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及论语的作文【一】
《论语》既是通俗的，也是典雅的。常读常新。
揽《论语》全貌，我们不难发现夫子是那样的可亲可敬，童真的烂漫和深刻的哲思天成一体，坚毅的性格与随和的态度共伴一生，嬉笑怒骂无不真挚自然。
《论语﹒八佾（音义）篇》所载：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已，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古代木舌铜质的吊钟）。”这段话大致的意思是，“仪地的一个官员想（通过夫子学生的介绍）见夫子，他说，凡大德之人来到此地，我还从来没有未见到的。学生就把这个官员引见给夫子（注：可以肯定他们谈的很投机），官员出来后说，你们这些弟子啊，何必整天哭丧着脸，天下遗失道统已经很久了，夫子是上天派来向世人敲响警钟的！”
当年的夫子和我们当下一样，都处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时局，大家都在痛心扼腕。但以一己之力向时代发出呐喊，惟夫子一人。
我常为《论语》开篇三问而击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初读此文，颇有疑。问自己，学习怎么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呢？干巴巴的书本啃到何时？朋友来了好好招待，噢，还说的过去吧……如果别人不了解、不理解甚至误解了我的良苦用心，我还要当做没事人一样，这可能吗
重读这段话，甘似饴。原来，在古代“学”和“习”是两种功课，古人称理论知识的受教掌握为“学”，生活实践的训练体验为“习”，二者缺一不可，不仅学得理论，更要反复练习运用于实践，“习”的古义是鸟的羽毛，当鸟儿学会飞翔，自由遨游在天空，那是一种怎样的快乐啊？！
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古之六艺，乃“礼、乐、射、御、书、数”，何止是光啃那些干巴巴的书本。夫子的时代还没有线装书，“有教无类”的思想，首倡私庠之滥觞，使王公贵胄之学走入寻常百姓之中，学其艺、观其性、察其道，在反复的教习中，感悟、俯拾人生的味道，那是一种怎样的快乐啊？！
同样，“朋”和“友”古义里也是两个概念，“同门曰朋，同志为友”，当志同道合的同窗师兄弟相聚在一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探寻世间的真理，学问的要义，这何尝不是一种快乐……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澄怀观道，玉宇清明。再来体会“人不知而不愠”，不会在为“误解”而陷入烦恼执着，夫子还言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样一个推己及人的胸怀，不正是夫子文质彬彬、谦谦君子的真实写照吗？！
再读此篇，淡如水。这三问，好似人生三境，反复玩诵每每都有收获，好比“诗无达诂”，意犹未尽，经过岁月的磨洗，人性之真、人性之美、人性的淡泊，愈发凸显了。
夫子是可爱的——讽其弟子宰予（白天睡大觉）“粪土之墙，不可圬（音乌，涂饰之意）也”；他是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是音乐发烧友（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也是位十足的书呆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夫子是现实的——他教子说话办事“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直指人心“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为了生存，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做过鲁国的司法部长（大司寇），直抒自己的法治理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更有穷途落魄时，路人的哂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夫子更是中华先民在追求美好理想过程中实现人格升华的典范——“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他初衷不改，一路前行，一次次振聋发聩的呼唤和追问，化作中华民族独有的.深入骨髓的精神气质，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壮言壮志壮行，终成“万世师表”，为后世景仰！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生活已打下《论语》等儒学经典深深的烙印，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多出于此，如见贤思齐、循循善诱、克己复礼、见义勇为、任重道远、温故知新、祸起萧墙、当仁不让……
许多名言、警句更是至今发散着智慧的光芒，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些成语、箴言辞简而意深，作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非常适宜。
夫子就是这样一位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深邃而又质朴的人。往事越千年，重拾国学经典，重树文化自信，中华儿女有足够的智慧与底蕴实现自己的百年复兴梦！再读《论语》，木铎铿铿，声犹在耳——这是一位慈悲老人的谆谆教诲，页页叮咛。这是中华民族跨越千年的精神浩叹……
