿着小路走了。两天后,他还是被马家军俘虏了。王定烈和被抓来的其他西路红军,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他身上的刀枪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擦洗伤口。当擦到腰上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着嘴转身跑了。原来,伤口处生的蛆已经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流着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烂脓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回忆说。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护士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在她的照料下,王定烈的伤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他。
“我在团部当书记的时候,和郭锡山打过几个月的交道,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打仗不行,平时讲吃讲喝,干部战士对他都很反感。”王定烈回忆说。然而,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他始终直不起腰,在叛徒面前只能弓着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子算啥玩意儿!”王定烈回忆说,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一挺,那颗横着的步枪弹头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王定烈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在党中央的交涉下,王定烈被释放了。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高职务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而那颗子弹却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里停留了16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这颗子弹,仍被他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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