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春节,家乡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要贴春联。记忆中最浓郁的年味,就是小学时街上手写春联时飘着的墨香味儿。
春节前两三天,街口现场就摆起了专门写春联的大方桌,一摞摞红红的春联纸和黑黑的几大瓶浓墨。写春联的都是街坊信得过的,有文学修养和书法根基的“大腕”邻居。写春联不仅分文不收,还可以根据来人的需求、身份和年龄,挑选相应的春联书写。有的是套用古老流传的春联,有的是书写者现场独创。因为外婆当时是街道居委会主任,身高刚好高过大方桌一个多头的我,便跟在她身后忙前忙后地“协助”,帮忙拉着写春联的纸张,或者将写好的春联挪到旁边晾干。看着邻居挥动毛笔,一个个字、一副副春联在腕底流泻而出,墨香扑面而来。
春节贴春联也最难忘,爸爸会端来家里的长条凳,在门两边刷上浆糊。先将春联隔空虚拟地放在要贴的位置,让我和哥哥姐姐站在两米开外,肉眼判断春联是否放正了。那时,老爸一改往日的严肃,态度特别好,特别“听从”我们的指挥。“左边再高点”,“右边再低点”……最后在我们老小齐上阵的努力下,红红的春联端正牢固地贴在了大门两边。而吃罢年三十的团年饭,到每家门前看春联和捡鞭炮,基本是年三十下午的全部内容。大年初一,跟着大人串门拜年时,也最爱读每家每户的春联,常和外公一起你上联我下联的朗读,还能学到不少知识。那闻着墨香的年味,现在想起来,心里都甜滋滋的。
年,不仅是中国古老传统的团圆节日,还是记录岁月的标识和载体,映射漫长岁月里人们生活状况的镜子。
在童年的记忆里,从进入腊八这一天就预示着忙年的开始。这天清早,母亲会将浸泡好的八种粮食倒入我家那口大锅中。和往常一样,10岁的哥哥用力拉着风箱,伴随着“咕嗒、咕嗒”的节奏声,灶膛中伸出了长长的火舌,驱散了严冬的寒意。
那时,城市居民几乎家家养着家禽。我家养着6只芦花母鸡和12只小白兔,每天清早我都会拎着竹筐到菜店捡拾菜叶、白菜根,如果能捡到胡萝卜,我会特高兴,那可是小白兔最喜欢吃的。回来后,将捡来的东西洗净切碎拌上玉米面放进铝盆里,鸡笼里的鸡就“咕咕”叫着,拼命向外伸头,贪婪地注视着它们的早餐。每当我把笼门打开的一瞬间,母鸡们就箭一般冲向铝盆。之后,我会顺手将几个白菜根投进兔笼,里面立马就展开了一场争夺战。
“腊八蒜”是这一天必须要做的。头一天把大蒜用温水浸泡,第二天就很容易去皮了。一个上午,满满一盆大蒜剥了出来,母亲把剥好的蒜瓣装进准备好的广口玻璃瓶,倒满醋密封起来。到了大年三十这天,瓶子里的蒜瓣全都变成了翠绿色酸脆可口,泡过蒜的醋则是蘸饺子、拌凉菜的调味佳品。
吃过了腊八粥就要忙着“扫灰”,也就是大扫除,要把家里墙壁地面和各种物件全部清扫一遍,为干干净净过新年打好基础。扫灰这天全家总动员,把能搬动的物品搬到门外,房间基本清空以后,父亲戴上口罩挥动着扫帚,沉睡了一年的灰尘会随着扫帚在空中弥漫,待尘埃落定,再把搬出去的物品搬回原位。
扫完灰就要忙年货了。那时候,鱼、肉、蛋、油甚至花生、瓜子都是按人或按户定量供应。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要去排长队购买年货。有一年,每户供应半个猪头,排在我前面的人买的猪头干干净净,好不容易轮到我买时,眼前的猪头却全是毛。我对售货员抱怨道:“换一个,像个猛张飞。”售货员笑了:“你不吃亏,你没见给你的半个张飞头要顶一个刘备脸吗?”
临近年根的几天最忙,蒸馒头、做花卷、熏鱼、炸萝卜丸子常常都是通宵达旦。那时面粉供应量少,做馒头时先把白面粉和好擀成皮,再把黑面团包起来,蒸熟后从外表看一个个雪白的大馒头真是喜人。那时候我们和外公住在一起,每天吃饭时,外层的白面皮都要剥下来让外公吃,这是母亲给我们订下的规矩。
每年这个时候,父亲总要蒸上一只鸡,这可是我们家过年时的主打菜。做法很简单,将已掏空内脏的鸡腹填足大料,然后用厚厚的白菜叶裹紧放入锅中,蒸熟冷却后再将鸡肉、白菜撕成丝装入坛子放在室外以延长保质期。父亲做蒸鸡味道独特、鲜美可口,是我童年记忆里过年时难忘的美味。
期待已久的除夕夜终于来临,全家人坐在热炕上,吃着父亲做的韭菜炒鸡蛋、凉拌白菜丝、蒸鸡、萝卜丸子,说着、笑着、喝着、吃着,尽情享受着美食,着浓浓亲情的温暖。
吃完年夜饭,母亲就给我们拿出新衣服,再每人发一个红包,里面有五角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父亲会拿出几挂鞭炮分给我们,这一刻是我最幸福的时光,因为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不需要忙年了,可以尽情玩耍了。
过年,是当时的孩子们最快活的日子,对我来说就是新衣服,就是压岁钱,就是平常吃不到的好饭菜,就是无拘无束地撒欢疯玩。如今,人们再也不会为新添一条涤卡裤子而兴奋,也再不会为买几斤冻鱼起大早在寒风中排上几小时的队。但是,我们也慢慢淡化远离了往日那浓浓的“年味”,心中不免生出一缕淡淡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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