关于孔子及论语的作文【二】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开篇的这三句话，可以说是老幼皆知，其意思也不用特别解释了。可南怀瑾先生却是这样解释的：做学问，要随时注意“时”和“习”，要随时随地学习。当你有进步时，能不愉悦吗？你的学问没有人能够理解时，有个难得的知己来看你了，能不高兴吗？做学问的人，也可能一辈子没人能了解你，那也不生气，这样的人不就是君子吗？这样的解释，比起常人的理解，不知要高出多少层。
南怀瑾先生这样解释的原因是，原句第一个字“学”不能仅仅当作狭义的“书本学问”理解，而是要从人生修养上讲起才行。也就是说，“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做人做事上去体会的。”那么，把“学”字的意义理解的这么宽泛，符合孔子的原意吗？南怀瑾先生说，《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而现在，一条一条分开印，是宋儒们把它圈断的。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又是一整篇大文章。
这倒又是一种新鲜的解读方式。谁都知道，《论语》是语录体著作，既然是语录体，就很让人习惯于把那一条条论述分开来独立理解。这本来也不算错，却容易造成断章取义。把“学”字理解成狭义的“书本学问”，就是断章取义造成的。所以，南怀瑾先生说《论语》中所说的“学”，不是仅仅文章写得好，也不仅仅是知识渊博，它还包括“做人好做事对”，哪怕一个人是文盲，但只要是会做人做事，就是有“学问”。这是南怀瑾把整部《论语》研究完后，用“整体观”看待《论语》得出的结论。
为了证明自己把“学”字理解成“人生修养”的“学问”的正确性，南怀瑾先生还列举了《论语》中子夏的话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意思是看到好的人就尊敬他，在家能竭尽全力爱家爱父母；在社会上做事、对人、对国放弃私心，对朋友言而有信，这样的人，虽说没读过书，也一定说这人真有学问。这句话足以证明“学”不仅仅指“书本学问”。
正因为南怀瑾先生解读《论语》与众不同，他解读《论语》的著作才命名为《论语别裁》。
他这个“别裁”不仅仅与现代人对《论语》的一般理解不一样，而且特别与宋代以来朱熹学派的儒家学者对《论语》的注解不一样。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儒士们因为是以对“语录体”的理解方式来理解《论语》，结果断章取义，让后人造成了对孔子思想的极大误解。比如宋儒们理解上述子夏的那段话时就出现了偏差。他们把“贤贤易色”理解成“看到好人马上跟他学习，连女色都不能亲近了”。把“色”字的“态度、形色”之意理解成了“女色”，以至于近现代人攻击孔子“违反人性”。他们还把“事君能致其身”的“君”理解成“皇帝”，又让近现代人攻击孔子是“专制思想”，因为《论语》要人为皇帝全力服务嘛。孰不知，“君”在此应泛指为“你尊敬的人”，也即是“朋友同事”或“你答应给人办事的人”。像这样对孔子思想断章取义的理解，还有很多处。
所以，南怀瑾先生说：“孔家店被人打倒，老板没有错，是店员们搞错的，这要特别修正的。”现在，是到了真正复原孔子的“仁义”思想的本色的时候了。南怀瑾先生独特的“经史相参”、“整体看待”式解读能帮我们吹尽黄沙，淘出真金。
关于孔子及论语的作文【三】
何谓“恕”也？“恕”乃宽容之意，中国文字中有八个字可以进一步地诠释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你会说：当今社会想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那么就请把今天的社会与当时孔子的时代进行比较一下，不用翻词典，就一个时间概念可以体现——春秋战国时代……，难道我们当今的社会比那时还动荡不安吗？孔子的学生曾子曾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两个词，他就过了一辈子！就这么简简单单。
佛家有一个故事：一个小和尚和一个老和尚，两人出去下山化缘。走到一河边，这个小和尚因为刚入道，什么事情都必恭必敬地学师傅。一看那有个姑娘要过河，他师傅就问姑娘，说你要过河，我背你过去，于是老和尚就把姑娘背过河。姑娘向老和尚道过谢意后，老和尚领着小和尚继续走。而小和尚对师傅刚才的举止是目瞪口呆，可他又不敢问，于是走啊走啊，大概憋了有20里路，小和尚终于忍不住问道说：师傅我们是出家人，你怎么可以背那姑娘过河呢？老和尚就淡淡地告诉他：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放下了，而你却背了她20里地还没放下……
这个道理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该放下时就放下，“仁者不忧”嘛。当今我们很多老师，会因为生活里不开心的事，而把那种不愉快的情绪带到课堂；再加原本对学校或领导的不满，此节课如果哪个倒霉的家伙撞到了这位老师的枪杆上，那就是自找苦吃了。学生在成长阶段他们会学习他周围的一切事物，即使他不是主动学，但周围的事、物对他都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老师今天可以无缘无故地拿学生出气，在学生心目中，他就会认为：下次我不开心时，迁怒于别人，那也是天经地义，因为老师就是这样做的。这就是“言传身教”，当然这是反面教材。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里，由于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过的犹如快餐，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培养感情，学生从小就看见的是那种缺乏人情味、没有宽容之心的社会，那我们的人类将发展到何方去？
人们常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来形容老师这个职业，为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与人类，教师欲使学生具有很好的德育意识，必先建立自己的良好德育意识，一切行为从“恕”开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仁
