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作者常敬竹说, 1995 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 年 4 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 17 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88岁的王定烈老人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第二次穿越草地。这一次,18岁的他准备了一条拐棍。
“在草地上行走,随时都可能陷入泥潭。”王定烈回忆说,“每走一步,都先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进入草地后,王定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后,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借故把他丢弃在荒野之上。
“幸好政委万汉江赶来,与郭大吵一架,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我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1936年10月,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这支由2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1937年3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王定烈回忆说。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一颗7.9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他当场晕了过去。
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他手上的刀疤,则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等到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天色已近黄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沿着小路走了。两天后,他还是被马家军俘虏了。王定烈和被抓来的其他西路红军,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他身上的刀枪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擦洗伤口。当擦到腰上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着嘴转身跑了。原来,伤口处生的蛆已经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流着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烂脓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回忆说。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护士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在她的照料下,王定烈的伤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他。
“我在团部当书记的时候,和郭锡山打过几个月的交道,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打仗不行,平时讲吃讲喝,干部战士对他都很反感。”王定烈回忆说。然而,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他始终直不起腰,在叛徒面前只能弓着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子算啥玩意儿!”王定烈回忆说,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一挺,那颗横着的步枪弹头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王定烈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在党中央的交涉下,王定烈被释放了。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高职务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而那颗子弹却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里停留了16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这颗子弹,仍被他保存着。
重走长征路,我们用文字传播了长征精神、展现了发展成效,同时也让我们自己的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没有国便没有家,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建设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岁月可以改变山河,但不朽的精神与世长存。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应该坚定信仰、牢固信念、忠诚人民、敢于担当、艰苦奋斗、严于律己、真心实意的为老百姓谋福利。”中国日报河南记者站站长史宝银在重走完长征路感概地说。
“青丝树叶我的房,青石板上我的床,***退敌人回山岗,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是记者在途中一处称做“红军床”的大石头上看到的。这首由后人刻在石头上的诗句深深表现了,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在极为艰难的年代里坚持斗争,展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深深地震撼了记者。
作为一个生活在红旗下的当代青年,享受着革命先人的奋斗成果,是幸福的一代。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是一种乐于牺牲,不畏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长征,仍然需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亲爱的老师:
见信如唔,一切安好。
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老师,我怀念中学时代,怀念母校,怀念您……如果时光能倒流,让我重新回到学生时代,亲爱的老师,多么想再聆听您那语重心长的教诲……
别后,漫长的`岁月,您的声音,常在我耳畔响起;您的身影,常在我眼前浮现;您的教诲,常驻在我的心田……人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我走着,走着,不断地走着。
当我疲惫懈怠时,记忆中就会浮起您坚定的面容,坚毅的声音,坚韧的精神。老师呵,您教会了我生活,我怎能将您忘记!
每当收获的时刻,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念辛勤播种的您。老师,离别虽然久长,而您那形象仿佛是一个灿烂发亮的光点,一直在我的心中闪烁。
今天,我在遥远的地方,把您给予我的昨天,折叠成记忆的小船,任其飘荡在思念的心湖里。服饰依旧,容光依旧。您那熟悉的板书、熟悉的声音,将我们的思绪牵向往昔的学生时代。
哦,老师……我想您。在我心中珍藏着您明眸的凝视,它们像两眼清泉,永远奔流在我的心谷……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
学生
20xx年9月10日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历时两年,转战十余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如今80年过去了,虽然那段峥嵘岁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乐于吃苦、勇于战斗、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一直启迪激励着中国人
年轻一代如何传承发扬长征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近日,朱德元帅之孙、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访谈”,带领网友一同走进历史深处,领略前辈风范,聚焦长征精神,感悟革命初心。
