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里说一句话的作文【一】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从心里说一句话的作文【二】
杜老师，我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对您说，因为我太胆小没敢对您说。今天，我还是鼓足了勇气对您说。
记得有一次，爷爷送我去上学的时候，我在校门口遇到了您——杜老师。我忙对您说：“杜老师好!”您微笑着回答：“你好!张佳炜真有礼貌。”听了您的表扬我心里乐滋滋的。
还有一次，我们班刚上您的第一节课时，您提出了问题，班上没有人举手，你只好自己叫人回答。我生怕您叫到我，非常惧怕。可不“那位同学”，您顺手一指。我忙站了起来，我的同桌小声地对我说：“你站起来干什么呀!老师叫的是你后面的那个同学呀!”我又忙坐了下来。后来老师又叫了我，我不敢回答怕回答错了，您鼓励我说：“说错了没关系。”真没想到我居然答对了。您说：“看你，不是知道了吗?你们要敢于回答。”听了您的话后，我喜欢上您的课了，回答问题也大胆了。
有一次，早读课上坐在我旁边的几个同学正在小声的说话，我偷偷地看了看他们，他们在说课外小小说的内容。突然您来了，叫我罚抄第一第二课，每篇抄5遍。老师您误会我了，我没有说话呀!
杜老师希望您以后能每天少布置点作业。
杜老师谢谢您对我的鼓励，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从心里说一句话的作文【三】
你好！好久没有和你说说心里话了。而今天，我打算把心里话写下来，让您和我一起分享。
您知道吗？我妈生我时，您还在外地，而我出生后的.一个月里，您只来看了我一次。来时匆匆，去时也匆匆。
直到有一天，我生病了，您坐了第一次火车，赶回了家。当时，妈妈发现我生病后，着急地哭了起来。就在这时，您回到了家。看到我生病的样子，急忙把我送进了医院，经过检查，您直到我只是发烧了，并不怎么在意，等我睡觉后，您却若无其事地走了。从此，您便成立我一直所恨的人。
但是，自从那件事起，我改变了对您的看法。
四岁那年，我的左脚脚后跟被自行车削掉了点肉，您急忙抱起我，跑到了医院。医生说这伤口得用针缝起来，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医生给我一打麻药，我就一点感觉也没有了。直到伤口缝好后的第五个小时，我才醒过来，醒来时，您躺在我的身边睡着了。看了一会儿，我的泪流了下来，顺着脸不停地流了下来。我抹干了眼泪，坐在那等着您醒来。您醒来时，我第一次对您说：“爸爸，我爱您！”您听了我的话，足足呆了一分钟，之后，您抱起了我，也说：“璐瑶，我也爱你。”
父爱其实很简单。它像白酒，辛辣而热烈，让人醉在其中；它像咖啡，既苦，又甜；它像茶，平淡而亲切。
最后祝福您永远健康！
从心里说一句话的作文【四】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