孔子的学生樊迟曾必恭必敬地问道：“何谓‘仁’者”？，孔子回答道：爱人；然后樊迟又问道：“何谓‘智’者？，孔子答曰：知人。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到爱别人就是仁慈，了解别人就是智慧。“仁”的真正核心就是做你身边的这件事，爱你身边的人，即爱亲亲，泛爱众，仁民爱物（陈新汉《哲学与智慧》P310）陶渊明，因为自己的一头耕牛之死，而伤心难过半休。为师，育德不是教德。今天的老师能否理解学生，爱学生？这是最基本的德行体现。有的老师认为师、生是两大永不相容的阵营，甚至拿出《孙子兵法》那一套研究出所谓的《班主任兵法》来“对付”学生。想想“兵法”被用于你死我活的战场之中，如果我们的老师都是用“兵法”这一套来与学生相处，那么师生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未来我们熏陶出来的学生又怎么会有爱心？所以只有老师具有了永远的爱心，爱学生之所爱，能做到义、礼、智与信于一体（如不能全做到，哪怕一样也比没有好吧），这样也就达到了“不言而育”了。还需要所谓的“兵法”来“对付”学生吗？或者读者会说：你这说的这种爱是很高要求的爱，我们很难做到……。试问爱还有高低水平之分吗？要么爱，要么不爱，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也许你还会说：照你这样说，我们的学校德育就没有必要了？在此笔者绝无取消学校德育教育形式的意思，而是希望学校里的德育应当搞清楚德育应以谁为中心？是不是说一切以中央的文件、地方的指示、学校的规定来进行学校的德育？是不是只有德育老师的课堂才是德育的地方？离开了所谓的德育课堂就不言德育了。是不是我们的德育老师才应谈德育其他学科教师就不用言德育了？至于如何培养学生的德育意识，我想应首先建立全体教师的德育意识。学校、学校本乃育人之地，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是学校全体人员义不容辞之责任。而且，每位教师都要严于律己；因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
以上只是笔者在读《论语》时，观今之德育工作而领会出的道理。记得一位德育老师曾在发表过文章说：在德育课堂上他教育学生要正直、诚实、守信等等，而自己、包括学校领导每天都行欺骗之为——老师应付领导、领导应付上级、上级应付上级（中央）……。如果我们的生活圈是这样的一个德育氛围，那我们未来的校将不校，国将不国？
正如曾子曾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两个词，他就过了一辈子！其实现代的我们可以比曾子过的更简单，一个字足亦——仁。因为《谈文·心部》：“恕，仁也。”“恕”属于“仁”的范畴。这个字就是希望我们人类从自己的仁心与善心去处理自己周边的情感与物质利益。在人际关系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推及到当今教师的话，就是要用一颗仁慈的心去看待学生天性中“恶”的一面（记得一位西方古代哲学家曾说过：人的天性就是——天使加魔鬼）；要通过“正己”进而影响学生，而不是采用兵法来“驯服”学生。赫尔巴特在其德育目的原初说中曾讲过：人对德性的需要是永远的。最重要的是这些道德准则只有学生主动愿意去追寻时，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精神财富。所以教师的德育责任就是从自我德育意识培养开始，即从“仁”始亦，感染学生、激起自己然后才是学生心底的那份德育原初***！
孔子已离开我们太久，他不可能今天来教导我们什么是德育？怎么来教德育，可为何孔子的思想能对我们每个后人有这么大的魅力？也许我们会说他是圣人，而圣人的意义在于他是最有行动能力的、有人格魅力的人。而孔子的思想集《论语》教给我们的就是：简单的生活、获得心灵的快乐，所以我们的教师能带给学生的也应当是他们应有的快乐，而自己也从中体会到更大的快乐。
关于孔子及论语的作文【四】
对于整个东方的文化而言，孔子也许算是最特殊的存在。西方人总试图将儒学作为宗教理解，他们所看到的孔子是一位精神的偶像，也许，如果所有无法摆脱的精神制约都可以视为宗教的话，孔子确实是这样一种后果的直接缔造者。但实际上这种认识存在非常大的偏差。虔诚的教徒永远不能理解的是，在中国宗教始终不过是无数围绕“治世”而采取的手段之一，不会有一个帝王真的允许哪个宗教来控制他世俗的天下，所以也不会有哪个人怀着神圣的心情认真去探讨神存在的可能性。中国不会出现像文艺复兴那样的人性觉醒期，因为中国人的眼睛，从来没有片刻从人生活的世界移开到上帝的宇宙中去过。中国的哲学是彻头彻尾经世致用的哲学。“子不语”所表达的表象的敬畏之下实质则是漠不关心，以致所有“怪力乱神”在最初就驱逐出了研讨的范围，也使得在后世这种实用主义的风气经年不绝。
然而着眼于现世，却并不意味承认现实。
东方的读书人，总是怀有类似“劝世”的情结。所以孔子长久担当的真正角色是教育者。在他本人的时代，儒学倡导的是人的自制，上至君王，下至草民，人应该使自己向一种理想人格趋近。孔子将之定义成为“君子”。通过强调人的修身与自省，孔子宣扬当一个君主的自我修养达到完善，那么他的权力就可以通过最和平高贵的方式来保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真，因此我们看到后世虽将孔子本人拜为先师，却没有几个强大的君王是按照他的理念在经营他的政权。尽管如此，那些对于理想人格的设定却并没有被轻贱。今时今日，中国人的道德标尺也依然围绕着它们，谦逊淡定博学慎行的君子形象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始终被向往，但它一直以来被推崇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谁也还没见过它的完成。那些劝诫简短如“不迁怒，不二过”，如“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却无一不是包含了对于自身情绪与意识的双重控制，“君子”是一群有着绝对精神力的人，从这种意义上看，孔子相信个人意志的力量胜于环境的影响力，因为在他的描述中，“君子”无所谓贫富职业境遇，他们从不慌张，从不刻意争取，永远只是物来则应随遇而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变色，而一旦被委以大任，他们又能把一切都做得很好。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悖论。