从小最爱听爷爷讲三过雪山草地的故事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朱和平介绍,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团结互助精神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80年前的长征,红军将士靠什么跨越千山万壑、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胜利?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朱和平认为,长征时红军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指挥员平均年龄才25岁,战士平均不超过20岁,在长征途中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战士即使就剩下一口干粮也让给别人吃,这种同志间的用鲜血凝成的\'友谊难得可贵。“这样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能够从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走出来,除了具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外,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互相扶持的团队精神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曾经多次重走长征路的朱和平,对长征中的艰苦比常人有更多的。他介绍说,“我们之前对长征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书本上、电影上,老一辈给我们讲的故事中去了解。如果亲临实际到现场去感触,还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长征沿线的交通、生活设施都已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雪山、草地、关隘、战场,都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甚至当时红军住过的一些房子,很多都保留着原貌。长征路线经过了15个省,这15个省除湖南、江西外,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川西那一带还是比较偏远、落后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在在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一些艰辛的场面;特别是草地,我去年去的班佑那一带,不要说过这个草地,首先高原反应你就受不了,走一小段就很累,就要歇一会儿。可以想象当时几万红军是在那样一种自然条件下,填补饱肚子还要背着行李、弹药艰难地走过去,那是多么的辛苦。”
细节入手,故事化诠释长征精神教育新一代
长征历史丰富多彩,长征精神博大精深,如何对年轻一代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朱和平认为,家长应从细节入手,选取感人情节进行讲述,更多的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细节讲起,比如野菜的故事、党费的故事,还有长征中伤员的故事等。这些小故事尽管特别的小,只是涉及到两、三个人,但是可以展示红军部队当时的精神状态和团队精神。
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朱和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影视剧的创作应符合年轻人当下的观看需求,更多的从自我意识、个体的角度进行表现。“我们对中小学生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们制定人生的目标,树立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从小就给他培养这种性格和能力,这是主要的。”
朱和平在访谈中还提及他和儿子重走长征路的实际体会。朱和平说:“前不久,我带着儿子去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等地重温长征那段历史。实际效果还真是好,去和不去就是不一样,有些故事,我们在家里讲和到现场看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到了瑞金,到了当年的军委总部,到了爷爷奶奶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六平米的小阁楼,爬上去以后黑呼呼的,电话也是很老旧的电话,连灯都没有,孩子一进去就很感慨。”
谈到两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感受,朱和平坦言,自己作为50后与80后的儿子在对长征的感悟上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但是通过这次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对孩子来讲确实起到了很好地教育作用。他鼓励年轻人有机会应该要去实地体会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体会一下当年老一辈的艰辛与不易。“当下正值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年轻的一代也正经历着新的长征,民族复兴的重任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面前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去解决,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学习、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0年前,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征服雪山草地、峡谷激流等难以想像的艰难险阻,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为后人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采访了生活在我省的老红军李布德、马志选、李国策,请他们回忆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以此纪念长征,让后人永远铭记长征,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夜过鬼门关
[人物档案李布德,四川营山人。1918年6月出生,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战士、文书等职。参加过平津、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等。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1936年2月,我在红九军当文书,虽然只有16岁,但已参加红军三年多了,经历过很多生死考验,但第三次过草地前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党岭山位于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拔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倾注。当地群众中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先头部队白天翻越党岭山时,因狂风暴雪袭击,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夜间行军。这天,我们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势悬崖叠峭,冰封雪锁,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黄昏时分,部队出发了。我们连行进在大部队中间,连长在前头带队,我跟着指导员断后。队伍借着残月微光,踩着前面趟出的冰雪路,一个紧跟一个,踏着蜿蜒崎岖的雪路向上摸索行进。开始行军时,大家情绪还十分活跃,又说又笑,行军速度较快,掉队的也少。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人的体力消耗越大。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战士,一瘸一拐,一步一喘,慢慢掉下队来,停在路旁。指导员赶忙上前去对他说,来,我搀着你走,停下来就会冻死的!随即,从这位小战士身上摘下长枪,背在自己肩上,扶着他继续前进。
夜越来越深,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战士们个个都变成了雪人,整个队形好似一条银蛇,在雪山上缓缓移动。又有一个战士掉队了,指导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咬咬牙,再努把力,坚持就是胜利。说着,又要帮这位战士背枪。指导员身上已经扛着两支长枪了,不能把他累垮啊。我抢上前去,把枪拿过来,背在了自己身上。枪虽不重,但当时我年小体弱,而且又累又饿,多背一杆枪,顿时感到眼冒金星,每迈一步都像要用出全身的力气。这时,突然听到指导员说:小李,抓住马尾巴。话音未落,马尾巴就递到我手里,我紧紧抓住马尾巴,踩着马蹄印,跄跄踉踉走了一段,人借马力,才缓过劲来。
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滑,好多战士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甚至走一步跌一跤。有的战士摔进了深谷,有的战士滑入了雪坑,还有的战士硬挺挺冻死在路旁。接近山顶时,战士小张突然摔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指导员急忙把他抱在怀中,伸手一摸,浑身冰凉,赶快拿了床棉被盖在他身上。
一会儿小张苏醒过来,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焦急的脸庞,气息微弱地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别让我连累了队伍。指导员紧紧抱着小张的脸,哽咽地说:别说傻话,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你抬下山。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死亡威胁,翻过了风雪弥漫的党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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