儒学的本末，都成为这个悖论之下的一个圈套。这个圈套的根基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假设，它决不可能实现，同时任何理论又都不可能推翻它，结果就是连它的创造者本人也被它套了进去。讽刺的是现实之中，孔子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应该只是做好全部的准备来等待时机的降临。众所周知，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试图说服那些绝不可能——按照他所说的，去重现一个绝不可能回到的美好过去——的君王的努力中。这是非常悲哀又奇怪的事。我们看到过最标准的智者形象，是像老子那样遁世于飘渺的。因为如果看清了全部的现实，就会明白要改变已成规矩的方圆只能是种妄念。我很难相信孔子真的认为他所理想的世界可能到来，他所留下的形象也从来不是这样一个野心而自负的人。在他所留下的关于自己理想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和所谓“治国平天下”截然不同的方向。他喜欢音乐，向往沐风逐月的清逸闲悠，崇拜老子，直言见老子犹见真龙。但是最终他一天也没有真正去落实过他的憧憬，他舍弃了清高与优雅，以卑微的姿态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试图用老迈的身躯挡住滔滔的江水。而这一切的理由，也许只是出于一种悲悯与责任感。他背负了整个时代的理想与现实。他的智慧一定使他看到了未来只会是现实的不断重演，被遗忘的美德从不会被唤醒，就如它们从来不曾真的存在过。带着这样的矛盾与感伤，他一生都在做一件明知不可为的事。如同一句古老的箴言所说：巨大的悲悯，超越了善。他注定会失败。他成为了不可被战胜的人。
关于孔子及论语的作文【五】
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话虽有夸大之嫌，但是证明了《论语》在我国诸子百家著作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及其不可超越的地位，其中至多理论仍被世人视为真理，不但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名扬四海，被誉为东方的圣经。
在《卫灵公》里，他说道面对穷困潦倒的局面时，君子与小人就有了显而易见的不同。孔子认为他的生死观就是将“仁”作为最高标准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仁”。***身成仁自古以来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在《宪问》中，孔子讲到了言论与道德，勇敢与仁德之间的关系。孔子认为，勇敢只是仁德的一个方面，二者不能划等号。因此，一个人除了要勇之外，还应该修养其他的各种品德，从而变为有道德的人。孔子鄙视物理和权力，崇尚朴素和道德。所以他周游列国，宣扬自己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可惜并未受各国国君接纳。
在《子路》里，孔子阐述了自己对于“士”的理解。孔子认为，“士”首先是有知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偶担负一定的国家使命。其次是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现在的当政者，都是气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虽然孔子的认识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他敢于质疑统治者的精神。孔子眼里，统治者做到以“仁”待人待国后才称的上是“士”。
在《先进》中，孔子极力提倡“慎言”，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说。因为，白玉被玷污了，还可以把它磨去，而说错了的话，则无法挽回，希望人们言语要谨慎。
在《季氏》里孔子谈到，交朋友要结交那些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人，而不要结交那些逢迎献媚、花言巧语的人，要用礼乐调节自己，多多地称道别人的额好处，与君子交往注意不急躁、不隐瞒等等，这些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颜渊》中，孔子谈到了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他希望人们按照“忠信”、“仁义”的原则去办事，否则，感情用事，就会陷于迷惑之中。他认为要提高道德修养水平，首先在于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要过多地考虑物质利益；然后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过多地去指责别人；还要注意克服感情冲动的毛病，不要以自身的安危作为代价，这就可以辨别迷惑。
总而言之，孔子及其弟子的箴言警句在近日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规范人们的举止，提升思想道德水平。
